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些难民，是骗来的，或混进来的´´政治难民´´！

确认，一些难民，是骗来的，或混进来的´´政治难民´´！
像同来的几个就是：
1，匹夫陈泱潮！最典型的事例，别人都已经驳斥他。提他，真是，骑老母猪过河，丢人丢牲口！
2，几个骗子：
A，在曼谷，联合国的会议，请他参加！
B，曼谷的朋友，在这里投资三百万，要他当负责人！
C，几个，还天天在闹事！被上帝，定它是狗-搀枪，对准着它！
3，几个女人：
A，一再的告诉她们，不用暖气，一年，就节省五千克朗，就可以买一台，笔记本型电脑-不听！
B，这里的免费上互联网，特别是星期四，到二十点钟关门（平时，十八点钟关门）。你们没有钱坐车来，我检人家丢了的自行车（买1，700多克朗），修理好，你们骑车来！不会骑车，我教你-不听！
那里来的这样好事哟！
并且，还告诉一个人，你不会打字，我教你！你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网页，把你的文章，上传到互联网上，把你要说的话，向全世界人说！
所有这些，都不愿干，难道不是证明，这些人，就不是政治难民？据联合国文件，与政治有关，才是标准的难民！
以上，说明一个主问题，就是这些人，是骗来的难民。

中华正国皇帝胡德斌于欧洲。2007，6，16。

希望薛伟先生对民运的批评恰如其分些就“民运队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的商榷

   6月4日，薛伟先生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说：“我今天演讲的主題是：民运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民运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現有二，一是如何对待难民运动，二是如何面对中共的挑战。”薛伟先生指责说：“不少人对难民运动和难民组织抱着排斥和歧视的态度，抱怨說不少福建难民來到海外成了一支亲共的队伍。但我要试问这些朋友，我们有关心过他们吗？我们有组织起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切身权益？顯然沒有而奋斗吗。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對立面去。”

   民运队伍中没有左派幼稚病？有！记得早在1998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海外民运的左派幼稚病” ，发表在《北春》上。但是，对于薛伟先生上述的指责我是难以苟同的。现将我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微观个案与宏观全局

   1996年，我还在某贸易公司做卡车司机。公司由于业务扩张又增雇了一名司机。那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福州人。言谈之中获知他坐船偷渡来美，现已搞定身份，获得了政治庇护。（已忘却其姓名，姑称为“搞定”）我问是怎么搞定的？“搞定”炫耀说，他的一个表兄是福州市某公安分局的局长，给他弄了个参加八九民运的通辑令。我说那你还真要感谢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了。不料他突然翻脸，说：“感谢什么？什么学生运动？根本就是暴徒！”我大惊、愕然。半响才责问他说：“咦！你怎么能说和平集会请愿的学生是暴徒？你又怎么解释你要以参加八九民运来申请政治庇护？”他说：“搞政庇还搞政庇，对事情的看法还看法。”

   接下来我就与“搞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和冲突。本来在就职场所我是不谈政治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经理和同事的政治倾向。为了不节外生枝，影响职业稳定，我一向在就职场所隐性埋名。填表和领工资签名用英文。实在有人问到中文姓名就说是柳果开。有同事笑道：“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真特别，柳树也有开花结果的吗？”

   然而这次在如此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能再“韬晦” 了。我对“搞定”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则气势汹汹地说解放军开枪镇压暴徒就是有理。当时的情况不开枪镇压局势就稳定不下来。争执到后来双方几乎有肢体冲突的迹象。当时恰好经理不在，秘书小姐前来劝开。两个月后，“搞定”因工作态度散漫，被公司解雇。

   如有人说这是个案，不足说明全局。那好，我们就来谈谈全局。

   这全局薛伟先生本应最清楚。若有淡忘我可协助恢复记忆。1989、1990两个中共的国庆节纽约中领馆过得是何等惨淡。1989年它根本不敢照惯例到唐人街酒楼去举办国庆节酒会。1990年它硬着头皮去银宫酒楼举行，却应邀前往者寥寥。薛伟先生和一班民运朋友在银宫酒楼外举行抗议活动。高叫：“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进去。”由于宾客数量远远不足，中领馆只好拼命拉人充数。我父亲一界平民不知怎么会接到邀请信。父亲欲前往。我弟弟刘国旋极力阻拦。父子俩在酒店附近大声争执，被世界日报记者目击写到报道中。我深知父亲以一旧知识分子身份受中共歧视打击三十年。对中共绝无好感。我劝弟弟说：“老父亲年届古稀，岁月有限，喜欢凑点热闹而已，哪里会是支持中共？以后父亲要去就让他去吧。”事后我问父亲怎么会收到邀请函？父亲说中领馆到老人会拉人，愿去报个名就行。我闻之大笑。笑中共之日暮途穷。

   然而我笑得太早。91、92年纽约唐人街政治生态悄悄渐变。至九十年代中期情况已大相径庭。中共国庆日纽约中领馆非但再也不愁宾客来源，而且由于献媚取宠者剧增，中领馆既要增加餐席，还要筛选宾客。我老爸之被邀请完全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滑稽浪头。

   情况的巨变绝不限于中共国庆酒会。接踵而来的是纽约不断出现题目繁多的拥共的游行。从国庆升五星旗仪式到庆祝香港回归；从欢迎江泽民等中共巨头访美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纽约的亲共分子、亲共侨团都在迫不及待、不遗余力地向中共表忠邀功。都为争得中共青睐而使出浑身解数乃至钩心斗角。有人嘲笑民运组织山头林立。殊不知民运山头不及拥共侨团的百分之一。目前整个海外民运成型的民运组织只有几个，而纽约一市就有百多个侨团。为了成为中共酒会的座上宾，数百名有侨领衔头者争宠不休，以至中领馆都为之厌烦。亲共分子在拥共游行中因邀功心切曾打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一个已入美籍的某侨领顿觉不安。说我们生活在纽约何以叫这样的口号？力劝将此标语口号收起。

   纽约亲共分子的甚嚣尘上，还表现于他们敢于对民运志士、法伦功人士使用暴力。1996年10月1号纽约的亲共分子游行。民运人士则举行小型集会表达另一种理念。不料亲共分子们竟冲过来将民运人士重重包围，仗着他们人多势众又有中领馆作后台遂对民运人士横加辱骂。“反华”、“叛徒”、“汉奸、卖国贼”、“美帝国主义走狗”等骂语如连珠炮，甚至还要动手殴打民运人士赵品璐。幸得美国警察闻讯及时赶来，才把赵品璐等救出重围。（纽约亲共分子的动辄以暴力对待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总使我联想起文革67、68年间文革保皇派总是首先使用武力压制、屠杀文革造反派。）

   2000年江泽民访美。纽约亲共侨团在林肯剧院举行盛大欢迎音乐会。八位购票入场的民运人士于中间休息时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预先制作的纸质分体标语“终结中共一党专政”。 亲共分子发现后冲过来疯狂谩骂并出手殴打。坐在边位的黄景贤被殴打得尤其严重。

   2003年中共国庆。纽约亲共分子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举行庆祝餐会。若干法轮功学员在附近街道上举行抗议中共暴行的小型集会。亲共分子发现后竟冲出来殴打法轮功学员。

   要问：纽约政治生态宏观全局的如此大变从何而来，是因为纽约来了成千上万的“搞定” 或类“搞定”。

   二、民运朋友何辜，要承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的罪名？

   对纽约政治生态的巨变，薛伟先生有着与我迥然不同的见解。他义愤填膺地责问道“；我要试问这些朋友，我们有关心过他们吗？我们有组织起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切身权益？顯然沒有而奋斗吗。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對立面去。”

   被薛伟先生责问的“朋友” 就是我们这些被薛伟先生判定患了左派幼稚病的人们。可是我想问问薛伟先生，我们该怎样去“关心” 那些偷渡者和各种各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呢？除了极少数名声显赫的、或偶有机缘的民运人士不必为基本生活忧虑外，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都挣扎在生活线上，试问又有谁来“关心” 过我们？好，就算我们自己挣扎在生活线上也该去关心那些偷渡者和各种各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那么就须讨论具体该怎么做？或许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个大广告：“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我们关心你们！”抑或我们还可以在唐人街用扩音器高叫：“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我们关心你们！”但是，这样有实际的关心作用吗？显然没有！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住房。若要关心到实处，就要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我们有能力办到吗？如果我们民运朋友中有创业成功者，能给成千上万的没有合法身份者提供工作机会（请注意这并不符合美国有关劳工法规）；或我们民运朋友中有腰缠万贯并肯仗义疏财者能给生活困难的无合法身份者以经济接济，这才是实质性的关心。可惜这一切只在憧憬想象之中。

   薛伟先生认为民运应“组织起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切身权益而奋斗” ，我觉得薛伟先生是否搞错了时空。我想这样的话应该用于中国国内的维权斗争。居住美国者的各种切身权益，如接受低收入医疗保险权、接受低收入住房津贴权、接受粮食券权、接受孩子托儿补贴权等等并不是海外民运的工作项目和能力所及。若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有欠缺不足，那么对此进行改革则是美国各级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的责任。

   当然，如果海外民运中有人打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当选了美国某级的民意代表或行政长官，那就可以对美国某些有缺陷的法规予以改革，使处于社会下层的新移民的处境有所提高。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哪位民运朋友能进入到那个社会层面。而大多数的民运朋友在自食其力之后还要把工余的精力和工薪积蓄投入民运工作，已是如牛负重，十分难得，他们哪里还分得出精力去竞选美国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呢？

   上海民运人士杨勤恒在美的境况很能说明问题。他兴冲冲来美，原是踌躇满志，想象到海外大干一场。不料掉入讨取基本生活的苦境之中。每天在餐馆做得昏头昏脑。一年后他拒绝了朋友们的劝阻坚决要返回上海。说即使当局要他写保证书才让他入境，也要回去。因为他不能再接受这种为了基本生活耗尽了时间和精力，根本难以从事民主事业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当然杨勤恒是个个案，绝大多数民运人士还是留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处境并不宽裕则是事实。海外民运主要还是由这些疲惫不堪的草根型者组成，那些风光富裕的民运人士毕竟是少数。薛伟先生认为海外没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就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这罪名是否太大？上纲上线得是否太高？是否对那些艰难中坚守阵地的民运朋友要求得太苛刻、太失公允了？如果要责备的话，我想应责备那些在八九学运中居领导地位，到国外后一头扎进个人天地再也不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甚至腰缠万贯也吝于捐款办六四烛光纪念会的人们。

   另外，薛伟先生还有一个极大的政治逻辑混乱。薛伟先生说民运把他们“都趕到對立面去” 了？我想问，这个“对立面” 是谁？如果是中共，则不合逻辑。因为薛伟先生所说組織起来去爭取的是在美国的切身權益，跟中国社会无关。 如果“对立面” 系指美国政府，那就是一个政治笑话。海外民运要把美国政府视为对立面吗？

   三、“两头蛇”背后的政治逻辑

   广东民间谚语把变色龙称之为两头蛇。“搞定” 之流就是典型的“两头蛇”。他们一头说遭到中共政治迫害，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另一头大肆拥共。这种卑劣的两头蛇行径是怎么产生的？薛伟先生说是民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所至。我说薛伟先生判断错了！这种卑劣的两头蛇行径取决其内在的政治逻辑。

   薛伟先生另有一篇文章载于《北春》上。题为“中国民运的新课题：难民运动” 。薛伟先生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错了，以至后来的一切论述都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乏善可陈。

   错在哪里？错在“难民” 的概念上。按照薛伟先生的定义去界定，“搞定” 之流都属难民。

曾在报章上看到一个估计数目，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包括偷渡客、非法入境者、逾期居留者）已累计达50万，其中三分之一在大纽约地区。这些人在薛伟先生笔下都是难民。

   难民者，逃难民众之谓也。逃天灾、逃兵祸，这古已有之，现代则还有逃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柏林墙见证了多少政治难民的悲壮与血泪。

   这50万人中有难民吗？当然有，现任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部长卞和祥、宣传部长林其干等就是政治难民。最近在筹办六四纪念会中见到一位名叫王磊的朋友，也当属政治难民。他们在国内曾与中共政权斗争过，遭受政治迫害，设法来美后因其经历获得政治庇护，并继续投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可是，象他们这样的人士，在那50万中占多少？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至于有人说，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可算政治难民，因为都遭受共产党的政治压迫。这无疑是武断的、牵强附会的、玩弄政治概念的说法，没有必要与之讨论。

   薛伟先生把非法移民与难民划上等号是完全错误的。绝大多数福建偷渡客和各种逾期居留者既不是政治难民也不是经济难民。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他们冒险并花钱来美是要寻求更好的生活。尽管这里面隐含着他们对自己原先在中国生活状态的否定，也不能因此把他们定为难民。因为政治难民必须有遭受直接迫害的事实为判断依据。经济难民是基本生活无以为继，为活命流离失所、浪走他乡。能花好几万美元偷渡来美者或持商务签证来美者如何能解释为经济难民？（政治难民则不因其进入美国的方式而失去其难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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