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证实了上帝惩罚乱臣贼子孙中山，非法的创建的中华民国！

“而这些同盟会的成员，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接受了黄兴的密令：即回国后，要在清军中掌握兵权。但是，却不可，暴露革命的真实面目。于是，这些留日士官生回国后，按黄兴的密令行事，组成了上述在军队中的，各种秘密的革命会社。同时，倾其全力掌控兵权，进一步发展，秘密的革命会社的主要成员，而形成一股秘密活动的"革命军"武装力量。”
所以，猴子毛泽东，派遣了那么多的特务，潜伏在中华民国的政府里，这些所谓的官员，竟毫不知情！竟像没有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最后，撞得头破血流，撞到台湾，还是这样的像，没有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花费二十万欧元，给装神弄鬼的匹夫-陈泱潮-假名（经济诈骗犯，畏罪潜逃），真名陈尔晋一群，企图骑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作威作福。
结果？自己搬石头，砸了他匹夫自己的脚-装神弄鬼的匹夫-陈泱潮-假名（经济诈骗犯，畏罪潜逃），真名陈尔晋说，好几个人都要杀他。

中华正国胡德斌陛下。于欧洲行宫。2007，10，29。
莫建刚文集
武昌起义的实质与尴尬http://www.boxun.com/hero/2007/jiangang/30_1.shtml
 
   通常被御用的激进主义史家们所欢呼、所崇拜，以及振振有辞并侃侃而谈的称为推翻大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貌似胜利与成功，实际上，却是处于极为的两难与尴尬。武昌起义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谣言；以及各种事件互相传递的讹误下运营而生。在武昌起义之前，各种报刊舆论所宣扬的暴力革命的煽动言论，以及对各地民情的夸大其词，还有各种各样的在文学和文化的包装下，组织的秘密革命会社，都一劳永逸地为推翻大清王朝而准备着的军事上的暴动起义。而这些秘密的革命会社，已经在清廷的军队中有所发展。诸如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其主要的组织人员，都是以孙文和黄兴为首的同盟会成员。而这些同盟会的成员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接受了黄兴的密令：即回国后，要在清军中掌握兵权。但是，却不可暴露革命的真实面目。于是，这些留日士官生回国后，按黄兴的密令行事，组成了上述在军队中的各种秘密的革命会社。同时，倾其全力掌控兵权，进一步发展秘密的革命会社的主要成员，而形成一股秘密活动的"革命军"武装力量。
   
   这是一种旨在用秘密的活动组织并企图发动一场暴力革命的武装运动，以颠覆军队的反叛行为，导致大规模的推翻大清王朝及其腐朽的制度，从而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将涉及运用革命的武装暴动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并在"革命领袖"的号召下，再进行一个接着一个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实际上，中国革命所要做到的，就是用暴力武装进行一场对旧制度的全面颠覆。在暴力革命的摧毁下，用新的政治体系替代旧制度的政治系统。它不仅要打倒旧社会的权力分布，它还要以暴力的手段将整个社会的结构打乱而重新洗牌。用政治哲学的意义表述：即所有的准备，并在这些准备中图谋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而这个新政权诞生的助产士就是暴力革命。并在暴力革命的吹产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革命领袖"的率领下，取代旧制度的统治阶级。同时，在群氓革命者的簇拥下，将"革命领袖"推上统治民众社会的权力宝座。
   
   在武昌，暴力革命的地下活动正在积极的准备中。在军队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经过双方主要人物的多次见面和秘密的商谈后，终于在１９１１年７月初实现了联合。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诩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革命军"总参谋长。可是，这个"革命军"的经费来源却成了一个烦恼的重要问题。像蒋诩武、孙武以及他们的同党在清军中，几乎都是最下级的军官，虽有一些兵权，但实力却非常有限。至于钱财方面，虽谈不上贫穷，但也不富裕。所以，在筹集"革命军"经费的问题上，便显得捉襟见肘。他们曾设计盗取庙宇中的金菩萨像，但是却功败垂成。有一下属想盗窃他亲戚的积蓄来充当经费，也未能成功。于是便采取要挟同仁的下作手段来筹集经费：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仲文有五千银子的积蓄，他原来打算用这些银子进京捐一官职，但由于担任了共进会的会长，在捐官的问题上也就作罢了。可是，由于此人生性小器而非大度之人，所以这五千两银子也就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为了让他能痛痛快快的将这银两拿出来作为革命的经费，共进会的俩个主要成员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等他抄写好后，这俩人将他亲笔抄写好的革命宣传品拿在手中，作为要挟他的条件，如果他拿出这五千两银子作为革命经费，那就罢了，如果他不愿意，便用他亲笔抄写的革命宣传品向官府告密。在两难的情况下，刘仲文选择了前者。于是，革命的经费便迎刃而解。这真是一种下三滥的高招，暴力革命就是这样，所有私有的钱财都必须为革命服务，在危机的时候，连身家性命都要贡献，何况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私人钱财。如果敢于私藏钱财，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有的，都要受到惩罚。小到告密，借官府之手将你治罪，大到用革命的行动将你及其家人的财产和性命全都革掉。
   
   在暴力革命的狂潮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要做革命者，就不能有理智的推理。也就是说，每一个群氓革命者都不必具备，甚至不准具备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这种思想性二元化的思维和量度，会使群氓革命者在革命的关头上，出现退缩和反叛暴力革命的情况。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进行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为什么要迫使这些参加暴力革命的群氓们不假思索地去完成组织中，"革命领袖"所不愿做而必须要做的事情呢？因为一个暴力革命的群氓集团，必须屈从于"革命领袖"那发自内心强烈的欲望以及不可遏制的暴虐冲动。群氓革命者必须受到"革命领袖"的驱使和支配。在革命集团中，没有群氓革命者个人的私欲；以及私有的利益。他们必须在"革命领袖"的驱使和支配下，进入共同的不假思索的革命活动。
   
   在"革命领袖"像教主一样，以革命宗教的咒语，狂啸着革命目标的同时，没有人想要拒绝，并以一种声音将"革命领袖"咒语般的狂啸，迅速在革命群氓集团中传开去。使群氓革命集团踏着同一种革命的步伐，高唱同一首革命的歌谣，在同一面革命的大旗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尽管这些群氓革命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观点、信仰、风俗习惯和人伦道德。但是，为了革命乌托邦的终极目标，他们在"革命领袖"咒语般的狂啸和狂热暴力的率领下，向旧制度猛扑过去，用暴力革命的狂潮将旧制度淹死，用暴力革命的枪杆子将旧社会屠杀。不需要任何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改朝换代就是将"革命领袖"推上权力的最高峰，这就是理由。而在暴力革命的群氓集团中，每一个人都是孤胆英雄，他们英勇杀敌的神话，在"革命领袖"咒语般的狂啸中，在御用流氓文人的笔杆子的造谣与讹误下，都变成了历史的事实。于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着暴力革命神话的奇迹飞奔、前进、万死不辞。
   
   武昌暴动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在以告密要挟的手段得到了刘仲文五千两纹银后，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派人到上海买武器。同时，恭请黄兴、宋教仁等到武昌领导和指挥革命暴动。此时的黄兴正在香港，武昌起义的代表，便写信托人带到香港面交黄兴请他再次出山领导起义。宋教仁和谭人凤开始时，很爽快地答应了武昌代表的邀请。可是，到正该起程到武昌时，宋教仁却称自己已经患了重感冒不能赴武昌，并主张起义延期举行。事实上，宋教仁是受到其他人的耸恿而反对在近期起义。
   
   而在香港的黄兴接到武昌代表的信件后，便事先打了一份电报电告孙文，希望他能在海外筹集２０万或至少４－５万元的款项支持武昌起义。黄兴表示，只要孙文的筹款一到，他本人就经由上海前往武昌。可是，在海外的孙文只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才在报纸上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所占领的消息。几万甚至２０万的款项怎样才能筹集，这对孙文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一向以"放大炮"吹嘘自己能在海外华侨中，筹集巨款支持革命的孙文，被现实中暴力革命的事实将了一军。他此时是无法筹集到几万乃至２０几万的巨款。可以说，孙文在海外的筹款来源，基本上是来自洪门致公堂和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的赞助。
   
   孙文在国内所发动的１０次武装暴动，其所有的经费来源几乎出自洪门致公堂。可以推断，由于孙文式的暴力革命在国内遭受到极为惨重的失败，加上１０次武装暴动的巨款筹集，洪门致公堂的资产也几乎用尽。所以，如果孙文再向他们筹集巨款，从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于是，孙文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有回电给黄兴，令他暂时不要行动。还可以断定，由于孙文在国内所发动的１０次武装暴动的失败，既损失了巨大的资财，又伤害了大量革命同仁的身家性命，以至于海外洪门致公堂，以及大部分华侨几乎对孙文式的暴力革命丧失了信心。由于种种的原因，甚至导致孙文在海外的生活都发生了不可意料的窘迫景况。以至于他为了生活还不得不到华侨饭馆去打工挣钱，以求保证自己不被饿死。
   
   于是，伟大的"国父"在现实的生活中，必须抛开他那伟大的革命空想，面对生活的窘景而自食其力。那种平时以"革命领袖"的风范和发号施令的权威，并驱使他人和支配他人的革命作风，在大言不惭的革命行动遭至了重大的损失后，而得到的现实因果的报应。从此以后，孙文对海外洪门致公堂已是愤愤于然甚至恨之入骨。
   
   武昌暴力革命的情绪，也在文学社的媒体《大江报》的煽动下，一再地形成高潮。武装暴动推翻清王朝的呼声，在社会中时隐时现的悄然行走。单从《大江报》所刊登的两篇文章，就命社会中的平民百姓深感恐惧，这两篇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没有必要去研究文章的内容，单就这醒目的标题，足以让现当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抚额深思。可以说，在这两篇醒目的标题上，就已经体现出当年暴力革命的幻象是多么的浓烈。
   
   虽然，这两篇文章名不见经传，也不可能成为传世经典。但是其所表露出的思潮，已经影响了后来的革命者。当年的中国，在清王朝腐朽制度的统治下，已经是赢弱不堪。民众需要的是安居乐业的生存与发展。特别在南中国的各个省份中，这里的平民百姓在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的革命中，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里。１８年后太平军被彻底剿灭，南中国的民众还是处在战乱与贫困的环境中。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还有义和团狂热的排外所造成的对民众社会的暴行和骚扰，对整个中国民众社会来说，都充满着战争与屠戮的喧嚣。中国民众需要休身养息，不管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养家糊口和安居乐业都是民众及其社会的首选。于是，和平与秩序便是民众及其社会内在心理对现实的呼唤。
   
   "大乱者"也就是说，必须以暴力革命的骚乱来改造社会，甚至推翻现实社会中，民众所要求的和睦与安宁。固然，大清帝国在辛亥前后已经是走到历史的尽头。但是，想要用大乱来改造中国的神话，必定对中国民众的生存与发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倡导"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的论调，无非是想在大动乱、大破坏以及大革命的屠戮中，攫取绝对的统治权力。同时，乘民众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掠夺他们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大动乱、大破坏以及行武装暴力的大革命，绝不可能救中国。正如康有为、梁启超所预言："法国大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不止。" 中国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果然被他们言中。从１８５１年的太平革命到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以及到１９４９年的共产革命，还有１９７６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前后后１２５年间中国民众及其社会都生活在大动乱、大破坏和暴力革命的大屠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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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大破坏、大屠杀的暴力革命到底给中国民众及其社会带来了什么呢？繁荣与幸福？非也！它只给中国民众及其社会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暴君和暴政。而这些暴君和暴政是拒绝和平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接受了"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暴力革命的论调。上述的两篇文章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主流舆论。于是，在这种主流舆论的推动下，武昌起义暴动便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９月２４日"革命军"的首领们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经过商讨决定在１０月６日晚间举行起义暴动。不料，由于起义的消息因保密不周而走漏了风声，再加上由"革命军"总参谋长孙武所约定湖南的起义军，赶不及在１０月６日和他们一同起义。于是，孙武再次召集其他首脑们开会，决定将起义时间延迟到１０月１６日，并派人送信给"革命军"临时总司令蒋诩武，请他立即赶回武昌主持工作。但是，当蒋诩武于１０月９日离开汉口赶到武昌后，汉口的革命机关却已经破露。这是一个连一点军事常识都不懂的重大失误：１０月９日上午，孙武和其他两人在汉口宝善里１４号把炸药装进大铁罐，将其做成一种土炸弹。这种大铁罐有三个，每个可以装进５－６磅炸药。其计划是将这三个铁罐装满炸药，做成三枚大炸弹，在起义暴动时，将这三枚炸弹扔进清军驻武汉的最高指挥官瑞澄的卧房。孙武和另一个同仁正埋头工作，按理在制作炸弹时，其他闲人是禁止入内的，这一点作为军人的孙武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纰漏。此时，刘仲文的胞弟口衔一支燃烧的香烟，走到制作炸弹的楼上，在观看制弹的过程中，将燃烧的香烟灰抖进装满炸药的面盆里，刹时便引起大火，大火烧伤了孙武的脸。就在孙武被送到另一个同仁的家中安顿下来后，俄国巡捕已经将这个起义军的机关查抄。他们抓走了刘的胞弟和他的小老婆，并将机关里的起义军名单、旗帜和文告统统交给清廷的捕快。
   
   当蒋诩武得知此事，再次和起义军的头领们商讨后，决定将起义的日期提前到１０月９日深夜，并立即起草作战命令，指派专人分送各路部队与各陆军学堂。起义的信号是：中和门的炮声。可是，作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的作战命令，却根本就没有如实的传达到各路的起义部队。以至于各路起义的部队一直都在等待着"中和门起义的炮声"。而更让人奇怪的是：起义军得到的命令是：以枪声为号。如此混乱的传达着起义命令的信号，使起义暴动的队伍莫衷于是，并按着自己意志各行其事。
   
   １０月９日的深夜，已经接近零点之时。由于起义的消息早已暴露，武昌所有的街市都被严密地警戒起来。到了深夜正１２时，城内和城外的炮声已响，随着南胡城内的炮声也响了起来。但是，响应起义的武装部队却均未起事。
   
   就在蒋诩武的起义命令发出后不久，他所在的那个革命机关又遭到破坏。蒋诩武等人被清军抓捕，此时的武昌城已经再一次加紧戒严。城门关闭，城内外的街道已被戒严的清军切断。由于看管不严，蒋诩武乘机逃脱，藏匿在另两位起义同仁的家中。１０月１０日，蒋诩武与孙武同时在各自所藏匿的住所里，派专人传达着起义的命令。由于是两份不同的作战命令，也只能导致起义人员摸不清头脑的各自为战。
   
   使这次起义出现了很多尴尬的事情是：当各营指挥官召集起义的代表商讨起义的事情时，有的起义人员却将子弹摔进厕所，有的把子弹丢到了墙外。当起义的指挥官吹起警笛，召集大家集合时，前来集合的起义人员却寥寥无几。可以理解，因为这是生死悠关时刻，敢于牺牲的壮士的确不多。被集合的起义人员在指挥官的带领下，向起义作战的地点进发，可是在行军的途中，参加起义的人员却拖沓着不愿再走。当指挥官回头一看，起义的队伍只剩下４０几人，有很多人都在中途临阵逃脱。这是武昌起义中，一支队伍的作战情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起义暴动的状态几乎相似。
   
   不排除武昌起义的壮士们英勇作战的气慨，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一哄而起居然拿下通衢天下的重镇－武昌。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５时左右，在起义军的奋战中，武昌全城除少数据点之外全部都被起义军将士占领（蒋诩武和受伤的孙武只知道躲在下属军士的家中发号司令，而他们的命令却始终传达不到前线作战的起义军将士的手中）。余下来的事，就是召集起义军所有的头领开会。同时，商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并推选让众人都信任的人来担任都督。军政府需要选出一位资深而负有众望的人物来主持日常工作。当时的"革命军"临时总司令蒋诩武在１０月９日被捕后潜逃，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逃到了什么地方。可见，蒋诩武逃出后藏匿在他下属的住所里，所发布的作战命令都无人知道，前线起义的官兵只知道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战斗。而被炸药烧伤的总参谋长孙武和早就被任命的都督刘仲文，此时均在汉口。虽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但却无法及时赶到（确实也无法赶到，因为汉口是在１０月１２日才被起义军占领）。
   
   黄兴正在赶路的途中，宋教仁因不满起义的时间被提前，所以装病不愿出山。众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将黎元洪推选出来担任都督一职。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战争期间变化莫测，如再不推选一位资深的军事人物来领导和指挥起义的军队和主持军政要务，武昌起义的前景将岌岌可危。当时的清廷在武昌起义的突变中，还没有回过神来。全国各省的军政首脑都处于懵懂的观望之中。短暂的平静，每分每秒都需要作出果断的决策。于是，黎元洪便被呼之欲出。极为尴尬和可笑的是，据说黎元洪是被一个叫马荣的起义军将领，从床底下将其拖将出来，并强迫着他去军政府走马上任主持大计。确实，黎元洪与中国革命丝毫没有一点关系。在他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共和的思想。其实，宪政与法治为何物，在他的脑海里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空白。由于他富有宽容之仁的长者风范，平时对部下关怀爱护，但是论军事学识与经验，他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军事人材。他官居统领（相当于旅长）之职，的确要比起义军所有的头领高出很多。开始时，黎元洪不肯担任都督一职，在马荣等人的强迫下，他才勉强就范，这大概就是他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的原故吧。
   
   １０月１６日，起义军头领们在军政府驻地设坛，按旧军队的仪式，强请黎元洪拜祭黄帝并宣誓就职，于是，起义军在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便开始运作起来。武昌起义后，将黎元洪推出担任军政府都督在安定民心，收用军事人材以及号召全国各省响应革命的工作上，确实做得比较出色。在武昌起义军的奋战下，武汉三镇基本被占领。此时，清廷才从惊诧的慌乱中回过神来。它迅速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个营的部队，由京汉铁路南下，于１０月１４日到汉口驻扎于大智门。同日（１４日）清王朝下诏起用被削职回原籍养病的袁世凯，令他带兵到武汉剿灭起义暴动的革命军，袁世凯以疾病还未痊愈为由推辞掉清王朝对他起用。无奈之下，清王朝派徐世昌到袁世凯处敦促他接受清王朝的委任。双方在交易商谈中，袁世凯表示如要他出山平定武汉三镇，必须答应他所提出的６个条件：１）来年召开国会商议立宪之事。２）组织责任内阁。３）宽容参加武汉军事政变的所有人（如此宽容仁厚的心态激进的"革命领袖"能做到吗？）４）解除党禁（能提出这一条件的人可以说就是政治上的大智慧之人）。５）必须委任以指挥水陆各军以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部权力。６）必须给予十分充足的军费。１１月１９日，朝廷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并以资政院选举的形式任命他为总理大臣。在这之前清廷就已经释放了汪精卫、黄复生等政治犯。并承认革命党为合法的政党。这就是袁世凯提出解除党禁带来的连锁反应。
   
   武汉这一边，正是清廷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可否认，尽管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腐朽透顶。但是，它的军队是具有相当的军事常识和作战经验的。在围攻武汉三镇的战斗中，这些来镇压起义军的清军，基本上不会混乱到自相残杀的地步。况且，这些清军的主力部队，几乎都属于袁世凯在小站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其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极为丰富。武昌起义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这些起义暴动的人们，其军事人材极为平庸。就其军事首脑黎元洪来说，其军事学识以及指挥战争的经验，只能是一个中等水平的人材。况且，他一向对激进的暴力革命毫无兴趣。其余的指挥和作战的军事人员都属于下级的军官，即由兵士升到排长、连长和营长之职，其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极为贫乏。其中，有人还是清廷的内奸。
   
   可以说，这些起义暴动的军人，都是临时组成的具有激进主义思潮的暴力革命者。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们所发动的武昌起义暴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例如，在汉口和清军作战时，起义军中的一些内奸和变节分子乘机烧毁军中的军械、弹药与粮秣。还有，起义军的水军部队，将舰船驶进汉口的江面时，居然向驻守在南岸的起义军连续发射了三百多枚炮弹，使南岸的起义军伤亡惨重。诸如此类事件，在汉口和汉阳的保卫战中时有发生。使整个战事混乱不堪、敌我难分。
   
   可想而知，这些临时集结在一起的革命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发的事件迫使他们在慌乱的情况下，匆忙的提前起义暴动。可是，被任命的临时总司令的起义命令，却无法传达到各路的起义军部队。起义军在没有总体的指挥和领导下，几乎是各行其事。而临时总司令在无法集结起义部队的情况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总体的军事部署无法铺展开去，并在清廷捕快的追捕中，这个临时的起义军总司令只好逃之夭夭而不见踪迹。
   
   在战争中，总参谋长是一个决定胜败的关键性人物。可是，武昌起义军的总参谋长，却抛开起义的战争部署和掌握战争的最佳时机的关键性事情而不管，纠集几个人去安装什么炸弹。通常来说，制造炸弹的事情，基本上是由专业的士兵来完成的。作为一个总参谋长在起义暴动的前夕，无论如何都要和所有的军事首脑在一起，组成一个战争的指挥群体，随时随地的使战斗信息畅通无阻。然而，这个总参谋长却没有按上述的基本程序去做，相反，却去做那些应该由专业士兵完成的事务，并在制造炸弹中，疏忽到被炸药烧伤了自己的面目。这种可笑的缺乏军事常识的尴尬，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１０月２８日，黄兴等人到达武汉。第二天上午黄兴到汉口前线视察，并被军政府任命为"战时总司令"。此时的汉口在清军猛烈的进攻下，已经是岌岌可危。就即便在黄兴这样的指挥官在指挥作战，也挡不住汉口失败的危险。在这种危机中，汉口革命军的士气已经全面瓦解，并纷纷逃离战斗现场。有的起义暴动人员在逃离时，将军政府所储藏在汉口的弹药和粮秣全都烧毁后，也随着逃离汉口。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１１月２日"战时总司令"黄兴也登上由黎元洪派来的船只将他接送到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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