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的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大约是说，在朝鲜附近的大海上，有倭人居住，那里的人身材矮小，所以称为倭人。倭，就是矮小的意思。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包括日本人后来用来砍中国人头颅使用的军刀--倭刀，都是中国人慷慨捐赠的。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日本一开始就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打交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６个世纪中，来自中国的慷慨赠礼哺育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２８５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学会了文字的日本人给中国师傅反馈的第一篇文书却并不是感谢信，而是挑战书。公元６０７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中国的历史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照这个版本，日本的国王觉得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天子嘛，但日本国比中国高出一格，毕竟日本国处于日出之处，代表着上升的势头，而中国则是日落之处，代表着没落的态势。而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日本的国王此时已经由大王改称天皇，乃是天底下最高的称谓了，而中国的皇帝则不过是个天子而已。天皇和天子，在辈分上高出好几个等级呢。这次文字的挑衅的详情不必细说了，总之，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发了脾气，但对日本人慷慨惯了的中国人依旧做出了高姿态--照样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而且还派送了大量礼品和文化用品。
在第一封国书里吃了大亏的隋朝人并没有提高警惕，在圣德太子书写的第二封国书中，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把中国皇帝降了格，这封国书辟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毫不谦逊地以天皇自居了，但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样宽宏大量地接受了国书，还欣然答应培养日本来的八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化改新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但利用大化改新的机会加紧军事准备，以便挑战朝鲜乃至中国也是另一层实际的考虑。
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日本的国力。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６６３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恩人朝鲜和恩师中国举起了倭刀。
公元６６３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８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公元５９４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６０８年向隋朝派遣使节。６２２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７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６５５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６６０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１３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为了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６６１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６６８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５０００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６６２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１７０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６６３年3月，日本又增兵２．３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７０００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６６３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１７０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包括日本人后来用来砍中国人头颅使用的军刀--倭刀，都是中国人慷慨捐赠的。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日本一开始就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打交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６个世纪中，来自中国的慷慨赠礼哺育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２８５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学会了文字的日本人给中国师傅反馈的第一篇文书却并不是感谢信，而是挑战书。公元６０７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中国的历史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照这个版本，日本的国王觉得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天子嘛，但日本国比中国高出一格，毕竟日本国处于日出之处，代表着上升的势头，而中国则是日落之处，代表着没落的态势。而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日本的国王此时已经由大王改称天皇，乃是天底下最高的称谓了，而中国的皇帝则不过是个天子而已。天皇和天子，在辈分上高出好几个等级呢。这次文字的挑衅的详情不必细说了，总之，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发了脾气，但对日本人慷慨惯了的中国人依旧做出了高姿态--照样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而且还派送了大量礼品和文化用品。
在第一封国书里吃了大亏的隋朝人并没有提高警惕，在圣德太子书写的第二封国书中，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把中国皇帝降了格，这封国书辟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毫不谦逊地以天皇自居了，但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样宽宏大量地接受了国书，还欣然答应培养日本来的八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化改新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但利用大化改新的机会加紧军事准备，以便挑战朝鲜乃至中国也是另一层实际的考虑。
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日本的国力。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６６３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恩人朝鲜和恩师中国举起了倭刀。
公元６６３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８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公元５９４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６０８年向隋朝派遣使节。６２２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７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６５５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６６０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１３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为了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６６１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６６８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５０００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６６２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１７０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６６３年3月，日本又增兵２．３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７０００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６６３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１７０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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