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第四次世界大战

作者:Norman Podhor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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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管在视觉上还是观感上，那次袭击都是晴天霹雳。在视觉上，两架被骑劫的飞机在○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撞进世贸中心的双子塔，背景是万里无云的天空，蓝得像假的一样。那天我恰巧在现场半英里之外的法院当陪审员。两架飞机撞中大楼不久，我们全都涌上街头──第二座大楼就在这时倒塌。这个景象本身仿佛还不够震撼，在背后蔚蓝晴空的衬托下，更是显得难以置信。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在（以前所谓）特艺七彩的灾难电影场景当中。

但那次袭击也有另一种晴天霹雳。事发后一年左右，有关委员会在○二年十一月成立，查究暴徒怎样，和为什么做出这等惊人突袭、而我们原本又可否及时阻止。我要强调：九一一袭击的确是晴天霹雳，因为没有人相信这种事会发生，更不会盘算怎样防备。委员会最后达成共识，认为美国在九一一遭受的攻击，不能归咎于美国任何一位总统以至任何政策。

因为事实很明显：只有基地和那些包庇并支持它的政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此外，美国既被动，又没有防微杜渐，对九一一大开中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自由派抑或保守派、执政还是在野、理念是什么，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明。原因很简单：两党历届政府对付恐怖分子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远至七○年的尼克松，然后是福特、卡特、里根（不错，包括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一直到九一一之前的乔治布什，都如出一辙。

当代其中一位最杰出的军事战略专家科恩（Eliot A. Cohen）认为，一般所谓“冷战”（题外话：苏联政治宣传首先使用这个字眼），应当给予正名；我也有同感。他说“冷战”其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提醒我们：全球冲突不一定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参战，也未必有地图上的传统前线。”我也认为，我们需要把现时的冲突视为第四次世界大战，才可以完全了解它的性质。“反恐战争”的“一些主要特征”，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谋而合，因此科恩把前者称为第四次大战：“它牵涉全球；当中会出现暴力及非暴力手段；需要动用技巧、专门知识和资源，却未必需要动员大量军队；可能会持续多年；而且源自理念冲突”。

第四次世界大战，还有一点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相同，科恩却没有提及：两者都是透过总统申述的理念而宣战。

一九四七年，美国总统宣布：“对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奋起反抗、爱好自由的民族，美国政策必须支持。”由此诞生杜鲁门主义。当年的围堵战略有三部份：经济、政治及军事。四十年来，三方面措施的轻重比例因应需要而改变，一直到我们在第三次大战取胜。杜鲁门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不同阶段呈现全部内涵。另一方面，○一年九月二十日，乔治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说，却几乎完全申述了布什主义。

这篇演词带出了布什主义。它针对第四次世界大战，正如杜鲁门主义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样明显。抗争即将展开，布什并没有把它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但声言这是最近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延续。对于袭击我国国土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他有以下见解：“这种人我们已经见过。他们继承了二十世纪一切嗜杀的意识形态，路线形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他们草菅人命，妄想把激进的念头变成现实，弃绝一切价值观，强权至上。他们把路走到尽头，就掉进没有墓碑的坟墓，葬身于历史所唾弃的各种谎言”。

布什主义共有四项要旨，第一项要旨的基础是：在道德上彻底抛弃相对主义；在世界事务上，可以亦需要作出道德判断，并且一往无悔地坚持这项原则。布什在○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国情咨文，重复自己在○一年九月二十日初次谈及的论点，并且说得更坦率、更详细，务求当头棒喝。

布什在九月粗略提过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敌人。之后不久，他发表战时第二项重要文告，清楚指出与世界为敌的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及北韩──把它们称为“邪恶轴心”。他再次效法里根：后者亦曾经指摘苏联──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敌人──是“邪恶帝国”。

布什其后的言论，继续抱持自己主张的第一项要旨，又断言我们要为普世道德目标而战斗：“分辨是非，有些人总觉得不婉转或不礼貌。我不同意。时移世易，不能墨守成规，道德价值却不会改变。无论在任何文化、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样……我们置身于正邪之争，邪恶就是邪恶，美国不会含糊其词”。

布什跟把我们带进战后著名的理论争辩（但没有提及双方代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消亡之后，我们本身的政治制度已经没有对手可以一较高下。尽管这项理论饱受误解，布什却完全认同：“二十世纪结束后，只有一个方向容许人类继续发展，不容妥协的发展基础就是：人类尊严、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尊重女性及私产权、言论自由、平等司法和宗教包容”。

政治学家享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各地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布什赞同福山的观点之后，又反驳了享廷顿的讲法：“男女共有的权利和需要，在任何文化都没有分别。不管在非洲、拉丁美洲、以至整个伊斯兰世界，自由都是天赋权利。正如所有国家的百姓，伊斯兰国家的民众都希望得到，亦应该得到，同样的自由和机会，他们的政府也应当听从他们的诉求”。

(二）

布什主义四项要旨的第一项，开展新的道德态度；第二项要旨，同样远离主流学术界与知识界对恐怖主义的概念。

我们追查的恐怖分子，大部份出身于富裕家庭，一再证实布什主义对他们的理解：经济因素不再被视为恐怖主义的源头。滋生这种杀人瘟疫的“泥潭”不是贫穷和饥饿，而是政治压迫。只有透过“政权变更”的战略，“排干”这些泥潭，我们才可以解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并且让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实现“他们渴求及应得”的自由。

此外，根据这项新的理解，除却少数例外，恐怖分子并非单独行事的狂徒，而是各国政府资助的组织所委派。因此，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生擒或杀死拉登，以及消灭他领导下的基地恐怖组织。布什誓言：对那些遍及五、六十个国家，盘根错节的恐怖组织网络和涵盖全球的活动小组，我们都会全部铲除。我们不会再把这些群体当作一般罪犯交由警察拘捕，也不会向他们宣读法律权利和提交法庭审讯。从今以后，他们将被视作与美国以至整个文明世界交战、隶属军事联盟的非常规部队。

有人已向美国宣战，我们因此要迎战。然而谁是敌人？由于肯定是拉登策动九一一袭击，他和基地最高领导层都藏身于阿富汗；哪是第一个攻击目标，又同时是布什主义第二项要旨的首个试验场地？答案显而易见。

不过，布什动用军事力量前，曾向伊斯兰极端激进政权、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交出拉登一伙人，以及关闭境内所有恐怖分子训练营。塔利班拒绝要求，不只招来攻打；按照布什主义的定义，他们更是自取灭亡。因此，○一年十月七日，美国、英国与十多个国家联手，征讨基地和向它提供“援助及栖身之所”的政权。

相比后来，当时在美国内外，对第四次世界大战首个战线的反对声音相对不大，因为阿富汗战事可以算是对恐怖分子的还击。虽然有不少人对推行“政权变更”的风险窃窃私语，但实际上，塔利班（在穆斯林世界以外）普遍不获同情。

反对阿富汗战役的人，大多认为这场仗胜算不大。不错，有些人真正反对的，其实是美国整体军事势力。可是，阿富汗战事一开始之后，大家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战场发生的一切岔子。

例如：开战不过一、两个星期，北方联盟协助联军的阿富汗战士方面出现差池，《纽约时报》像阿普尔（R.W.Apple）那些观察员就立刻祭出越战幽灵。从恐怖深渊唤来的这个冤魂，自此挥之不去。

有关第四次世界大战所有早期战役的争论，都有越战幽灵的踪影。它今次说：我们误把地面作战交托当地不胜任的部队，以为只需要向他们提供指导和空军掩护便足够。这种战略注定失败，我们也会重蹈越战的覆辙，陷入“泥沼”。

阿普尔和其他人声称：毕竟苏联入侵阿富汗亦要铩羽而归──何况他们毋须远距离作战，没有我们的后勤问题。我们怎会比苏联干得更好？不过，当B-52轰炸机群投下一万五千磅榴霰弹后，暂时赶走了越战幽灵，亦减低了某些人对走进泥沼的忧虑（甚或希望）。榴霰弹绝对不是反战者所讥讽的那样，只能“轰击瓦砾”；连《纽约时报》的报道也不得不承认，榴霰弹“接近地面才爆炸，几百码内无坚不摧，对敌人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

但榴霰弹还不是唯一的撒手。大家后来都发现，我们的“聪明炸弹”威力，已经远远超过它在九一年面世时的水平。在○一年的阿富汗，地面的侦察员使用无线电、手提电脑、激光，而且策马四出，空中亦有星等仪器自动搜索目标──在各种辅助下，“聪明炸弹”有惊人的准确度，可以避免误炸平民，亦可以轻易歼灭敌人。《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又说：“美国崭新的军事科技”“让拉杂成军的游击队”（据说把我们拖进泥沼的那个北方联盟）不足三个月内，击溃塔利班政权“久经战阵的部队”，同时美军的阵亡人数也偏低。

这场仗未能抓到拉登，也没有歼灭基地，但后者在阿富汗战事绝对损兵折将。塔利班政权则被推翻，取代它的政府不会再援助及包庇恐怖分子。在新政府治下的阿富汗虽然不算完全民主，但相比前任的极权政府，亦绝不暴虐。没有塔利班的伊斯兰极端教条，该国的政治由此得以发展，撒下了自由制度的种子，并且让它们有机会萌芽生长。

布什主义第二项要旨对恐怖主义的崭新理解，在阿富汗战事显露无遗：窝藏恐怖分子，不肯把他们清除的国家，即是要求美国代劳；统治这些国家的政权也是自取灭亡，由有民主志向的领袖代替。当然美国会审慎从事；如果情况许可，亦会用上经济、外交等手段。但阿富汗的例子，证明美国既不排除、又有能力展开军事行动，更可以作出致命一击。

（三）

布什主义的第三项要旨，建基于我们先发制人的权利。布什在○一年九月二十日颇清楚地指出，他无意等候再受袭击（“我们将对付那些支援或庇护恐怖主义的国家”）。但到了○二年的国情咨文，他更加明确：“我们会从长计议，但时不我与。我不会在危难当前，等候事情发生或袖手旁观。美国不会允许世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来威胁我们。”

布什把他的新观念放进历史层面：“上世纪大部份时候，美国倚靠冷战的遏止及围堵原则来防。在一些情况，这些策略仍然有效。但新威胁也要求新思维。以巨大报复来遏止国家这一套对飘忽的恐怖分子网络不中用，因为他们没有国家和人民要保护。”这包括基地及类似的团体，但布什进一步解释，为何旧一套无法对付像伊拉克侯赛因的政权：“当失衡的独裁者能使用大杀伤力武器，或供应给恐怖分子盟友时，围堵是不可能的。”

布什拒绝退缩，驳斥了用条约限制武器这套一向被奉为神圣的教条，指这已不能应付今日的伊拉克及邪恶轴心成员：“我们不能自求多福来保美国及朋友，我们不能相信暴君的诺言，他们庄严地签署不扩散条约，然后有系统地毁约。”因此布什坚决表示：“如果我们等候威胁成熟，便太迟了……要打赢反恐战争不能靠防御，我们必须追打敌人、扰乱他们的部署，并在最糟威胁涌现前对付它。我们步进的世界，行动是唯一安全的路径。这个国家将会行动。”

在那段初阶，布什政府仍否认它已决定对付侯赛因，但所有人都知道布什指向他。当下目标是在伊拉克独夫有机会提供大杀伤力武器给恐怖分子前推翻他，但这不是布什或支持者的最决定性考虑。长远的战略构思不止于此，布什的想法是伸延始于阿富汗的“排干泥潭”计划，然后让整个地区步向民主。如果在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代表中东恐怖主义宗教那一面，那么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就是它最有力的世俗伙伴。这套两栖战略，就是用来对付这只双头野兽。

但跟对付阿富汗不同，攻打伊拉克和推翻侯赛因的想法惹起的炽热风暴，不比抨击布什坚持用“善”与“恶”字眼的反对声音来得温和。

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年八月一篇名为《不要攻击伊拉克》的文章，作者是斯考克罗夫（Brent Scowcroft），他是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侯赛因跟恐怖组织有连系证据不足，跟九一一有关就更加薄弱。事实上，侯赛因的目标跟威胁我们的恐怖分子不同，跟他们联手对他无好处。”

斯考克罗夫认为，攻打伊拉克会破坏全球反恐运动，“最可怕的后果是在中东的影响，当地的共识是，伊拉克主要是美国的困扰，但该区的困扰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如果我们为了对付伊拉克而不理以巴冲突，我们会被视为忽略穆斯林世界的重要利益，来满足狭窄的美国利益。”这可能会使阿位伯世界不稳定。

斯考克罗夫强调解决“以巴冲突”，这只是指摘以色列为和平障碍的标准婉言。他强烈暗示以色列总理沙龙比侯赛因更危险，此举为反以色列的声浪造势；反以声浪在九一一袭击后数小时便无耻出笼，自此愈演愈烈。论者认为，以色列比石油公司扮演更吃重角色，把我们拖进伊战。

批评者认为，一群犹太裔官员阴谋集团秘密策动攻伊，为的是以色列而非美国的利益。散布这种诽谤指控的人，认为把这批阴谋家称为“新保守派”比犹太人好。这是聪明的一，因为在称为新保守派这一群人中，犹太人确实占了大部份。新保守派就是昔日一些自由派和左派，二三十年前觉悟前非跟左翼割席，转而投向右翼的人。这些大家早已知道，但对那些现在才发现的人，很容易只集中在那些似有犹太名字的新保守派，忽视了其他重要但不是犹太人的新保守派。

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反对九一年海湾战争时已试过用这招，他当时谴责新保守派骑劫和败坏了保守主义运动。今天他变本加厉，指只有两批人敲打中东战鼓：以色列国防部及其在美国的傀儡。他又点出多位名字似犹太人的重要鹰派。十年后，布坎南再揪出其中一位鹰派RichardPerle，但Perle今次跻身其他人之列，包括两位主角五角大楼高层Paul Wolfowitz和Douglas Feith，以及一大群政府外的犹太知识分子配角（如Charles Krauthammer、William Kristol和Robert Kagan）。他们被描绘成以色列政府的特务。

与前不同的是，今次这班人成功渗透美国政府顶层，密谋控制他们不是犹太人的上司（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以至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不用多久，全世界都用这理论来抨击布什主义。可以“揭露”攻伊（以致第四次世界大战）其实是由犹太人发动去保以色列的利益，还有什么比这一套更好？

为了掩饰反犹太主义，论者假装他们说“新保守派”时不是指“犹太人”。但论调脱离不了耳熟能详的反犹太谎言：犹太人永不会忠于他们居住的国家，他们只会在幕后操纵世界为自己邪恶的目标服务，而且经常成功。

这理论本身荒谬绝伦，要人相信无法相信的事：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赖斯这些有自己坚实一套的人，竟会被一班狡猾的下属（不管是犹太人与否）蒙骗，做一些违反自己良好判断的事情去打仗，去打一场看不见跟美国利益有何关系的仗？

（四）

斯考克罗夫等人的慨叹，令人觉得乔治布什误把“全副心神放在”伊拉克，完全忽视了“以巴冲突”。但事实上，即使在发生九一一袭击前，已经有广泛而可靠的报道说：布什打算公开承认，只有成立巴勒斯坦国，才可以和平解决以巴冲突；经过九一一的短暂延误，他在十月便发表了相关言论，打破美国历任总统的禁忌。

可是，经过几个月的思量，布什似乎发觉，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拉法特一伙恐怖分子就得以执政；这种做法好像有点不妥。我们正在打仗，务求把世上包庇并资助恐怖活动的政权逐一铲除，美国为何还要默许，甚至协助增添这类国家？

这个问题大概令布什产生了另一项构思，比他在九一一后对恐怖主义提出的见解更有创意。○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说；三星期后，就开始谈论这构思。他的讲词，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提出条件：“目前，巴勒斯坦当局助长恐怖活动，而不是打击，这是不能接受的。美国不会支持巴勒斯坦国成立，直至巴勒斯坦领导人与恐怖分子展开长期奋战，并且摧毁他们的根基。”

他又说：不过，要从事这种抗争，就要投票选出“新领导层，对恐怖主义绝不退让的领导层”，务求“在民主、市场经济和实质反恐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布什讲过多次：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共存，是他的“理想”。以上那番说话，显示这项理想符合他对恐怖主义邪恶之处的整体看法。这还不止：他更进一步把巴勒斯坦问题带返中东大局，以正视听。多年来，阿拉伯人的政治宣传都把那项问题抽离实际背景。这么重要的一几乎无人看破，所以值得深入探讨。

中东的穆斯林国家相信，真主阿拉把该区土地留给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因此，以色列在四八年建国前，阿拉伯各国早已大力阻挠犹太人的主权国──以至任何犹太人国家在中东成立。数以亿计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控制中东二十多个国家领土。以色列当年小国寡民，面积小得像新泽西州，人口低于七十五万。冲突双方看来强弱悬殊。阿拉伯人发动六七年“六日战争”，务求消灭以色列，结果反遭打败，以色列从此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原属约旦）以及加沙地带（本来受埃及控制）。

可是，惨败的阿拉伯人后来透过政治宣传，把这场战事变成口舌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整个穆斯林世界持续对以色列开战，但在他们口中，这不过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间的斗争。以色列的形象，自此由牧童大变成巨人歌利亚。该国四面受敌，人口又少，曾经赢得不少同情；但阿拉伯人这一，令很多人对以色列改变观感。

布什现在把这种颠倒翻转过来。他指出真相，让巴勒斯坦人知道：在数十年来的“中东冲突”，他们一直被当作“棋子”。至于大局面其他国家，以及它们的所作所为，布什亦坚持公开发表坦白的意见：“我以前讲过，不支持我们讨伐恐怖分子的国家，即是与我们对立。各国必须有所行动，才是真正爱好和平。所有真正致力于和平的领导人，都必须命令官方媒体停止鼓吹暴力，并公开谴责自杀式炸弹袭击。所有真正致力于和平的国家，都必须阻止资金和设备落入企图毁灭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并阻止新成员加入，包括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及真主党等。所有致力于和平的国家，必须阻截伊朗向这些组织运送的物资，并且反对伊拉克等助长恐怖活动的政权。利亚必须关闭恐怖分子的营地，以及驱逐恐怖主义组织，从而在反恐抗争中站在正义的一方。”

布什就在那时重建了中东冲突的背景。其后几个月，欧洲的主要盟友：英国首相贝理雅，以及国务卿鲍威尔向他施压，令他有时重拾旧想法，但他总能回复过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亦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在这个理想的指引之下，他对反恐战争的见解不但包括巴勒斯坦当局，而且涵盖整个穆斯林世界，以至“盟友”和敌人，踏出有力的一步。
清除了悖于事实的矛盾，在第四项要旨的承托之下，布什主义现已变得稳固、完整、首尾一致。

（五）

我想把一九四七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跟二○○一年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起头再察看一下。

杜鲁门主义在一九四七年面世时，立刻遭受不同方面的攻击。在共和党阵营内，亦有不少人猛烈反对这项主张──“围堵”到底是美国政策，抑或只是民主党的政策？当时没有定论。一九五二年的总统选举，令这项争议更形激烈。共和党支持艾森豪，与杜鲁门亲自挑选的继任人斯蒂文生争夺总统宝座，并且在竞选宣传中大肆攻击杜鲁门主义。

可是，艾森豪当选总统之后，对杜鲁门主义几乎没有动过一根毛发，于是没有人再怀疑围堵是否纯属民主党政策。杜鲁门主义终于完全得到两党支持，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一九五二和二○○四年的竞选战况，有异曲同工之妙。民主党支持的克里，要是在十一月击败布什的话，又会怎样？该党现时全力指摘布什的政策，胜选后又会否摒弃他的方针？抑或会像一九五二年的共和党那样，对伊拉克保持与布什相若的路线？在伊拉克以外的问题上，会否像五二年的共和党对待杜鲁门主义那样，对待布什主义？九一一令我们卷进第四次世界大战；在民主党眼中，伊拉克会否只是大战面其中一场战役？他们会否决定采取布什主义隐含的战略，继续打这场仗，直至取得胜利？

从民主党的言行看来，我恐怕他们不会这样做。该党在七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夸张的鹰派言论，亦未能令我安心。我热烈拥护布什主义，但愿我看错他们。克里有机会当选下一任总统；如果他真的胜出，又扬弃布什主义，像九一一之前那样，以徒劳无功的执法、司法模式对付恐怖分子，让随时会向他们屈服的联合国和欧洲处理其他相关事务，只会酿成大灾难。

不管克里怎样美化，我们的敌人都会把这种转变视为懦弱畏缩，由此带来可怕的后果；中东那些暴虐政权，亦会再次任意向伊斯兰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和根据地；这些恐怖分子会再次敢于袭击我们——而且行动规模还要大得多。

不过，胜出大选的民主党倘若默认欧洲和联合国都不能拯救我们，亦同意只有布什主义才足以应付在九一一真正令我们觉醒的严重威胁，那么，即使“战争分化了美国”，也不会令我们的敌人像近年那样有恃无恐。

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两党在一九五二年后开始有共识，美国国内依然有不少“分歧”，在胜利之路亦出现很多岔子──越战就是最有名的事例。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快要战败；敌人是那样强大，似乎只有与对方谈判，然后请法庭颁下命令，才可以实现和平。

现在，第四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不久，同样的心态已经发挥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难免出现挫折和差错，有些人亦因此感到灰心，但我们坚守立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对我们来说，把军事、政治及理念上的威胁消除，就是胜利的报酬。我们的胜利，也令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居民得以摆脱极权暴政。无可否认，暴政结束并不代表所有问题会一扫而空；但也不可以说，共产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意料之中的资本主义）走进历史坟墓之后，情况依然没有任何改善。

第三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情形，也和目前第四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情况相映成趣。里根主张建造飞弹防御系统，我们的精英对计划冷嘲热讽，认为不可行。但根据苏联前任官员的自白，俄国（包括他们最优秀的科学家）原来深信美国能够研制这种系统。他们不但认为我们会这样做，更相信系统足以把他们干掉。今日，布什认为中东可以民主化，那群人亦再次发出冷言冷语，而我们在该地区的敌人──正如俄国忌惮“星球大战”──却相信我们已经逐渐成功。

最后还有布什主义对全中东自由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当年里根形容苏联“邪恶”，甚至充满信心地预言它会败亡，为古拉格劳改营内外的民主派异见人士带来了新希望。

布什主义亦一样。布什令改革和民主化成为整个中东的热门话题。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声音，现在却有无数文章、演讲、座谈会、甚至讲道，谈论政治及宗教自由化，并且探讨实践方法。正如八十年代铁幕面的异见人士，今日中东的民主人士也没有气馁。尽管费卢杰等地并不太平，但在布什主义不断发之下，有关改革的讨论日益热烈，范围也一直扩大。

布什总统发表首篇国情咨文时，断言美国受历史感召，“为自由而奋斗，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他又把抗争形容为“罕有的机会，应当把握”。他刚在五月提醒我们：“反恐战争不是由我们引发”，但我们对挑衅已经作出回应，现在亦需要努力符合“历史对我们国家”的“深切期望”。

这篇文告，特别是提及历史的那些说话，仿佛回应肯楠（George F.Kennan）在第三次大战爆发时，化名X所撰写的短文最后几段：“苏美两国的关系，其实是对美国整体国格的考验。美国只需要符合本身最优秀的传统，证明这个伟大国家有存在价值，便足以自保。”

肯楠跟写出结语：“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心留意苏美关系的人士，会感谢上天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美国人，因为历史显然要他们在道德和政治上负起领导的责任；他们需要振作起来，完成任务，从而保障整个国家的安全。”

把“苏美关系”换作“伊斯兰恐怖主义”，整段金石良言就适用于美国今日面对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我们依照历史“明显的要求”，在道德和政治上肩负领导的责任；其后四十年，我们一直付诸实行。我们有时行事并不明智或妥当，有时亦老大不情愿。但我们确实承担了这项责任，由此确保“这个伟大国家继续留存”；而世上一个重要地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亦因此生活得更好。

现在，历史显然再次要求我们在道德和政治上担任领导。“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相比四七年，更明显包括我们的人身安全──再次视乎我们是否能够、是否愿意肩负这项责任，并且付诸实行。我们是否准备好？我们是否愿意？我想是的，但现在还未可以确定。要留待二○○四年大选过后一段时间，才可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