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ifeng.com/a/20151218/46729581_0.shtml
军改之难的根源
如今已在中共军队内密切推进的军队管理体系，在过去很多年来并非没有纳入专家学者和高层的视野，而是众多人士都陷入一个奇妙的观念漩涡不能自拔。
军队建设专家称，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敢不敢在领导指挥体制上“猛切一刀”，把军政军令系统相对分离出来。对于军政军令分离问题，长期以来，中共军队理论学家的认识常常是把它与社会政治体制联系起来的。以为军政、军令分离体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产物。军人不问政治，是这种体制的鲜明特征。
而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和简诺维茨的研究更为这种担忧加了一把火，这两位学者在考察军队与国家关系时，认为实行文官治军是资本主义国家防止军人擅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军人只负责打仗，不过问政治。“军人只是政治家手中那杆长枪上的子弹，扣动扳机的手不在将军们那里。”
但也有中共军内学者认为，文官治军这种制度与军政、军令的分离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文官治军解决的是军队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军政军令分离解决的是军队平时建设和战时指挥互相关系的问题。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回顾我军历次体制编制改革，为什么在政令和军令分离问题上，大家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步？根子就是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似乎一触及这个问题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述学者称，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制绝对不会出现有人担忧的情况。长期的军政军令不分，特别是长期的和平环境条件下，各级党委和军官的注意力大量转移到平时的建设和管理上，指挥权力层层上收、指挥效率越来越低下，部队打仗的功能严重弱化。
这位学者总结称，可以说，目前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指挥效率与管理控制两难取舍，已经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上看，地方推行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虽然尚不够彻底，但确实解决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对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去掉姓社姓资的标签，对军政军令分离我们也需要去掉姓社姓资的标签。适度的军政军令分离，既能提高指挥效率，又能防止军人擅权，还能实现军令系统与军政系统的相互监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央军改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在2013年发表的《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一文曾指出，要按照调整职能、理顺关系、优化机构、提高效能的思路，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
这表明，中央军事最高决策层那时已然采纳了这种革故鼎新式军队变革。尽管中共军队进行的体制编制改革，是面向未来的力量重组，但也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改革往往会触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军地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造成改革困难重重，难以进行到底。
邓小平在1980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军队改革特别是军队体制改革，必须“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与其他改革事项不同的是，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在方法上要采用革命的办法，形成体系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路径。
中共军队现在敢于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得益于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敢下定改革决心，有勇于承受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的魄力和意志。
俄军在推进改革中，普京坚定支持几任文职国防部长推行改革举措，为此不惜将抵制改革的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巴鲁耶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泽林等高级将领撤职。如俄军事专家所指出的，“俄军‘新面貌’改革是在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坚定决心基础上展开的。”相反，如果得不到最高统帅的坚定支持，如果缺乏立断立行的勇气魄力，如果拿不出超出常规的断然举措，那么，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常常是无果而终。
改革正逢良机
纵观历史，破除部队的和平积习，根本出路在于从制度设计出发，形成以实战化为改革指向的军队建设发展新常态，确保部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同时也要看到，相对和平的环境为推进实战化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为军事改革往往涉及体制编制、规模结构、政策制度等根本性的问题，改革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挑战，军队的战斗力可能会因为改革而暂时下降。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大规模、深层次的军事改革往往在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和平环境中进行。这样可以遵循军事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更为从容、长远地筹划设计军事改革。所以说，和平时期往往是推动军队建设获得大发展、大进步的最佳时期，但这种军事改革必须以实战化为基本指向。
如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军事家敏锐地觉察到新型武器装备和新兵种建设面临重大飞跃，苏联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军事改革以追赶这一潮流。当时苏联红军的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向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提出建议，认为应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和最新技术因素的基础上，全面改组武装力量。
1931年，在拟定和修改国家军事建设计划过程中，苏联最高层充分吸收改革派将领的意见，推动旨在赢得战争的军事改革，图被调任中央军事机关，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装备部长，负责主持军队的技术改装和改革工作。一批支持实战化改革的军队领导干部得到提拔重用，苏联的军事改革得以推进。从当时参观苏军演习的西方国家军事专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场军事改革确实给苏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2006年以来，美军对其现行领导指挥进一步调整职能、精简机构，在总部层级，国防部精简约50个将军岗位和150个高级文职岗位。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加强，继网络司令部正式组建后，各军种也组建了相应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国防大学研究外军的一名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美军现在实行全域战略布防，军队编成模式完全按照作战需要，随时转化、变化、更新。
中国国力的发展也给军改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充分的物质条件。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超过14万亿元，这为推进实战化军事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和雄厚的财力支撑。
“不管在何种背景下发起的军事改革运动，都有一个最佳的窗口期，一旦改革窗口期过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全军上下对改革期望很高、呼声很大，实战化的军改具有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中，多位军内专家都持有相同观点。
与以往历次由单一部门牵头的军改不同，目前军内推行的这次军改方案，由中央军委深改组统筹指导，全军全局论证，自上而下，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军委深改组下设改革办，改革办下又分设二十余小组，参与军改论证的是由全军抽调的精兵强将。据参与军改的一位军事专家透露，军改方案全部由各方背靠背编制而成，多个小组不跑风透气，各种编成的方案提交深改组领导小组统筹综合，之后才最终定稿。现定稿的军改方案原本计划2014年草案论证，年底公布方案，但军改千头万绪，事涉多方利益盘整，延宕至今年年初。今年的计划是在6月底拿出方案，完成论证，却也无果，又推迟半年。至国内外诸多大事完美收官，军改综合方案才终于出笼，获领导层面权衡审定。军改方案的插曲，可见其推进之不易，变革之艰难。
“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有相对合适的方案。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不犯颠覆性失误，改革方案就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否则有可能错失改革良机。”上述军事专家表示，要认清根本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方案设计，也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政策制度。“现在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窗口期不是无限的，必须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