顺便解释一下，我所说的吾尔凯西过海关的玩笑，是说现在的吾尔凯西，也就是经过近20年现代西方文明熏陶后的吾尔凯西，而不是当年大学生的吾尔凯西。这与邓林访谈没什么关系，这种节目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想说这事是因为去年台湾绝食、静坐、游行，吾尔凯西他小人家也去了，发表了一些讲话。大概内容就是，当年我们也是这么干的，你们干的真棒之类的。显然，他还根本没有弄清在民主社会的游行和我们当年的游行有什么差别。我就是当年那批学生的老师，他们中的有些人我还亲自教过。看到都快20年了，他们还是没什么长进，现在还是当年愣头青的水平，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多少还有些古人说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感情在里面。玩笑开的重了些，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小吾尔和亲朋好友，以及小凯东、凯南、凯北、凯中们海涵。
小 结（二）
6、现在中国很多社会问题，是“人民”所共同参与或容忍的，而且这些腐恶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涉及各方面的利益，绝不是一个口号、几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腐败，70年代有个民谣，“10亿人民9亿贼，还有1亿专偷煤”，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贪官污吏也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几天听说这么个对话。有人到法院办事，法院的人爱答不理。
“你们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我们人民法院是为人民服务，你是人民吗？你能代表人民吗？”
这位法官这次确实是在代表全国人民阐述“人民”的概念。所以就引出了人民痛恨腐败的错误结论。
7、本人对中国社会又充满悲观，整个社会水平还处于民智“半”开状态。现在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触及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议会制度等这样一些禁区。体制内没有一点改革（或改良）力量，知识界犬儒化，底层和上层形不成什么良性互动，唯一看得见就是“维权行动”，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扯这个话题了。根据我的观察，其实这里面也是官员、百姓、商人、律师之间的博弈，也是左右政治力量的表演舞台。
其实，中国搞改革还是需要上面有权威、有手腕，有魄力、有想法（或曰抱负）的“四有新人”，而且不爱说话。人民公社、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这些当初被视为社会主义命根子的东西，不是几句话就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吗？老袁那时扔得更多。
现在的情况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通过腐败刺激经济、贪污笼络官员、影响因子推动科研、药品回扣维持医疗，就这么混混沌沌地繁荣下去？能持久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8、我所期待的渐进式改革（民主）又该如何进行？我曾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尤其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开启民智。可目前的知识分子又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漠视社会底层的苦难，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古代那些“为天地立心，为民生请命，为圣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们已不复存在。跟土里刨食的“掏大粪文盲老农”（“土里刨食”可不是我侮辱农民，在北方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这是农民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话）真是只有收入多少的差别了。人们看到的很多慷慨激昂的文章、讲话实际上都是在做秀（有个别例外），为自己捞取某种资本。真正慷慨激昂的时候还是在评职称、分房子的时候。
不过，如果知识分子真玩起“社会责任感”则更麻烦，比如说，林博士的那种“重义轻利”做法，听着就脊背发凉：“重拾思想改造”、“打烂坛坛罐罐”、“十月革命再回首”，“犬儒”们至少还不会这样干。尤其听到“掏大粪文盲老农”，因为这活我干过，北方叫“起圈”，把猪圈的肥往外“起”，然后送到地里去。干一次十天半月缓不过劲来，现在想起来还“小腿弹三弦”，心有余悸。我们教研室和农村有过接触的占80%，包括工农兵学员、77级插过队的，还有80年代以后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我们这些“犬儒”费了这么大的劲，就是想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再和“掏大粪文盲老农”发生任何关系。也希望在中国大地上，“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数量越来越少，“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的多，舒服的多”。林先生要在我们教研室里说这些话，很有可能的是被直接扭送猪圈实行“思想改造”，令其为众人做出表率。所以，这些硬话也就是在网上说说，在“犬儒”群里怀念过去时代物价便宜、官员清廉什么的都有，但敢这么跟“掏大粪文盲老农”叫板，现实中恐怕极少。
互联网对开启民智的作用也有限。一方面国内互联网的控制极为成功，那些大论坛，基本上都是与中央保持一致或者偏左一些。另一方面，人们一到网上（或出国），离开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就都成了敢说敢骂、豪气冲天的硬汉，个个都是狠角色；到了现实中，除了个人利益直接受损外（间接受损还没事），碰到需要为“大义”挺身而出的时候，又都是羞羞答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昨天我的贴子刚出来，板砖就飞了过来，题目看着都吓人：“不能以任何理由阻碍和延迟推翻中共的革命的进行”（《列宁在10月》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我们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来扼杀革命！），还有人跟贴叫好。要写的话篇幅太长，我这里不驳了。看来我说知识分子毫无社会责任感，只适合国内，网上、国外还真有这么多的以“推翻中共的革命”为己任的志士。我并不想讨论你们所谓“革命”的理由，只是想说明你们真要是（虽然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波及全民（包括你们本人的父老乡亲、我本人和我的父老乡亲）腥风血雨，而且将会从灾难走向更大的灾难。
综合起来看，也可能还是“犬儒”好一些，挣点讲课费、办些辅导班、弄点科研奖励，勤劳致富，也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高水平工匠，即使前边提到的搞晶体化学那些人，论文、成果虽然没什么太大意义，至少也为这个领域提供一些数据，不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危害。
9、中国社会千变万化，本质上还是农业社会。人们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正确的理念不能被接受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朝野双方互相妥协，从长远看比斩净杀绝对双方都有利，这种英国人在17世纪光荣革命前后就已经整明白的事情至今人们还不能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
国人对日本人有句评价：国土狭窄，心胸和目光更狭窄。如果说日本人处理国际事物是这样的话，我还没什么意见；如果说对内的话，日本人则要比咱们看的远的多。我前些年因为开会去过日本几次，到处是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仅在对待环境、能源的“高瞻远瞩”，我们下个世纪也达不到。
当年老毛和马寅初讨论计划生育问题，客观说，即使平等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让人们在“代数增长、几何增长”与“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选择，恐怕老毛也是必胜无疑，毫无悬念。老毛说的其实都是亿万人民的心里话，70年代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当年下乡那个村里的老乡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孩子还是要生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男孩”，在村里多个孩子等于多一个拳头。国家也是这么个理：这么搞计划生育，打起仗来怎么办？（连赫鲁晓夫这个老矿工都知道，在现代化战争面前，人，尤其是“掏大粪文盲老农”，只不过是一堆肉！）
只是这几年老乡进城找我办事，才感慨地对我说：北京公共汽车这么挤，看来还是得搞计划生育啊！
10、人们对老毛的认识，就像是莎士比亚说的一样，There are a thousand Chairman Mao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改编自“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在大部分人认同的是无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不再有过多的斗争、造反、夺权、整人、枪杆子、刀把子的血腥含义。
前一阵子国内中考，我看到家属院里有个爷爷教育孙子，他是七十多岁的老同志，除了语录没学过什么知识。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这可不行。毛主席说过，学生以学为主，不认真复习你们能通过考试吗？”
阉割和改造毛泽东思想，从人人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娃娃抓起。这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总说小人物的事了，我再举两个大人物怎样看待老毛的例子。
（1）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这个头衔不是人家自封的，是国家给的，已经载入某“人物大全”，人家自己倒是很谦和，还以小人物自居。半个世纪前的“两个小人物”中的蓝翎57年成了大右派，李希凡则一直是“知名文艺评论家”，文革虽然也照样进“牛棚”，挨批判，不过半截就被保了出来。目前在“学术”上依然是风头正劲，去年出的《中华艺术通史》（700余万字， 3000余幅图片），就是这位大师主编的。
李希凡称自己有三个“深恶痛绝”：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 “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详见以下网站，看我有无一丝夸张。我现在也搞不明白，这个大文学家的“对文革深恶痛绝”难道就不是“非毛”言论？
（http://www.qxciw.com/cimanage/glsk_sjrw/glsk_sjrw_lxzj/2006-9/3/069317473153435.html）；
（2）当代著名艺术家张广天（可上网搜索，太多了）：国内左派代言人、基督徒和狂热的毛泽东崇拜者，也是80年代的学运领袖。
称自己最经常读的两部书是圣经和毛选。经常是左胸别着毛主席像章，脖子上挂个十字架。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拿着黑圣经。他还发现基督教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
都主张爱：
耶稣——爱人如己；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
甚至主张爱敌人：
耶稣——不只是爱自己喜欢的人，而且要爱仇敌；
毛泽东——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
都主张平均财富
耶稣——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
出生日期：
耶稣——12月25日；
毛泽东——12月26日；
暗示两人有天兄、天弟关系。
这就是发生在21世纪中国大陆的真实故事，看来确实和洪秀全有一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