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与民工的命运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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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031214.shtml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着一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数以一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后来简称“知青”），在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或大义凛然、热情澎湃，或哭哭啼啼、生离死别的远离城市和亲人，分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西部边陲，扎根农村干革命，谱写了，整整一个时代，可歌可泣、壮怀激烈、忍辱负重的一曲悲歌。“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对知识、人才高度重视，“上山下乡”的运动之火，也在闹剧之后熄灭。
   
     在城市与乡村，相对平静的，默默沉寂几年之后，一首《春天的故事》，唱出了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就在那些崛起的神话，和城市突飞猛进的经济生活中，来自农村的，热血青年们，用青春，和血泪、汗水，与辛酸，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对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上山下乡”一样，“农村包围城市”中，也有诸多不公平，恐怕是整个社会，都始料不及的。 (博讯 boxun.com)
   
    在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提提这样的话题，或许会略嫌沉重，但是，于人，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角度而言，又或许，会在沉重之后，过滤沉淀出一些更趋和谐的东西来。要想详尽地，记录两种气候下，两种命运发烧，和交接的轨迹，不是三言两语，可能完成的。这里只能选取几个片断：
   
    知青与民工
   
    遍撒种子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口号是“插队落户、扎根农村”。因此，每一个公社，都设有知青办公室，专管上山下乡；相应地，人民公社下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接纳、安置知识青年的任务，有的生产队，腾出公房设立知青点，多数生产队，则是专门修建了，供知青居住的“知青房”，由集体，统一置备了锅，碗，瓢，盆，木桶床铺等生活用具，锄头，粪桶，箢箕，扁担等生产用具。虽然十几岁，撂下书包，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娃娃知青们来说，不免悲壮而料峭，但真正去了，走到生产队、走进知青点，人间烟火的温暖，和乡村朴实的温情，带给知青们的第一印象，总还是，多少有一点家的感觉，使孑然一身，少小离家的心灵上，受到一丝热忱的慰藉。
   
    传统，而朴实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没有歧视过知青。相反，农民们，以其固有的质朴，给予了，没大长醒的知青们，许多的宽容、照顾、指点和帮助。
    强体力的重活、累活，以及掏粪，舀屎之类的脏活，知识青年们，一般都摊遇不上；技术性的细活，如抛粮下种等，土生土长的农村，毛头小伙子，也担当不下，当然也委任不到知识青年头上。这些都除去了，在农村，便只是一些常规性的劳动。在大锅饭，那样的年代，干常规的农活，就是一个“混”字。当时的顺口溜便讲道：你上坡，我上坡，大家的工分一样多；你下田，我下田，大家的“粑粑”（指出工的时间）一样圆。
    大集体兴评工分，并按工分值的单价，结算分配口粮。评工分的过程，几乎公开透明，男男，女女，齐聚在保管室，晒谷子的石灰坝子里，开着社员大会，点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往下评定，有意见的，可以当面提出来。男知识青年的工分，也有评到9分（满分为10分）10分的，虽然干的绝非9分、10分的活儿；女知识青年，也评的是女劳力中的最高分——7分。
    到了年终，算账分配时，凡是劳力弱的农户，分配了平均口粮后，一般都是“补钱”户（即倒补现金，给生产队，才能挑口粮回家）。对于那种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要补钱的辛酸，与荒唐，土著的农民，尚不能幸免，知识青年们当中，自然也有补钱户，但是生产队，对知青的宽容照顾，体现在“补钱”，可以挂账，口粮照分，所以知识青年们，被饿着肚皮，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还是少之又少，绝无仅有，有的知识青年，到了年终还会有余粮。
   
    相比之下，民工进城，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首先是名份。第一批，涌进城市吃螃蟹的民工，城市，对他们或许也是宽容的。但是，随着民工，大量涌入的无序流动，城市在恐慌之余，采取了诸多限制，兴起了办暂住证、流动人口管理证、务工证、未婚证、计划生育证，等七七，八八的证明，没有这些证明的，一律被视为“盲流”，民工们，看着自己，曾经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城市欣欣向荣了，而城市，却不承认自己了，感到迷惘和不理解，当他们，被无情地赶走，或遣送回乡时，他们只有满肚皮的委屈，难道，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也是错？民工们所缺少的，便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并且正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名份，被城市非常看重，认为那里面潜伏着，不安全的因素，影响城市的稳定，甚至破坏城市的形象。
   
    其次是进厂难，工作时间长。针对农民工，有的厂家，还制定了进厂要先交押金，或者扣压，二到三个月工资，作为保证金的土政策，以此将民工们拴死套牢；此外工资偏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反差太大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民工们，往往是把做一天工，所得的报酬，与自己在责任田里，累一天所得的回馈相比较的。而工作时间，被普遍延长至10个小时以上，对于打工者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还有保险、医疗、事故、职业病，等等，关乎民工权益保障的东西，近于天方夜谭，甚至时或出现民工，即使在工作期间，丢了性命，也得不到分文赔偿的悲情故事。
   
    第三是，拖欠民工工资。我们且不说民工们，为了跳槽、为了摆脱，某一个心狠手辣的老板，无可奈何地，自愿放弃了多少工资不要，也不说民工们，加了班，有多少加班工资没得够，也不说，有的老板，采取欺骗手段、昧着良心，金蝉脱壳，卷款而逃，使民工们，找不到索要工钱的债主，而哭天无路，被“黑”了多少工钱，单是有账可查，有依有据的血汗钱，被老板们尅扣、拖欠到，需要由泱泱大国，堂堂国务院总理出面讨要，如此拖欠，足可想见其程度之深、性质之恶劣，民工之无奈。虽然，拖欠民工工资，这个“跨世纪”的工程，在新的世纪里，摆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还远谈不上，完全彻底干净，因为总理所过问的，仅是政府性质的民工工资，那些应该由“资本家”，个人支付的，似乎，并不在总理管辖之列，因而“君”命有所不受。
   
    鸡犬不宁与偷偷摸摸-
   
    从高喊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识青年，下乡到逃避农村的，百万知识青年大返城，前后，时间跨度，大约十年之久。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对知识青年们而言，是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但是对大多数农村人而言，他们既没有感受到，运动的冲击，也没有觉出，知识青年们在广阔天地里，究竟有过多大的作为。在那些偏僻的乡村，知识青年们，带给农村和农村人的，除了初始时的新鲜，以后，便只是从知识青年们身上，增加了对城市，和城市人的粗浅认识，以及乡村里的粗人们，对城市知识青年和知识的尊重、呵护与照顾。再便是，从知识青年们身上，学到了一些对于传统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挑战，与反叛。在思想意识方面，知识青年们，普遍比农村人开放，敢想敢说，包括一些逆时代潮流的、甚至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话语，说出来后惊世骇俗（后来想起来，如果那样的话，出自一个农民的口中，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为过；偏偏出自，知识青年之口，在封闭的乡村，则被人们视为大胆的、刺激的、敢为天下先的叛逆的榜样），从而也影响了，乡村里的青年。在传统习俗，特别是饮食习惯方面，吃螺丝，黄鳝，泥鳅，螃蟹，青蛙、以及吃蛇、吃猫肉、狗肉等，都是知识青年们开的先河，在那些什么都靠供应、用票据，控制着一切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们，虽然，筷子一年难得见几次荤腥，也从没有，打过死猫烂狗的主意，一经知识青年们，开了杀戒，也从中吃出了胆量，吃出常年素食，饥肠所不曾享受过的快意，吃出了枯燥生活的，别样滋味。
   
    知识青年们的敢吃，后来演绎为，为害一方的偷鸡摸狗，乡亲们，赖以油，盐，烟，茶的生蛋母鸡，护院看家的土狗，往往在不经意间，便不知去向，经过证实，确是通过知识青年们的肠胃，化为了粪便，习惯于，息事宁人的乡亲，有的摆谈摆谈，有的干脆忍气吞声，如此一来，反倒助长了知识青年们的，嚣张气焰，顺手牵羊的故事，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鸡犬不宁的祸害。
   
    农村里，有一种“除恶”的办法，便是让那人远离。那时候除了当兵，还兴推荐上大学、进工厂，那些为害，且险恶的知识青年，便是当兵和推荐上大学、进厂的首选，于乡亲们而言，纯粹是消除，一个包袱，但于知识青年们而言，却是因祸得福。在如今看起来，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那个年代，却天经地义、皆大欢喜。当然，也有因为偷鸡摸狗的事情，与乡亲、与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发生磨擦，在推荐和政治审查时，成为问题而被扼杀的，甚至发生过，知识青年杀死公社、大队干部的命案，因小失大，害人害己，留下终身遗憾。
   
    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偷，抢，和谋财害命，也不鲜见。有人说，饥寒起盗心，也有人说，那完全是农民的劣根性，和好逸恶劳的趋动，也有人说，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的心里不平衡。在喧嚣，而光怪陆离的城市，那些光天化日，骑着摩托车抢包的，那些昼伏夜出，结伙偷盗、销脏一条龙的，那些以绑架，威胁掠索他人钱财的，其实，鱼龙混杂，城里的、乡下的，什么人都有，共同，为社会制造着危险，和不安全。那些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存在，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也确实听说过，那些为城市人，做保姆的乡下人，在处心积虑，蓄谋骗取了主人的信任后，将主人家的钱财，和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的；那些，为城市人打短工，顺手牵羊，牵走了主人的财物、或者将主人的东西，搬运出去变卖的；更有甚者，在偷盗，抢劫坑蒙，拐骗被发现后，将他人谋财害命的，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的凶案。比起当年知识青年们，在乡下的偷鸡摸狗来，民工当中的，害群之马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出现的这些不和谐，而感到震惊、感到痛心疾首。无论城市和乡村，文明和安宁，都是建设小康和和谐社会的基础。
   
    殊途同归的屈辱交响-
   
    古往今来，关于女人的话题，演绎着大同小异的悲欢。昭君女士和貂婵女士，为着国家命运，和民族团结，扮演出塞，和亲的使者，和美人倾城的角色，走的是曲线救国，阴柔的路数，因为她们是女人。那些，打入敌人中间的女特务、女间谍，为了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用尽心机与智谋，往往，还要搭上身体委身相许，也因为她们是女人。女人的身体，既是本钱，既是阶梯和筹码，于男人而言，则既是可餐的秀色，又是陷阱和坟墓。现今，这些贪官污吏们，一旦被揪出来，即使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个，两个情妇，都是家常便饭，而且，很多贪官，最终都从情妇的肚皮上落马。古书上，讲的红颜祸水，不独是，祸害了难过美人关的男人，同样也祸害了女人自身，所以女人，也是一把双刃剑。
   
    二十世纪中后期，上山下乡的女知识青年中，也生发过许多故事。在招工、进厂、当兵、回城，甚至，为了在下乡期间，生活得出人头地，被安排，干一些轻松的活路等，许多关乎人生命运的，重要关口，女知识青年们，都因此，情愿，或不情愿地，献出了年轻清白的身体。为了一张表格，为了一次推荐，女知识青年的身体，充当了，过关斩将的利刃，或者，被迫作为交易的条件，被握着，生杀大权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糟蹋过，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曾经，有一个霸道的公社书记，差不多，把全公社的女知识青年，都一网打尽了，后来被揭发出来，丢了官，判了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那种，打脱牙齿，和着血水往肚里吞咽的滋味，也只有，真正翻过了，那道冥冥中的门槛的，女知识青年们，才有深切体会。我们，曾经从“知青文学”里，读到过类似的故事，其中的辛酸和屈辱，早已，钉死在历史的书页里。
   
    光阴荏苒，命运轮回，来自乡村的打工妹，做着淘金梦，潮水一般，涌入城市。打工妹进厂打工，凭着自己的双手挣钱，虽然艰难曲折，受尽刁难与歧视，但是，自食其力在城市里，站稳脚根，甚至做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天地、作了“蓝领丽人”的，也不乏其例。然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打工妹在城市，灯红酒绿中，不洁身自爱、自甘沉沦堕落、傍着大款吃“青春饭”的，也不乏其人。有人做了“文雅”的女秘书，其实质，就是生活秘书，男人泄欲的工具；有的当了三陪女，穿梭往来于宾馆，酒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嗲声作气，糜烂下贱；有的，被人包养起来，作了“二奶”，成为没有人身自由的，丧志玩物，只懂得奢侈腐化，再无女人的尊严；有的，沦为有钱人，借腹生子的工具，与那些有钱人，签订合同，生一个儿子多少钱，生一个女儿多少钱，一当瓜熟蒂落，人钱两清，彼此再无瓜葛；有的夫妻二人，狼狈为奸，干脆把专门生孩子，卖与当地人作为一条致富门路，完全丧失了人性，更为愚蠢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卖自己生养的孩子，也是犯法的勾当，突然有一天，被人告发抓起来判了刑，琅铛入狱，方才流下悔恨的眼泪。
   
    当我们趟过历史的长河，在为曾经的荒诞，啼笑皆非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却是沉重的，有一种疼痛，划过心尖；痛心疾首之后，掩卷深思，我们，为际遇的作弄，而迷茫，为命运的多舛而无奈。生存的需求，和生活的追求，有时候体现出多变的层次，我们，常常被生活所捉弄，同时，我们也捉弄了生活，只是，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自觉的，抑或是未知的、麻木的，即使知道了，也并未试图去抗争和改变。(《百姓》杂志第2期)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