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1906－1978）
生平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考入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参加过军校讨伐夏斗寅的战斗。7月15日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部队的教导团。8月2日，张发奎在九江将教导团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共党的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
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率部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辟闽西苏区。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任支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会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罗荣桓积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使部队获得很大进步。1930年6月，任二纵队(后改为十一师)政委。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头部负重伤，并发大叶性肺炎，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2年3月任第四军政委，率部参加漳州战役，进驻海边的石码。6月任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与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登仙桥伏击战。1933年8月，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向全国介绍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三十个县，行程三千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人称小长征。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撰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多篇著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1943年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6月，负责筹建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开创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十年内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11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参与组织战备，指挥海防和边防作战，组织领导尖端武器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1964年和贺龙等领导全军性的练兵和比武，取得很大成绩。他坚持军事和政治的辩证统一，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联系实际，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1965年底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被迫跳楼自杀，经历了第三次大难不死。“文化大革命”中受残酷迫害，左腿致残。
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领导军队的整顿，积极参加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条件。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7月出国治腿，8月3日不幸逝世。
大事年表
1906年5月31日（农历闰四月初九）诞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
1912—1919年6—13岁
进入本村“罗家祠堂”、“袁家屋子”私塾读四书五经，后被外祖父鲜锦堂接到自己家的私塾学“新学”。
1920年14岁
春考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在教师带领下，参加校外演讲活动。
1921年15岁
夏学校招生过多，缺少校舍。带领同学将校内大殿中的神像砸碎，搬出校门。
1922年16岁
因教师体罚学生，挺身而出，以理相争。全校学生罢课7天，迫使校方向被打学生赔礼道歉。
1923年17岁
春考入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普通班学习。但因母亲多病，父亲又不务正业，致使家境败落。不得不遵从父命，弃学到一绸缎铺当学徒，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1924年18岁
外祖父寄希望于外孙光耀门楣，答应提供全部学习费用，遂重入南充县立中学转入蚕桑班学习。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阅读了《新青年》、《新蜀报》等革命书籍和进步报刊，并成为学生会和俱乐部的积极分子。
5月参加反对驻南充军阀何光烈征收“佃当捐”的斗争，带领同学抓获征收委员秦同淮狠狠教训了一顿。
1925年19岁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与任白戈编演了话剧《孙中山之死》。
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反帝运动波及全国。参加以学生会名义组织的“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进行宣传演讲活动，发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声援革命外交的“快邮代电”。
夏秋吴玉章到南充检查共产党和国民党组建工作，并应张澜之邀到学校讲学。经任白戈引荐，数次拜访吴玉章，深获教益。
是年已有共产党活动的南充中学建立了共青团（C、Y）组织。对任白戈说：“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参加组织，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1926年20岁
春不顾失学的威胁，与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斥退其对进步学生的围攻。
6月随同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李介等参加声援南充六合丝厂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并担任工人夜校教员。为此，受到南充反动政府的注意，遭到外祖父的严厉训斥，并以停止经济供应相威胁。
7月离家出走，到成都。考入成都高等蚕桑学校，但因凑不足学费未能入学。
10月大革命进入高潮。离开成都到重庆。经已在共青团四川省委工作的任伯芳介绍，考入国共合作创办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2月与同时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任伯芳等乘船东下武昌。
1927年21岁
2月1日以优秀成绩通过复试，编进入伍生总队（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开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初次接触了李立三、毛泽东、李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理论著述，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演讲，留下深刻印象。
3月中下旬在以恽代英和邓演达为代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展的打击蒋介石右派势力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第一次向任伯芳提出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愿望，并写信给外祖父，表示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4月中下旬参加学校组织的“讨蒋”活动和农运宣传周活动，到武汉街头演出活报剧，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歌颂农民运动。
5月中旬至6月下旬驻守武汉的夏斗寅部叛变，并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武汉分校被编入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参加讨伐夏斗寅和西征杨森的战斗。因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团长蓝腾蛟调到团部当传令兵。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分共”清党，镇压工农运动。
7月中下旬武汉分校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由叶剑英任团长）东征讨蒋。罗瑞卿编入共产党员叶镛为连长的第二连任副班长。
8月2日教导团奉命由武昌沿江东下，两天后行至九江，被张发奎缴械，离队返回武汉找党。
8月中旬至9月下旬因身染伤寒，入仁济医院治疗。近一月后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但因交不出住院费，被院方拉至四川会馆一间小屋内。幸遇一好心龛师相救，方得以绝处逢生。
10月大病初愈，在四川会馆碰到同学、共产党员任启愤，向其表达入党的愿望，并与任几次去汉口与党的关系接头。不久，因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关系中断。
1928年22岁
1月初因所住会馆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搜查，遂与任启愤乘船由洞庭湖经津市到常德，在与任有旧的驻军秦汉山处暂时存身。继续找党，未果。
2月离开常德到澧州。经军校同学、共产党员任伯芳介绍，到鲁涤平所属第二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任职。并又一次向任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但任此时也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5月教导师缩编为教导团，仍被留任。不久，得悉上边要调查任与他是“广东黄埔”还是“武汉黄埔”，即与任商定离开教导团，任先走，而后在长沙会合去上海找党的关系。
6月至7月离开教导团到长沙与任伯芳会合。然后经武昌、南京赴上海。
8月到达上海，但衣食无着，生活陷入困境。有人劝他投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回答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背离共产党。”
10月再次恳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组织。经和党中央接上关系的任伯芳介绍，同中央军委的工作人员欧阳钦接上了头，在上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冬由于党内盲动主义组织“飞行集会”，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对任白戈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胜利的道路。”为此，多次向组织提出到苏区去参加武装斗争。
1929年23岁
1月受中央军委派遣，离开上海赴湘鄂西苏区红军，抵宜昌后，因交通中断，又返回上海。
3月受中央军委派遣，赴正在闽西活动的红四军工作。到厦门后，因红四军已折返江西，遂根据福建省委、军委的决定，经漳州、南靖、龙岩到闽西上杭蛟洋游击队任教官。
4月按照省委和闽西特委的指示办教导队，使农民武装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开始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逐渐提高了战斗力。
5月22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二次入闽。与傅柏翠、曾省吾率教导队在游鱼坝欢迎红四军，并指挥部队协同红四军作战，在苎园阻击赣敌李文彬部的追击，掩护红四军向龙岩前进。
5月26日包括蛟洋游击队在内的上杭北四区各乡武装在蛟洋文昌阁改编为红五十九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6月3日指挥红五十九团参加配合红四军再次攻占龙岩、攻打白砂的战斗。10日，进驻连城县新泉休整，以五十九团为主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伯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处主任。下旬，参加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7月代理参谋长工作。率四纵队移驻蛟洋一带，担负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
9月四纵队同一纵队与出击闽中回师的二、三纵队会师。20日，参加攻打上杭的战斗。在上杭，红四军进行扩充和整顿，被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并参加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与会的多数党代表强烈要求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
10月19日率领五支队随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参加了攻打大埔县虎头沙战斗和梅县战斗。
11月23日带领二纵队五支队参加了攻占长汀的战斗，随后调到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
12月随部队向龙岩、上杭地区前进途中，参加了毛泽东为准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而召开的十余次支队以上党代表联席会议。月底，在古田参加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24岁
1月上旬国民党军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在毛泽东率领下，随二纵队离闽西入江西，沿途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指导，受益非浅。下旬，随部队与朱德率领的一、三、四纵队在东韶会合，参加攻克乐安、永丰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会剿”计划。
2月根据红四军前委的决定，组成石马行委，被指定为书记，领导石马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随后率部队到藤田集中，被任命为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3月参加攻克南康、大庾和占领梅岭关的战斗。
4月至5月参加攻克南雄、信丰、会昌、寻邬战斗，随即在周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
6月12日参加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后，部队进行整编，第二纵队改为第四军第十一师，任党代表，曾士峨任师长。
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建一方面军。罗瑞卿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9月3日与曾士峨率红十一师参加攻打长沙战斗，不克，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回师江西。
10月4日参加攻占吉安、峡江的战斗。并出席在峡江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赞同毛泽东关于东渡赣江、转回赣南根据地，诱敌深入，以弱胜强的正确主张。
11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退却。率部撤至永丰、乐安一带。继之到宁都县黄坡、小布、洛口之线隐蔽集结。
12月16日国民党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30日，率部在龙冈战斗中与友邻部队以诱敌深入战法，一举全歼张辉瓒两个旅和师部，并活捉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1931年25岁
1月3日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命令，和曾士峨率部转兵向东追击谭道源师，在东韶消灭该师一个多旅，俘敌3000余人。至此，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3月下旬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向南转移到广昌、宁都、石城、瑞金根据地，进行反第二次“围剿”的准备。
4月23日按照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的方针，带领部队撤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
5月16日与曾士峨奉命率红十一师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致敌前进受阻。红军三路并举，围歼敌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在指挥战斗中，头部左颊负重伤，被送到上田后方医院。
6月至9月由叶青山等作左颊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手术。因根据地医药困难，术后仍高烧不止，昏迷不醒，数日后方才清醒。
10月伤愈出院。
11月1日至20日先后参加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征询罗瑞卿对今后工作的意见，罗表示希望返回前方。
12月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四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
1932年26岁
2月随红四军在赣州附近塘江、新城一带打土豪、筹款、做群众工作。
3月红一军团进行整编，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王良任军长。随后率红四军，经瑞金南下，进入闽西向漳州推进。沿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部队进行打漳州的政治动员。
4月19日和王良率部参加攻打漳州战役，主攻天宝山风霜岭，守敌张贞第49师大部被歼。随后红四军进驻漳州、石码、海澄，发动群众，筹款扩红，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
5月28日率部与东路军撤离漳州，回师赣南中央苏区。途中，在指挥部队攻打武定县一地主土围子的战斗中，王良牺牲，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
7月10日指挥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先后击溃粤敌15个团。
8月17日指挥红四军主攻乐安，歼敌一个多旅。20日，参加攻占宜黄战斗，歼敌约2个旅。是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敌5000余人。
10月16日率部由广昌地区出发东进，参加建黎泰战役。至11月3日先后占领建宁、黎川、泰宁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多团，击溃两个团。
11月16日率部北进，参加金资战役。17日占领资溪，19日占领金溪。
12月中下旬在黎川三都进行改编整顿。因头部左颊伤口经常反复，住卫生部医院进行治疗。
1933年27岁
1月黎川改编撤销军的建制后，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随即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2月27日与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率七师、九师参加黄陂伏击战，在登仙桥附近地区全歼敌五十二师。活捉师长李明。
3月21日参加草台冈战斗，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歼灭。
春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求保卫干部在办案中要学会“六何”，从事实出发。从而在王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下，在一军团得以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5月前后受罗荣桓委托，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为部队培训戏剧、歌咏、墙报、游戏骨干。并自编、自导、自演了活报剧《谁给我的痛苦》，揭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8月1日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9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12月9日参加一军团直属队召开的选举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队代表会议，被选为代表。
1934年28岁
1月15日赴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2月中旬连续破获两起为敌侦探红军消息，企图拖游击队投敌的敌探案。并昼夜召开特派员会议，部署工作，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部队破坏。
3月至4月随红一军团艰苦转战，参加三溪圩、广昌作战。深感“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陷于被动，遭受严重损失。
8月中下旬奉军委命令，率三个连上筷子山搜捕与土匪勾结逃跑的杨岳斌。随即组织击溃土匪武装。
9月初参加温坊战斗。
10月16日率领一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巩固部队，为保卫随一军团行动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1月至12月初协助军团领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
1935年29岁
1月参加强渡乌江的战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作外围警戒工作，当得知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兴奋地说：“红军得救了！”
1月26日至3月21日率一军团保卫局六渡赤水，参加回师遵义歼灭国民党军吴奇伟师的战斗。
5月19日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率先遣队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参与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等战斗。
6月14日率一军团保卫局翻越夹金山。
7月10日率部通过雪山，抵达毛儿盖休整。
8月23日至28日率保卫局走出草地，到达班佑。
9月16日在黑朵寺召开保卫局会议，要求大家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一切行动听从中央指挥，坚决跟着党中央北上。
9月20日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陕甘支队（辖三个纵队）后，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10月21日至11月21日与彭雪枫、李富春率第二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调任第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并参加直罗镇战役。
1936年30岁
2月20日至5月初随第一方面军参加东征战役。
5月13日至15日出席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5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建立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并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等组成教育委员会。
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成立。出席在瓦窑堡米粮山举行的开学典礼。此后，一面参与学校领导工作，一面作为第一科学员参加学习。
7月3日因敌袭击瓦窑堡，“红大”随中央领导机关移驻保安县（今志丹县）。组织教职学员清理石窑，建设新校舍。
10月27日至12月听毛泽东为“红大”一科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持续多次。
12月15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赴西安。先作为周恩来的联络副官，继以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的名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展工作。
1937年31岁
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任教育长。
2月3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先撤离西安，抵红军驻地三原。9日返回延安。
4月领导抗大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5月至8月参加毛泽东为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课，并与学员一起讨论，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
8月1日主持在延安举行的抗大第三期开学典礼，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开始大批进入抗大。
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任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师长赴抗日前线。抗大工作由罗瑞卿主持。
10月上旬主持召开“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批判了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增进了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团结。
10月22日至11月上旬率领抗大教职学员6000多人上凤凰山挖窑洞。历时半月，完成175个新式窑洞，修筑了盘山“抗大公路”，解决了抗大的校舍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手书《我们的伟大事业》赠予抗大，以资鼓励。
1938年32岁
1月28日出席抗大“一·二八”抗战纪念运动大会闭幕式。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罗瑞卿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
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武汉，代表八路军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其间，根据周恩来指示，曾前往国民党设在武昌的黄埔学生联络处作统战工作。
4月17日陪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参观抗大。
5月24日出席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抗大迅猛扩大，学员达5600余人，进入黄金时期。
5月下旬主持抗大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建校以来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确定了今后党的任务，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6月初在纪念抗大成立二周年大会上讲话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6月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条令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规定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教育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使抗大的工作有章可循，向前迈进了一步。
7月就抗大一些学员的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以及少数干部对这些倾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并向全校教职学员作了《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融洽了干群之间的关系。
8月1日至5日主持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等项活动并讲话。
9月29日至11月6日列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抗大组织传达贯彻，主持通过了《为实现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的决议》，规定了抗大执行中央决议的具体任务。
11月10日撰写完《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系统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经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书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时出版，对帮助和影响国民党军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2月13日在全校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建立两个分校的决定，并作政治动员报告。
1939年33岁
1月15日至3月15日主持成立抗大检查工作委员会，自下而上地检查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总结建校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大大推动了学校建设，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评。
1月28日主持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并讲话。全校学员总数达1．3万余人，是抗大历届中最多的一期。
2月9日在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作动员报告，要求全校教职学员总动员，参加生产劳动。
3月2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期发表文章《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
3月6日与毛泽东等就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和一分校校长何长工等，指出：“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主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
4月5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抗大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在决议中指出：“一致同意报告中对抗大工作的成绩、困难与缺点的估计，以及报告中所提的今后抗大的工作方针。”“中央对于在抗大工作的同志们，从校首长至各级工作同志，深致慰勉之意，他们在抗大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4月20日响应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率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上山开荒，掀起生产突击高潮。24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赞扬抗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好，说：“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并说“抗大农庄”的路线是最好的，号召全国都应该学习“抗大农庄”的办法。
5月为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给《新中华报》和《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介绍抗大情况和经验的文章：《纪念抗大三周年的应有认识》、《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
6月1日主持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
6月21日召开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并指出：抗大上前线，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给反共分子、磨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
7月10日抗大总校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全校5000余人开赴华北敌后办学。
7月中下旬率先头部队东渡黄河抵永和关后，因汾河水涨与敌情所阻，返回延川。
8月初至9月底由延川、延长出发经盘堂渡口东渡黄河，经山西兴县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再翻越云中山，在一二○师三五八旅部队的掩护下，指挥三个梯队通过日伪军据点林立的同蒲路封锁线，行程2500余里，于9月底抵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
10月10日出席“青年纵队”远征祝捷大会，同时庆祝陈庄大捷。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抗大进行整顿组织，加强政治教育和党的支部的工作。
12月上旬在灵寿县陈庄主持召开抗大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针对抗大存在的问题，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加强阶级教育与马列主义教育，转变学生的思想，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掌握马列主义，有纪律性、组织性，决心深入下层，接近工农的八路军干部。
1940年34岁
1月1日主持抗大第五期毕业典礼。会后，13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部队工作。
2月10日率领抗大总校从灵寿县陈庄出发，徒涉滹沱河，越过正太路封锁线，经南障、和顺、辽县，20日抵达武乡蟠龙一带，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3月25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指出：它之转移敌后，大大增强了敌后抗战力量，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干部的需要：同时，再一次证明，抗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4月15日出席抗大第六期开学典礼并讲话，指出：“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军队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部之培养，而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与整个党军的建设适应起来。
5月10日给党中央写工作报告，就抗大成立4年来的发展概况、成绩和缺点及当前的现状与任务等作了忠实的详尽的汇报。
6月1日出席纪念抗大成立4周年大会。彭德怀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16日，参加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欢迎会并讲话，指出：我们要争取时局好转，战胜日寇，就要建军，而建军的中心一环便是加紧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们部队的生命线，是战斗力量的源泉。
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论学校的建设问题》———专供抗大参考一文，指出：作为我党军队干部之主要泉源的抗大，进一步建设学校应当着重于更加强调与提高学校的党性的教育；努力使学校具有更加高级的能力，把教育与培养高级干部的任务，提到学校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学校的政治工作，亦应成为继续建设学校之一个重要的部分。
8月协助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四处联络督战”，布置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发出《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强调指出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敌后多打大胜仗，兴奋全国与敌占区同胞的信心；孤立与打击投降派；提高我党我军威信；争取时局好转”。
9月25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组织战地工作巡视团赴晋冀鲁豫地区帮助新组建的部队整顿连队、培训干部。出发前亲临讲话，要求巡视团注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既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做战斗中的模范。按照罗瑞卿的指示，巡视团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斗争，一面帮助连队工作，同时还发现和解决了有的部队执行锄奸政策过左，把游击队大部编入主力等方面的问题，对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10月2日作《百团大战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初步总结》，指出：“大规模的交通战争重点在于毁灭铁路，……同时在毁路之后敌人必对我主要战线进行扫荡与反复扫荡……因此战役时间是较为长久的，且通常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破击，第二阶段为反扫荡……”并对破击前的政治工作、破击时的政治工作、敌占区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及反扫荡中政治工作、战后政治工作分别作了系统的概括。
10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政治工作报告，就抗日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抗战三年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检讨、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作长篇论述。
10月30日参加指挥关家垴战斗，经两天激战，将日军冈崎大队大部歼灭，粉碎了日军对太北区的第二次“扫荡”。
1941年35岁
1月18日发表《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一文，指出：我军战斗力顽强性的具体标准，就是要能够同敌人胸接胸的进行白刃的扑搏。我军的政治工作，就要能保证部队此种战斗力之顽强性的养成，就要从我们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产生出此种战斗力的顽强性。
3月21日在八路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的结论性发言，就后勤政治工作应有的两个认识、后勤政治工作的十大原则、后勤各部门的政治工作等作了全面的阐述。强调指出：后勤政治工作是整个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分。后勤政治工作的建设，也是整个后勤建设的一个部分。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的保证，即不能有坚强的后勤工作，后勤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保证后勤诸部门之工作任务的完成。
4月3日在辽县桐峪镇与郝治平结婚。
4月16日被任命为华北军委分会委员。
是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三、四期发表文章：《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分别对党的工作、干部问题以及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等十个方面的问题作详细论述。强调指出：军队的建设必须有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设与之相适应。没有政治工作的建设，军队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没有保证的。政治工作的建设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6月27日在《前线》十八期发表为支部工作专号所写的文章：《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指出：党的支部，是党的最基本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最靠近群众的组织。因此，支部也就成了党所依靠以联接群众的纽带。不仅如此，党支部还是党率领群众斗争的实际执行者。
7月7日出席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讲话说：共产党八路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步，与晋冀豫边区人民共存亡。并要求民意机关、政府和全体人民，爱护军队，壮大军队和监督自己的军队。
8月26日主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并做报告，详尽地阐述了连队政治工作、党支部工作、连队军人俱乐部及连队军人大会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和做法，强调“连队政治工作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党的支部是连队的堡垒，是连队政治工作的主要靠山”。
10月11日在连队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做《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的发言，解决了连队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时连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的形式主义，即工作只看表面形式与数量，而不讲求工作程度与质量的问题。
秋冬参加组织指挥各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12月29日在总直干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做《目前形势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指出：“今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是：精兵简政，长期坚持，生息力量，准备反攻。胜利的前途是更加接近，反对某些可能产生的熬不下去的悲观失望情绪。但同时也要说明到达胜利的彼岸，还需要忍受一时艰难困苦的游泳。”
1942年36岁
1月28日颁发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训令，要求部队增加生产，克服困难，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根据地财富。
2月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增强我们的生产战线》，指出：“增强我们的生产战线，增加生产，是执行‘精兵简政’总方针下，一件最切要而又最具体的实际工作。”“离开这些具体的工作，不仅革命的胜利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人类的生活，都会因之停止，一个真正的有决心的革命者，不仅能成为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而且当革命需要自己投入生产部门的时候，亦能成为生产战线上艰苦卓绝的英雄。”
4月1日在《前线》第二十八期发表《新的一年与新的政治工作任务》一文，指出：“我们敌后根据地，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储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而且应当看到：今后的斗争，将是更加艰苦的斗争，将要求我们战胜更多的困难……咬紧牙关渡过最困难但却是接近胜利的今后两年。”同时分述了1942年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六个方面的工作，并指出：“强调对敌斗争，开展敌伪军工作，应当放在1942年的政治工作的首要地位。”
4月9日主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的宣教会议，并作总结，根据党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检查和清除了部队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并对今后宣教工作的干部教育、战士教育与党的教育，以及宣传工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5月24日参与组织指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反“扫荡”，并与杨立三率领野政和后勤部机关由下麻田向东突围，在阳邑附近的太行群山中与日寇周旋，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粉碎了日军的“铁壁合围”，受到总部的赞扬。左权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牺牲。
7月7日主持太行军民《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及诸死难烈士、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并讲话，指出：“纪念抗战五周年，证明我们经得起考验，敌人不能消灭我们。”“追悼死难烈士，我们要为左权将军及诸烈士复仇。”
8月18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应当把对敌政治攻势组织得更有力些》，指出：政治攻势的意义“就在于对于敌寇奴役华北人民之各种毒辣阴谋，给予沉重的破坏与打击！它动摇了敌军内部，加深了敌伪之间的矛盾，打击了敌寇的各种欺骗，揭穿了敌寇的掠夺本质；由于反复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及两年胜利的结果，就争取了伪军组织内部以及敌占区有识之士的更多的同情我们，反对日寇；同时也就提高了敌占区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与胜利信心。”“给敌伪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8月22日就冀南政工会议发出指示，指出：坚持平原斗争的部队政治工作，必须根据情况变化对组织形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实行新的原则，强调政治工作的战斗性与自动性，和加强营连两级的政治干部，实行政委制度，以及在领导方式上着重分散领导。
9月参加北方局关于冀中工作讨论会，发言指出：冀中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左”的东西纠正的不够及时，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以及严重的游击主义与军阀主义。关于今后工作，提出：根据地坚持问题，可以坚持必须坚持；政治工作要在思想上作充分的准备，应付今后更残酷的斗争，主要是坚定斗志；组织上，要巩固政治工作制度，主要是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强调党员必须服从党。
10月10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朝鲜义勇军四周年纪念祝词》，赞扬“朝鲜义勇军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主力军”，“象征了朝鲜民族解放一定要胜利，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一定要胜利”。
12月15日为纪念刘伯承50寿辰，在《新华日报》特刊发表《祝伯承同志寿》一文，称颂“有伯承同志这样一个党员，是我党的光荣，有伯承同志这样一个模范的革命军人健在，是国家民族的幸事”。
12月20日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明年政治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正规军的政治工作主要以提高质量达到精兵主义为目的，为此必须着重训练干部，着重连队政治工作，着重党的支部建设。
是月主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的锄奸工作会议，并作报告和结论，指出：在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锄奸工作“主要打击的方向，应当是民族敌人，应当是日本帝国主义奸细。”“除应粉碎敌寇的凶恶特务政策外，还要打碎国民党的内奸政策”。并详尽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状况，阐述了侦察工作和审讯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1943年37岁
1月1日与朱德、彭德怀等发表致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政工人员书，提出：愈接近胜利，环境就会愈困难，斗争也就会更加紧张而残酷。为此必须再接再厉，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更进一步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宣传民众、帮助民众、耐心听群众的意见，切实关心民众的利益。
2月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略论整顿三风的重点》，提出：整风学习应集中力量于主要干部，重点放在营团级以上干部。因为“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就是要在思想上来改造党的干部，使之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大大的向前迈进一步，以便迎接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2月25日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部队整风学习的几点意见》一文，对整风学习中的优点与缺点，成绩与教训做了详细的分析，对整风学习中错误认识与偏向加以纠正，使整风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3月15日在《前线》第33期敌伪军工作专号上发表《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敌伪军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对开展敌军工作的意义、方针、方法与政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6月至7月到太岳军区巡视工作，先后到太岳二分区、太岳行署、中条山分区和北岳分区，直至接到中央关于参加“七大”的电报返回太行山野政驻地。
8月至10月离开太行山八路军野政驻地，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经太岳过敌占区同蒲路封锁线和汾阳、离石公路封锁线，抵晋西北根据地，随即渡黄河经米脂、绥德、清涧、延长抵达延安。
11月中下旬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数次小型会议，批判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是年在延安先后参加毛泽东委托彭德怀和林彪召集的座谈会，澄清在二纵队工作期间有人提出的所谓错杀原三军团干部的问题。经中央调查，证明没有此事。
1944年38岁
2月1日参加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编入一部第三支部，任支部学习委员。开始系统学习党的整风文献和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并认真总结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
4月中旬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听了毛泽东所作学习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以及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极为振奋。
5月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关于整风审干的成绩与缺点的报告。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深切的体会。
8月向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情况，以及我军对敌伪军的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
夏参加中央党校的审干甄别工作，对两位在“抢救运动”中被诬陷为“特务”的女同志进行复查，并为她们的所谓“特务”问题平了反。
1945年39岁
4月23日至6月1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9日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8月9日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并讨论了时局问题。
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8月28日在延安参加欢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9月9日乘飞机由延安抵张家口晋察冀军区。
10月15日与聂荣臻、萧克等致电所属部队，组织绥东战役，并对正太路、平汉路及平绥路东段、平古段进行破袭。
10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萧克任司令员。
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被任命为冀热辽中央分局第二书记，冀热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随即率部赴承德，担负保卫热河及坚持冀东、平北斗争的任务。
1946年40岁
1月11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并组成由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参谋长，于14日抵北平赴任。
2月28日出席三人小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在北平执行部举行的会议，听取各小组的工作汇报。
4月3日至7日与叶剑英就国民党方面非法搜查北平解放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并逮捕40余名工作人员事，提出抗议，与国民党北平公安局据理斗争，迫使其赔礼道歉，释放被捕人员。
4月12日代表周恩来由北平抵沈阳视察，就国方破坏东北停战问题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16日返回北平再赴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不久又赴延安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工作。
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此前几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即撤离北平返回张家口晋察冀军区驻地。随后根据中央指示赴延安，接受毛泽东对晋察冀军区部队行动任务的指示。
7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复电聂荣臻“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的指示，大同前线指挥部组成。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指挥大同战役。
8月中旬大同久攻不下，以个人名义向军区、中央军委致电，提出：“现在这样打法不行，我军屯兵于三个坚城之下（大同、定襄、应县），久攻不克，兵力分散，倘傅作义出援，不好对付。”
9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和聂荣臻、贺龙，就集宁失守后大同战役只能被迫停止提出：“大同解围后，两区主力，分别归建，进行休整补充……寻找机会打几个胜仗，一团一营的歼灭敌人，以改变被动地位。”
是月晋察冀军区奉命恢复野战军指挥机构，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司令员。
10月3日与萧克率部在平绥前线歼灭国民党第十六军第一○九师之第三二五团全部及第三二七团一个营。5日，中央军委致电萧克、罗瑞卿：“你们已……取得初步胜利，望令各部坚持各个击破原则，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分为多次，歼灭十六军全部或大部。”
10月22日出席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的扩大会议，总结三个月来作战的经验教训，会议作出《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
11月26日与聂荣臻、刘澜涛致电所属部队：为迅速恢复战斗力，准备执行新任务，野战军应即积极休整补充，总结经验，进行训练。
1947年41岁
1月20日至28日参预指挥保南战役，攻克望都、新乐、定县诸城，控制平汉铁路100余公里，歼敌8000余人。
3月25日主持召开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并作《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军队政治工作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根据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把激励士气与加强团结，作为目前军队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尤其针对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太协调的情况，着重批评了军队内骄傲自满情绪和不守纪律的现象，促进了军民、军地团结，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评。
4月8日参预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正太战役，至5月4日战役结束，相继攻克井陉、娘子关，解放阳泉、寿阳等7座县城，歼敌3．5万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联成一片。
4月15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直属干部党员大会，传达中央“三·一”决定及中央局关于执行“三·一”决定的决定，并全面分析了晋察冀边区胜利不足的原因，强调指出：在军事指导上要坚决贯彻中央先打弱的后打强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指示，把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在战役指导上要学会力争主动，运动战也可以说是主动战，运动战的思想应该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里不好打就到那里打，要善于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
5月7日在晋察冀军政会议上作《关于加强我军政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部队政治工作所要解决的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问题；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加强军队内外的团结和激励部队坚决勇敢的杀敌精神。
5月中旬出席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行唐县上碑镇召开的扩大会议，对土改运动中，由于缺乏党的领导，不讲政策，乱打乱杀之风而产生的偏差提出意见。会议检查了土改复查工作，纠正了“左”倾错误。
6月2日中共中央同意晋察冀中央局和朱德、刘少奇关于成立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的建议，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司令员。
6月12日至15日参预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青沧战役，歼敌1．3万余人，攻克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占领津浦铁路80余公里。
6月25日至7月6日转回平汉线，发起保北战役，歼敌两个团8200余人，攻克徐水县城和固城镇。
7月中旬至8月中旬返回冀中晋县地区，组织部队进行诉苦、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
8月底至9月13日出席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第二阶段会议。
9月20日至24日率部向大清河北出击，举行大清河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六军5000余人。
10月22日在阜平县史家寨参加边区土地会议，得悉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1．3万余人，与聂荣臻等一起到前线指挥部，并接见被俘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
11月6日至12日与杨得志等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敌2．4万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并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2月2日主持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在晋县召开的扩大会议，总结历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整党、整军和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42岁
1月21日参预组织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的平汉线北段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部及新编第三十二师大部，共计1．4万余人，军长鲁英麟自杀。
2月17日在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作结论性发言，指出：在军事思想上，运动战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以不固定的作战线，大踏步前进后退为其特征。在政治工作上，要继续深入开展三查运动，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建设我们的军队。
3月20日至4月9日参预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察南、绥东战役，集中5个纵队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先后攻克阳高、天镇、广灵、蔚县、阳原，随即西出绥远，攻克丰镇、新堂、怀安等地县城，歼灭国民党军1．8万余人，解放了察南广大地区。
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被任命为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5月13日至7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率第二兵团两个纵队共7个旅，向热河、冀东出击，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先攻克丰润等城镇12处，继围攻古北口，连克昌黎、石门镇、涞水、新城、徐水，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
9月7日率第二兵团和冀察热辽军区部队，为配合东北作战及掩护第三兵团出绥远，向平承铁路及平北地区出击，攻克三河、密云县石匣、小营等据点，控制了平承铁路古北口至密云段。
9月17日就秋季战役政治工作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指出：我兵团任务主要是求得钳住傅军主力，使东北我军和三兵团得手。全军应紧张动员，为完成一切战斗任务而奋斗。在思想上工作上均应有连续作战的准备和克服困难的最大决心。加强战时政治工作，保证每一战斗任务胜利完成，争取军政两胜。
11月24日以第二兵团前委的名义向毛泽东报告北征以来部队情况，并提出：目前的工作除随时注视部队思想动态加强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外，着重解决部队的战术问题与政策纪律问题。战术水平不提高，在更加复杂的战争面前，会要感到严重的困难。政策纪律问题不解决，在打到新区去与进入新的城市就一定出乱子。
12月8日至22日与杨得志等指挥第二兵团再出平绥线，昼夜兼程，将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并按照军委指示围而不打。至22日发起攻击，全歼博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军部及第一○一师、第二六七师等1．6万余人，取得平津战役中华北参战部队的第一个胜利。
1949年43岁
1月4日在西进大同途中，向中央军委建议率部赴北平，参加平津作战，获准。率第二兵团进至北平北部，参加由西直门至安定门段围城并作攻城的准备工作。
1月15日根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决定，全军进行整编。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
2月3日与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
3月5日至13日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和党的总前委，任副政治委员和总前委第一副书记及太原军管会副主任。因徐向前有病，中央军委决定由周士弟和罗瑞卿代理徐向前指挥。
4月20日至24日与周士弟指挥会攻太原，歼灭阎锡山部6个军13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
5月14日为筹备成立中央军委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来中央一叙”。
6月初离开十九兵团到北平。
7月6日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15日至11月1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公安机关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和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等问题。
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
11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大会并讲话。
11月11日经政务院第五次政务委员会决定，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负责警卫工作。
1950年44岁
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党组书记。
2月8日代中央起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国家财政经济部门建立保卫工作的决定》。3月24日，政务院第25次政务会议通过这个决定。
4月21日至5月19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并讲话，会议特别强调了党委的领导作用。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专门业务，保障经济建设安全进行。
6月6日至9日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7月6日至8月12日主持召开首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了人民公安机关治安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强对敌斗争、建警和农村治安管理工作等问题。
8月25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并作《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特务及其走狗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报告。
9月22日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怀念左权同志》的纪念文章。
10月16日至21日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部署开展镇反运动。
11月14日在第一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上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军队内部》的报告。
12月30日在北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一年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报告。
1951年45岁
1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年来人民公安工作成就和今后任务》一文。
1月22日至3月20日赴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11个省市考察镇反工作。并向中央作了关于几个省市镇压反革命及公安工作的考察报告。
4月14日函复北京汇文中学师生员工，欢迎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
5月10日至15日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并作报告，总结了中央“双十”指示以来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部署了今后斗争任务。
6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边防保卫工作会议并讲话。
7月27日以公安部长名义公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8月3日在政务院第96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发言。
9月11日至17日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并作《为彻底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报告。
10月23日至11日1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并作《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发言。
12月22日在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讲话。
1952年46岁
1月向中央作《关于公安部“三反”运动发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批转了这一报告。
2月6日至19日赴武汉考察中南行政区、军区及武汉市机关“三反”斗争情况。
2月21日至5月29日受中央委派解决华南、广东“三反”、“五反”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情况报告。
7月23日至8月8日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并讲话，强调开展同帝国主义特务的斗争，加强经济保卫工作，加强对侦察工作的领导。
9月29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
10月12日至18日主持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并作《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与今冬明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计划要点》的报告，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
11月29日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并讲话。
12月25日在中央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47岁
1月28日兼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
同日看了1月24日《解放日报》关于合肥市公安人员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报导后指示，要以此为典型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违法乱纪、反国民党旧警察作风的斗争。并于当天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通报。
2月9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作《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情况的报告》。
2月10日向中共中央作《关于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
3月8日至17日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斯大林葬礼。
4月20日在北京召集各大行政区公安局长会议，座谈第三阶段镇反情况。
5月7日批示转发《西南区假案情况检查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产生假案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些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轻信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极端错误的刑讯逼供办法所致”。要求“一切有假案的地方，均把揭发与平反假案，严肃纠正错捕、错押、错判，当作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的主要内容之一”。
5月8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关于处理战犯问题的请示报告》。
6月19日至7月19日赴东北三省视察工作，重点考察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经济保卫工作和隐蔽斗争。并向中央作考察报告。
8月19日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并讲话。
9月24日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民警治安工作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的现行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社会治安。
10月10日至16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会议，并作《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现状与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
12月10日出席第二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并讲话。
1954年48岁
上月初陪同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工作。
2月6日至10日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3月23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月27日受中央委托，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言，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
5月17日至6月17日主持召开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并作《进一步加强人民公安工作，为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而斗争》的讲话。
8月26日在政务院第222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该条例和《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
9月15日至28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月31日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
12月20日至24日主持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并讲话。
12月3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该条例以及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
1955年49岁
1月1日在公安部元旦团拜会上讲话，号召公安干部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公安理论，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加强法制观念，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
2月2日至17日主持召开全国政治保卫工作会议并讲话。
3月21日至3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发言。
4月4日参加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6月13日至15日主持召开全国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并作《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指示》的讲话。
7月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发言。
9月24日在11个省、区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讲话，指出：“当前的运动中应注意的中心问题是防止偏差。”
9月27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0月4日至11日参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并就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第九条内容作了发言。
11月赴山东、江苏、安徽考察农业合作化，并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作了考察报告。
12月16日至24日主持召开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并作报告和总结。
1956年50岁
1月5日至14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政治工作会议并讲话。
2月7日主持召开各省、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系统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并讲话。
3月14日至15日出席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并作关于战争罪犯问题的发言，就日本战争罪犯和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的情况和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提出初步意见。
3月28日至4月5日主持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会议根据镇反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研究贯彻镇反斗争的具体措施。并讨论通过了《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的规定》（草案）。
4月6日至14日参加全国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并讲话，指出：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是人民公安工作的根本特点。
5月随毛泽东从广州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安全警卫工作。
6月1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并作《关于当前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意见》的发言。
7月13日至16日主持召开全国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贯彻中央检查镇反工作，纠正缺点、错误的指示。
9月15日至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作《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
11月16日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并作《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和《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决定。
12月20日至28日主持召开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并讲话。会议根据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肃反方针，部署了1957年公安工作的任务。
1957年51岁
2月27日至3月1日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
3月下旬至4月15日赴四川省成都、内江、自贡、重庆等市视察公安工作和肃反工作。
5月15日至23日主持召开各省、市、区党委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
5月24日在公安部党团员大会上作整风动员报告。
6月26日至7月15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8月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该决定。
9月20日至10月9日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10月22日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1次会议，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说明，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条例。
12月20日至1958年1月20日率公安代表团访苏，参加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
1958年52岁
1月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书面说明，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这一条例。
2月14日至27日先后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单分局、横二条派出所、南长街派出所等单位视察工作。
3月11日至24日到上海检查公安工作，并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等二省一市公安工作座谈会。
3月26日至4月4日在浙江省宁波、温州市考察公安工作，讲话指出：“公安工作改进，就是要把工作做的好一些，做的细一些，着重是要求质量，实事求是，办不到的，没有把握的不要提。黄岩‘百无’其志可嘉，肯定办不到，有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恐怕办不到。”
4月6日至28日先后到福州、广州、武汉参加福建省公安干部座谈会，广东、广西、广州两省一市公安厅局长汇报会和江西、湖南、湖北、武汉市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并讲话。
5月5日至23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作《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更好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发言。
6月23日至8月16日主持召开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并作《关于九年斗争总结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8月17日至30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24日至28日到内蒙检查公安工作，并参加内蒙公安厅和包头、呼和浩特市干警大会。
11月14日参加华北政法片会，并作《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的讲话。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53岁
1月20日至31日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并讲话。
2月16日至26日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武装民警工作会议并讲话。
3月到广西、云南视察政法工作。
4月2日至5日出席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18日至29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5月8日向中共中央作《关于中央领导政法小组成员人选问题的报告》，并根据中央决定担任该组组长。
6月初陪同毛泽东回韶山故居。随后赴湖北省阳新县考察救灾工作。
7月2日至8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日至16日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8月18日至9月2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9月17日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离开公安部回军队工作。
9月28日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10月14日参加新组成的军委第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并对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罗瑞卿被指定为会议召集人。
11月4日给军委写报告，请示《关于民兵工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对付未来导弹和核武器的战争，必须依靠民兵，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
1960年54岁
1月至2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去广州，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问题。总参谋部在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中提出，为了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在国防工业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应该大抓尖端技术，大抓基本建设。
3月赴贵阳、重庆、成都等地检查工作。对一些地区的国防工业项目工程建设质量不好，提出严肃批评。并多次检查改进落实措施，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4月18日参加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并作了《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讲话。指出：民兵是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是保卫革命政权的重要工具，是进行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战略组成部分，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5月视察空军南苑高级航校、第11航校和空军驻华北地区部队。
6月25日出席总参谋部召开的全军参谋长会议并讲话：一、组织编制和装备规划方案要压缩；二、装备问题要搞规划，搞尖端，要加速现代化；三、要加强军队的革命化、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7月5日至8月10日参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工作会议。
8月26日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并讲话。
9月14日至10月20日参加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组编装备问题的发言。
10月21日至11月11日与贺龙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十周年纪念活动。
11月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视察沈阳部队、国防工程和国防工业。
1961年55岁
1月2日至9日随周恩来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参加缅甸独立节13周年庆祝典礼活动。回国后，到昆明、成都、重庆、武汉、西安考察部队工作和国防工厂。
2月继续考察部队工作，并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指出：现在部队中的班、排长都没有打过仗，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再过几年，连营长甚至团长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除加强政治工作外，在军事训练上应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军队的战斗经验、战斗传统，也应当想方设法传给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军事训练部门应当重视和研究这件事。
4月去通信兵部队和空军、海军、总参调查通信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
6月12日至7月15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7月18日至8月14日与贺龙、聂荣臻主持召开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战线问题，并作总结讲话，提出对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基本建设进行调整。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
10月到沈阳等地视察部队工作和国防工业。
11月18日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1962年56岁
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2月至4月参加中央军委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的全军编制装备会议。并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选定30本书作为军队高级干部的学习内容。
5月7日至11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后，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主持军队战略方针的修改工作。
6月主持作战会议，与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粉碎国民党军企图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准备工作。
7月20日主持国防工业问题会议并讲话，提出要明确国防工业的方针，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统一行动，为一个目标奋斗。
9月24日至27日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0月20日至11月20日与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指挥中国人民边防部队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11月中共中央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周恩来任主任。罗瑞卿兼任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恩来进行原子弹研制试验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计划落实工作。
11月6日至12月19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办公会议并作总结发言，强调指出：国防工业的任务和方针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正确处理国防工业同国民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国防工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明确科研以尖端为重点，生产以常规为重点，基建以补缺配套为重点；建成一个基本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
1963年57岁
1月15日出席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指出：海军建设的方针应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根据国防需要，根据国防经济和财政的可能，在当前，建设一支精干的有战斗力的海军，在将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2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雷锋班”命名大会的题词：“雷锋同志永垂不朽”。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即组织全军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
3月12日到福州，参加总参、总政、总后联合召开的全军岛屿战备工作业务会议并讲话。随后赴福州军区沿海岛屿检查工作。
5月到舟山等地，视察海军东海舰队基层部队。
6月到南京军区视察工作，先后到定海、普陀、桃花、岱山、大衢、泅礁、南通、启东、如东、射阳、滨海、淮阴和崇明等地区。在视察上海警备区时，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题词：“兢兢业业，戒骄戒躁，不断前进，不断提高，永远保持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7月先后到连云港、青岛、烟台、内长山列岛、崂山湾、里岛、成山头、砣矶岛、蓬莱等地视察济南军区和海军、空军部队。
9月20日参加全军军训工作会议并讲话，强调指出：训练要因任务制宜。训练要注意练好硬功夫，就是“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
10月4日至11月9日率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团视察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区。
11月15日至12月2日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
12月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下连队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的指示，先后7次到首都警卫师、中央警卫团所属连队宣讲并召开干部、战士座谈会。
1964年58岁
1月9日在主持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强调要坚持国防工业建设的各项方针任务，力争提前两年，在今后7年内建成一个基本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并建议在今后7年内着重抓航空工业，选择空军装备作为突破口。
1月25日至30日到南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现场会议，号召全军部队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会后，全军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2月9日至25日到广州，参加广州军区召开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成果评比现场会，观看了部队的表演，并视察了海军部队。
3月5日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技术表演，说：部队练成硬功夫，真本领，打得准，过得硬，艺高胆大，勇敢加技术，什么敌人都不在话下。
4月13日至26日到成都军区等单位视察工作，当军区领导汇报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中，有拼凑尖子的现象时，指出：弄虚作假，不是共产党的作风，将来打起仗来会打败仗。
5月20日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到天津杨村，检阅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两周后又赴济南，观摩济南军区军事比武活动，并在大会讲话，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已为实践所证明，是一种好的教学方法。不仅陆军可以用，海军可以用，空军也可以用，只要同自己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各行各业都可以用。
6月15日至16日陪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军事汇报表演，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7月赴延吉、长春、牡丹江、绥芬河、沙尔图等地区勘察地形，检查工作。
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研究部署国防工业大小线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讲话，强调调整一线、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的问题。要求大家本着“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精神，按照规模小、专业化和便于相互协作的原则，以及“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制订规划方案，集中力量，争取时间，积极行动。
是月观看装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队和技术能手的比武汇报表演。
9月1日第一颗试验用的原子弹研制成功。9月20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送《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提出“以今年10月份试验为最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9月上旬在北京南苑观看空军组织的比武表演。下旬，到张家口、张北、承德等地勘察地形。
10月15日到青岛，视察海军北海舰队，并观看北海舰队举行的战斗演习。
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即向参加试验的科研人员和部队发贺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11月到天津、秦皇岛、唐山、济南、青岛、沂蒙山区、南京、徐州、苏北地区勘察地形和视察北京、济南、南京军区的工作。
12月先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发言。
1965年59岁
1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有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针对林彪在《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在会议上讲话指出：既要突出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又要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军训及其它各项工作中去，不要搞空头政治。同时充分肯定了1964年的军训成绩。
2月至3月赴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勘察地形，并视察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空军部队。
4月至5月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
6月11日至7月3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大力协同，多谋善断。
7月23日和参加民兵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
9月3日参加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并作了《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
11月赴广东、广西等地勘察地形，并到广州军区、海军、空军部队检查工作。
12月11日在云南勘察地形期间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进行突然袭击，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随后，被调离军事工作领导岗位。
1966年60岁
1月至2月连续向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写信申述。针对林彪等人的诬陷表示：没有的事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
3月4日至17日在有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以及公安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3月18日被迫跳楼双脚跟骨致伤，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罗瑞卿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10月经两次手术，右侧跟骨伤愈。左侧跟骨骨折后形成慢性骨髓炎，遂做跟骨部分切除。但术后伤口再次破溃。
12月21日被林彪、江青指使的红卫兵从医院劫出，押到海淀区罗道座卫戍区部队驻地“监护”。
1967年61岁
1月至3月不断受到军队、地方机关和院校的大会批斗。
4月3日至9月16日因左侧跟骨伤口长期不愈，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其间31次被从医院拉出去在大会上批斗。住院期间，因发烧跌跤导致左股骨颈骨折，未经治疗，即令出院。
11月20日因左股骨颈骨折，左腿日趋肿胀，疼痛日益加重，再次住院。在施行牵引治疗期间，被专案组连续突击审讯，逼迫交待“罪行”。
1968年62岁
2月11日在左股骨颈骨折和左跟骨髓炎未愈的情况下被迫出院。继续受到专案组的日夜审讯。
6月1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左跟骨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又跌断了左股骨颈，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
7月14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再次住院治腿。
8月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瑞卿手术方案向中央写了报告，但林彪不同意，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此后，专案组即在病房内“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
1969年63岁
1月至3月做左小腿截肢和左股骨头切除手术。
6月6日出院。被送至海淀区什坊院卫戍区某部驻地监护。继续被迫写交待材料。
1970年64岁
8月25日写完356页20余万字的《我的自传》。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这些话有些人会说对于我是不合逻辑的，但历史将证明它是真话，而不是假话。
1971年65岁
1月用仅有的一点生活费订了一份《人民日报》。每天除看报外，以多数时间读毛泽东和马、恩、列、斯的著作。
9月“九一三”事件后，从报纸上发现林彪的名字逐渐消失，断定林彪出了问题。
1972年66岁
1月5日被转移到政法干校继续“监护”。
6月15日写出了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第一部分材料。
8月1日写出了约13万字的揭发林彪历史上的罪行材料。为集中精力写材料，推迟了同家人的见面。
1973年67岁
1月3日至4月7日因冠心病、高血压等病住院治疗。
9月11日因冠心病复发再次住院。
11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被解除监护。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1974年68岁
1月8日与5日出狱的郝治平分别8年后在301医院见面。
4月2日病情好转，出院。
10月经中央批准，到福建省福州市请中医林如高治疗腿疾。
12月仿唐人王勃送别诗，书赠战友，表惜别互勉之情。诗中写道：“革命识知己，马列共遵循，永走革命路，一切可牺牲。”
1975年69岁
春与战友和诗一首，写道：“蒋匪日寇何足道，群众伟力冲破天，兴无灭资当继续，擒妖捉鬼更要坚。”
4月给李文一、魏传统复信并附答诗：“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
5月31日时值69岁生日，感触颇多，赋诗以念：“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甘年耻矜夸。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干里岂嗟呀！”
8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军委派专机接罗瑞卿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之后返回福州，开始作调查研究工作。为60年什的全围民兵先讲集体——十小登英雄岛正名；并驱车百里以外，调查福清县一造反派头头私藏武器案。
9月前后针对“四人帮”掀起的“评《水浒》运动”指出：“这里面有鬼。评《水浒》的文章，我看是反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
11月“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日益猖狂。对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领导人说：“你们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是人家不甘心，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
1976年70岁
1月10日返回北京，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2月在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对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说：“要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他们（指“四人帮”）肯定是短命鬼。”
7月8日返回北京，参加追悼朱德的活动。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再返北京，参加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因心情沉痛，冠心病复发，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11月看了张春桥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后，在上面批道：“名为总政主任，懂得一丝一毫的军队知识吗？可怜得连常识都没有。所以满篇只能放屁胡说，乱扣帽子，大打棍子。”
1977年71岁
年初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3月8日以“一读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
5月24日至7月15日因病住院期间，撰写《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军训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两篇文章，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
8月12日至18日参加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8月28日根据军委座谈会议精神，邀集三总部、国防科委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领导同志研究军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认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写好一个总的报告。这个报告应该把“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最近一个时期军队工作的纲，把抓纲治军，大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内容。并研究提出了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10月19日就解放军报情况简报刊登的《空军航空兵第一师领导班子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一文，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指出：“这个师的领导班子，政治上、作风上、工作上都算是过得硬的。我全军师以上领导班子，不要说全部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能够做到像这样，那么，我军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就会加快步伐。”并建议以军委名义通报全军表扬。
11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空军航空兵一师领导班子的材料，号召全军各级党委向他们学习。
11月8日至20日与邓小平去广州准备军委全会文件。在讨论修改文件时对工作人员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军队还是以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来。
12月12日至31日参加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全体会议。在讨论时发言说：“最重要的是把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彻底和把领导班子搞好。”“在调配领导班子时，要特别注意那种专说假话、挑拨离间、搞两面派的人。不能让这种人进班子。”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等九项决定。
1978年72岁
2月16日就广州军区揭批“四人帮”的情况，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指出：要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好（包括揭、批、查，挽救犯错误干部，把可拉出来的帮派骨干拉过来，对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落实好政策以及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军区司、政、后，重点又是政治机关），恐怕在第三战役中，要做好上述工作，还须花很大气力才行。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要使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所属的军队中贯彻执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就必须做好工作。
3月26日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并要求解放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4月1日在解放军、国防工业系统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全体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要争取时间，珍惜时间，要树雄心，立壮志，把国防科学技术搞上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后来居上”。我今年72岁了，我要把72岁当成27岁。邓副主席说，他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当个后勤兵或者当个后勤组长。
4月12日在听了海军的工作汇报后指示：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到底。产生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恢复我们的传统作风。现在危险的不是那些已经清查出来的而是那些“风派”、“溜派”、“震派”、“捂派”人物，特别是没有查出来的少数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又要闹“地震”。
4月17日得悉华国锋要在访朝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为此，海军准备调动舰队，组织演习。鉴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表示不同意在这个时候搞这么大的兵力行动。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演习被制止。
4月19日到徐州等地视察部队，坚持上山、下坑道，深感腿疾给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5月11日看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5月18日在总参部局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指出：“三查三整的标准，邓副主席提出，要把领导班子搞好，把作风搞正，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人帮’和林彪，害苦了我们军队。现在，军队有许多不正之风……就是被他们搞乱了的。这次要下决心整顿。”“大家要团结起来，要不念旧恶……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甚至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采取一看、二帮，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把班子搞好，作风搞正。”
6月审阅《解放军报》约中央党校同志撰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并亲自查阅资料，三次审阅修改。文章定稿后，打电话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
7月15日经党中央批准，赴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治疗腿疾。
8月3日术后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
8月5日党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接回北京。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灵。
8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罗瑞卿追悼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罗瑞卿光辉的一生。罗瑞卿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