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的故事（一）吃得苦中苦

 

　　我们这一代人在１９６９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去的东北建设兵团，大多数人在１９７６年左右回到北京。三十几年后，大家聚会时还都一致认为那几年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许多人在自己的简历中骄傲写道“１９６９－１９７５，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工”。好像这农工比其后的三十年内升官发财当老板的光辉经历都重要。在我们这批人已经开始开追悼会，恭维对方“英年早逝”的时候，我总想挤时间把自己的记忆写下来，保留给后代。我主要想写三类事：一是写吃过的苦和失意的事，一类是值得自鸣得意的事，还有就是几次有生命危险的经历。因为人对苦难和烦恼的记忆消退较快，故现在先写受苦故事。

　　我去兵团时还不到１６岁，却已尝过了文革的厉害，那时因父母进牛棚而被认为出身不好，狗崽子。在中学时就受过班里的批判，也受过贫下中农的奚落和出身好的同学的拳脚。

　　在兵团受这方面的气就少多了。因为所有同学都受到繁重劳动的挑战和当地领导的欺负，同学欺负同学的精力和机会都不多了，反而添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出身不好的更能逆来顺受，比革干出身血统高贵的人适应的更好。

　　记得我去兵团前的思想准备是只要能吃得饱，睡得好，不受气（指不因出身挨批受歧视），再苦再累也能忍受。

　　去兵团后，基本能吃得饱，只在７０年闹过一时的粮食危机，但挨饿是很少见的，比到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好多了。睡不好是有的，那时开拖拉机曾连续打过一年多的夜班。白天睡觉，隔壁又是木工班，乒乒乓乓，响声不断，从那时起落下个睡不好的毛病。有些时候就走出门到外面的大草垛上去睡，但常因蚊子咬，太阳晒，天太热或太冷，刮风下雨等原因作罢。到现在做梦还抱着被子找地方睡觉，可怎么也找不到。

　　打夜班开拖拉机是个累心的活计，拖拉机拉着犁、耙之类的农具，负载很大，机器开足了马力，却只能慢慢的爬，驾驶室中震耳欲聋，热浪和尘土扑面而来。在这种条件下还需要集中精力，走出一条直线。在漆黑的夜里，往往用地平线上少有的几盏灯（远方的村镇）来导航，以保持直直的工作面。工作单调时间就过的很慢，往往开了半天，一看表才十分钟。开始的时候自己还能任意遐想，设想着未来世界，人脑怎么和机器对话，还想三十年之后自己在哪儿干什么之类的问题。时间一久，脑子就木了，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只是机械地看着远处的灯，拉着操纵杆，保持直线。我想在自动驾驶仪发明之前夜航的舵手大概也是这样操纵的。唯一的区别是帆船上是静静的，没有迷眼的尘土，还有海风多惬意呀！有时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是眼手还维持着同样的动作，走着直线。这种经历使我绝对相信人可以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工作，象传说中南美的僵尸，“巫图”那样。其实那时夜班是两人一班，往往可以轮流睡一会，可我这一班的师傅正好是连长，白天要指挥全连，会务繁忙，晚上坐进车里纳头便睡，却苦了我整夜整夜的熬着。记得有一次干了一夜，天已大亮，我卸下农具开车回去换班。迎着出升的朝阳，我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车子偏离道路开进田埂，猛然颠簸，连长忙推醒我。我立刻拉杆找回正路，可过几分钟后又睡着了，再次偏出阡陌，再被推醒，如此重复了三四次才回到连队。从早春犁地开始打夜班，经过麦播，豆播，到中耕，麦收，再到深秋豆收，几月下来，实在受不了。就白天不睡，跟着农工下田割豆，晚上再回来开车。虽然这是增加了劳动，减少了休息，但白天的阳光和蓝天却能帮我驱除连续夜班失眠带来的苍白和虚弱。

　　写到这里，我简直怀疑是否真的这么苦过。是的，这没错。我的一位战友比我更苦。他从兵团回到天津后竟连续打了２０多年的夜班，开推土机（是东方红拖拉机的改型）给水泥厂的大炉进料，每夜八小时，要慢慢的开车把料推到传送带进口。我们再见的时候他头发都白了，但他还是写一笔好字，开朗乐观的性格。见面时他竟跟我大谈怎么在睡着的状态下开车还不出事的窍门。人是可以适应这么多苦的。多年过去了，到现在美军审讯战俘时还用剥夺睡眠这种残酷的刑罚。

　　我记忆中的第二大苦是跳蚤咬。别人可能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但我对干力气活的劳累从没怕过，却在回忆起虫咬时谈蚤色变。东北咬人的昆虫很多，蚊子，小咬，虱子，跳蚤，大马蝇应有尽有。夏天进草甸干活，蚊子把人包围，一抹脸就是一把血，都是蚊子肚子里的血。但蚊子并不太可怕，一会儿脸就麻木了，整个变成一个大包，离开蚊子几小时后就不痒了。

　　可跳蚤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躲在炕上，让你觉得身上蹦蹦跳跳，睡不着觉，一抓一个皮肤上隆一个大包，却抓不到跳蚤。早上起来在肚皮上大腿上已是大包小包连成片。大的犹如茶碗，小的就象硬币，艳若桃花。摸起来热热的，痒的钻心。包多的时候连成一片，高高低低山峦起伏。早上还要出工，只好硬着头皮提起裤子下地去。晚上回来脱下裤子，却早见裤子磨擦过的地方鼓起了黄亮亮的水泡。许多小泡可以连成一片变成一个大泡，皮一破下面就是红红的鲜肉。第二天早上再硬着头皮提起裤子，黄水就把肉和裤子粘在一起，一扯疼得钻心，更可怕的是旧伤未愈又添新包，不知何时为止。第一年和跳蚤战斗没有经验，对这种大面积的连续创伤不知所措，生活经验又少，不好意思为这种“小事”请病假。还怕说出来大家嘲笑，说我肉皮嫩，是“妞屁股”。这样硬挺了几周后伤口恶化。干活有时要下水，立秋后水极凉，早晨有白花花的冰渣。伤口泡泥水倒没有特殊感觉，只是整个人冷得发抖。沾水后过几天，包上的黄水变成白脓，腹股沟的淋巴结也痛起来了，再到后来觉得发烧了，可还是不敢找卫生员看病。自己来兵团时妈妈给带了一些药和一些医书，就翻来看。那时有些“拉肚药”土霉素，四环素之类，看看书居然也是广谱抗菌素，也许对化脓的细菌有效，想着就吃了四片，下午回来又吃，夜里爬起来喝点水再吃。第二天早上居然清爽多了，包上虽还有脓，但淋巴结已不那么痛了，烧也退了。这样信心大增，“一日四次一次两片”的吃了几天，居然逃过了一劫。这时候天也冷了，空气干燥，跳蚤们下完蛋，寿终正寝了。那年之后，虽然每年夏天跳蚤还是咬，身上也还是大包小包的，但自己毕竟会照顾自己了，再也没闹到发烧起红线的严重地步。使我耿耿于怀的是别人总说用手指能按到跳蚤，而我却学不会，只能任其肆虐。

　　我受过的第三种苦是受冻。北大荒冬天可以冷到零下４０多度，棉袄里子口袋内插的钢笔中墨水都会冻成冰。我从北京带来一支温度计，但不到零下３０度酒精柱就凝固，断成一截截的了。我只能用它测测大衣棉袄内的温度。有位同伴自夸不冷，手套里还出汗呢。我用温度计一量，手套里居然是零下十度。他的手还真在粘糊糊的出汗。那时户外劳动，大伙要互相看着，一旦哪位鼻子白了，就要立即按摩，直到恢复红润。因为气温太低的时候皮肉失去感觉，局部血液循环停止几分钟后组织就会冻成冰。若不及时处理一会就是死肉一块了。听说就是再有经验的东北“老毯儿”也有疏忽的时候，进屋一摘狗皮帽耳朵跟着掉了一只。

　　但这种冷并不可怕，反而是我们写信回家吹牛的素材。使我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种，零度左右的冻。那也是第一年，要在冬季到来之前盖上宿舍。盖房子少不了用水和泥，再把和了草的泥糊在墙上，当然是用手一把一把的抹。这时气温在零度左右，水也是这样凉。手上沾一下这样的凉泥没什么了不起，但怕就怕这泥老是沾在手上，没法揣在怀里捂捂，这样手指就有一种彻骨的痛，直到关节僵直，手象鸡爪一样弯着。有时就不顾一切连泥带水揣在袖筒里捂捂，更多的时候，便发出一种嚎叫来减轻痛苦。记得我跨在高高的房梁上，乍着两只黑爪子，发出一种革命歌曲不是革命歌曲，劳动号子不象号子的嚎叫。好在旷野上怎么叫也不太响，大家也见怪不怪，可以任意的扯着嗓子叫唱，痛快淋漓的发泄。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别人是怎么对待这种冻的，抓泥的人不只我一个，可好象没几个这么叫的。到现在同伴中有关节炎的不少，我倒没病，可见即时发泄是个好事。

　　以后几年就再也没在深秋盖过房子，也没再受过这种冻。同时后来我在机务排干活，算个“白领”，远离和泥这种‘低下’的劳动了。但白领受的冻更多。冬天地冻三尺，“泥领”的农工都没法干活了，缩在屋里打扑克。可机务排还要检修机车和农具。在户外干活，挨冻就难免。摆弄机器零件是精细活，戴不上手套，铁传热快得很，握着搬子拧一下螺丝，搬子就会传给手指和掌心一种痛彻心脾的冷。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油带来的冻。零下３０几度，柴油冻成了肥皂，汽油却不会结冰，如果不慎被汽油淋了一手，那冰冷的液体就会一下子把手的热量吸光。手就一下变白失去知觉，在失去知觉前和恢复知觉时就有一种难言的痛。我虽只尝过一两次，却难以忘怀。

　　我们受的这些苦都是头一两年的事。后来我们都锻炼得跟石头疙瘩一样，苦也不觉苦，苦中能取乐。更重要的是通过吃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好像今天电影中的动作明星，要用满身伤痕来证明自己是硬汉。很多人现在回忆起来，都认为那段时光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馄饨侯]

炉匠兄，
终于看到您的大作陆续出炉了。我在兵团时也是深受跳蚤迫害，最后没办法了，从麦场拿来一袋农药敌敌畏，晚上睡觉就把他放进被窝里，头露在外面，以抵御跳蚤的骚扰。我太能理解跳蚤造的痛苦了。当时有人大喊，如果可能，我真恨不得放出二两血来给跳蚤们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