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辉煌的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回顾
--谨以此文缅怀离开我们30周年的毛泽东主席
左克 2006年9月8日
前言
一年前，本人搜集了一些资料，以《科学的春天——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为题张贴在互联网上。这些资料证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当时所掌握材料的限制，文章存在着不少缺陷，例如，没有注意和国外同时代的计算机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特别是文章没有分析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衰落的原因。从网上的一些回复看，确实有些人钻了这个空子，把这个责任归罪于毛主席，继续造谣诬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文献1]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文献2]。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文献2]。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文献3]）。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文献4]。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文献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文献6]。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文献5]。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 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文献7]。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文献8]，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文献9]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文献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文献7]。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 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文献5]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文献10]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 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文献2]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 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 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文献1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文献8]。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 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 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四. 决策上昏招叠出，中国的计算机业进入严冬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文献12]。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文献12]。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文献13]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文献12]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文献9]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文献5]，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 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政府公开否定，赵紫阳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文献14]，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文献15，16]。
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文献17]，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文献16]。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文献12]。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 一错再错，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文献18]。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文献4]。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 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文献19]。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文献20]。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谨以此文缅怀离开我们30周年的毛泽东主席
左克 2006年9月8日
前言
一年前，本人搜集了一些资料，以《科学的春天——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为题张贴在互联网上。这些资料证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当时所掌握材料的限制，文章存在着不少缺陷，例如，没有注意和国外同时代的计算机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特别是文章没有分析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衰落的原因。从网上的一些回复看，确实有些人钻了这个空子，把这个责任归罪于毛主席，继续造谣诬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文献1]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文献2]。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文献2]。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文献3]）。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文献4]。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文献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文献6]。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文献5]。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 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文献7]。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文献8]，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文献9]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文献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文献7]。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 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文献5]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文献10]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 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文献2]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 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 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文献1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文献8]。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 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 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四. 决策上昏招叠出，中国的计算机业进入严冬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文献12]。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文献12]。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文献13]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文献12]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文献9]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文献5]，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 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政府公开否定，赵紫阳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文献14]，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文献15，16]。
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文献17]，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文献16]。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文献12]。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 一错再错，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文献18]。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文献4]。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 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文献19]。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文献20]。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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