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0多年前的上海滩，有家“国企”实力强劲，盛极一时，但最终仍免不了改制的命运
晚清国门打开之后，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之一。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跃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其繁华和活力，一时无出其右者。不过，其中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海的发展是以由外国人管理的租界为核心的。虽然租界的存在侵犯了中国政府的主权，但正是通过租界这个渠道，许多现代化的因素得以进入中国。
1882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电厂。这个中国最早的电厂的建设时间仅仅比世界上最早的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七年。
后来，电厂发展成为新申电气公司。1891年，上海的居民开始使用白炽灯在室内照明。随着电气产业的发展，线路的架设和当时租界的城市管理规定之间开始出现矛盾。租界的管理者是工部局（其实就是市政厅，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传统将之理解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一的工部，故称工部局），工部局对路旁架设线路限制极严，新申公司又没有足够的财力铺设地下电缆。电气产业一时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租界的纳税人会议提出由工部局出面收购新申公司。1893年，工部局出资6万多两白银收购了新申公司，成立了电气处。这个电气处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管理，是一个国有企业。
收购的钱来自于工部局发行的债券。电气处成立以后，工部局继续投资，扩大了电厂的生产能力。1896年，新建的发电设备的烟囱高达36米多，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的人工建筑。以后，工部局多次扩大生产能力，到了1908年，发电容量达到了4400千瓦。这个数字的概念是，假如这家电厂建在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英国，那么，将是英国第十三大的电厂。
1911年，由于原有的场地不能满足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工部局开始在杨树浦建设新电厂。1913年建成，耗资50万两白银。到了1923年，杨树浦电厂总设备容量达到了12.1万千瓦，年发电量3.3亿度，资产总额达到了白银4299.7万两，成为远东最大的发电厂。与英国的发电厂相比，规模也达到了英国第六的水平。
可以说，工部局建设管理的这家国有企业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是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既大又强的企业之一。而电力产业的发达当然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成功的国企，也不能压倒经济规律，这家国企最终的命运还是通过出售实现了私有化改制。
所谓的经济规律就是，国企存在着结构性的无法解决的产权弊端。假如管理者出色，也许矛盾的形式缓和一些；如果管理者低能，则问题暴露得更快。但无论怎样，在开放的市场中，国企无法独立生存，除非有额外的补贴，或者把市场封闭，禁止其他经营者进入。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的所谓成功国企都是以种种的市场封闭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这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从收购新申公司成立电气处以来，对于工部局直接管理这个企业这种形式，在租界纳税人中就一直存在争议。在工部局的管理下，电气处虽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始终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固有规律，企业的管理缺乏自主权和灵活性。第二个问题则是由于工部局要对电厂进行投资，为此而发行的债券成为工部局沉重的财政负担，历年发行的电力债券占所有债券的大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债券的发行。
1899年，工部局就开始考虑出售电气处，即电气处改制问题。但一方面债务关系复杂，不容易彻底清理，另一方面反对者的意见很强烈。反对者认为应该保持工部局对电气事业的控制，以降低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投资涉及到公债，已购买公债和没有购买公债的居民在使用电力上是否应有不同的待遇等等，都成为棘手的问题。
但是，反对电气处改制的人也主张通过某种办法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为此，曾经设立过专门的公司和委员会，试图通过将电气处作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加以对待来解决管理问题。
像所有的国企改革一样，除了改制以外的种种替代性办法都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和独立产权、市场主体地位直接相联系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能够发挥同样作用的其他办法。发展市场经济，明晰产权是绕不过去的事情。虽然当时的经济学还不能深入论证这个问题，但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所有问题却挥之不去。
经过多年讨论，最终，1929年，工部局董事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持出售了电气处。电气处在这一年的8月以810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
现在无从了解当时做出出售决定的工部局董事们的心理活动，但想必有人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在背负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在纳税人会议的严格监督下，自己又不能得到所有收益，这时，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看来不会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那么，当初那些反对改制的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电气事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私有化是不是会导致普通市民利益受损呢？
1929年以后，上海依然保持了远东最大、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当然，在20世纪后半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活力逐渐萎缩的过程。在上海重新获得这种最宝贵的发展活力的今天，至今仍然是上海最重要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的百年历程也许包含着值得深究的历史意义。
晚清国门打开之后，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之一。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跃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其繁华和活力，一时无出其右者。不过，其中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海的发展是以由外国人管理的租界为核心的。虽然租界的存在侵犯了中国政府的主权，但正是通过租界这个渠道，许多现代化的因素得以进入中国。
1882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电厂。这个中国最早的电厂的建设时间仅仅比世界上最早的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七年。
后来，电厂发展成为新申电气公司。1891年，上海的居民开始使用白炽灯在室内照明。随着电气产业的发展，线路的架设和当时租界的城市管理规定之间开始出现矛盾。租界的管理者是工部局（其实就是市政厅，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传统将之理解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一的工部，故称工部局），工部局对路旁架设线路限制极严，新申公司又没有足够的财力铺设地下电缆。电气产业一时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租界的纳税人会议提出由工部局出面收购新申公司。1893年，工部局出资6万多两白银收购了新申公司，成立了电气处。这个电气处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管理，是一个国有企业。
收购的钱来自于工部局发行的债券。电气处成立以后，工部局继续投资，扩大了电厂的生产能力。1896年，新建的发电设备的烟囱高达36米多，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的人工建筑。以后，工部局多次扩大生产能力，到了1908年，发电容量达到了4400千瓦。这个数字的概念是，假如这家电厂建在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英国，那么，将是英国第十三大的电厂。
1911年，由于原有的场地不能满足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工部局开始在杨树浦建设新电厂。1913年建成，耗资50万两白银。到了1923年，杨树浦电厂总设备容量达到了12.1万千瓦，年发电量3.3亿度，资产总额达到了白银4299.7万两，成为远东最大的发电厂。与英国的发电厂相比，规模也达到了英国第六的水平。
可以说，工部局建设管理的这家国有企业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是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既大又强的企业之一。而电力产业的发达当然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成功的国企，也不能压倒经济规律，这家国企最终的命运还是通过出售实现了私有化改制。
所谓的经济规律就是，国企存在着结构性的无法解决的产权弊端。假如管理者出色，也许矛盾的形式缓和一些；如果管理者低能，则问题暴露得更快。但无论怎样，在开放的市场中，国企无法独立生存，除非有额外的补贴，或者把市场封闭，禁止其他经营者进入。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的所谓成功国企都是以种种的市场封闭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这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从收购新申公司成立电气处以来，对于工部局直接管理这个企业这种形式，在租界纳税人中就一直存在争议。在工部局的管理下，电气处虽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始终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固有规律，企业的管理缺乏自主权和灵活性。第二个问题则是由于工部局要对电厂进行投资，为此而发行的债券成为工部局沉重的财政负担，历年发行的电力债券占所有债券的大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债券的发行。
1899年，工部局就开始考虑出售电气处，即电气处改制问题。但一方面债务关系复杂，不容易彻底清理，另一方面反对者的意见很强烈。反对者认为应该保持工部局对电气事业的控制，以降低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投资涉及到公债，已购买公债和没有购买公债的居民在使用电力上是否应有不同的待遇等等，都成为棘手的问题。
但是，反对电气处改制的人也主张通过某种办法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为此，曾经设立过专门的公司和委员会，试图通过将电气处作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加以对待来解决管理问题。
像所有的国企改革一样，除了改制以外的种种替代性办法都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和独立产权、市场主体地位直接相联系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能够发挥同样作用的其他办法。发展市场经济，明晰产权是绕不过去的事情。虽然当时的经济学还不能深入论证这个问题，但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所有问题却挥之不去。
经过多年讨论，最终，1929年，工部局董事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持出售了电气处。电气处在这一年的8月以810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
现在无从了解当时做出出售决定的工部局董事们的心理活动，但想必有人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在背负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在纳税人会议的严格监督下，自己又不能得到所有收益，这时，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看来不会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那么，当初那些反对改制的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电气事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私有化是不是会导致普通市民利益受损呢？
1929年以后，上海依然保持了远东最大、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当然，在20世纪后半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活力逐渐萎缩的过程。在上海重新获得这种最宝贵的发展活力的今天，至今仍然是上海最重要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的百年历程也许包含着值得深究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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