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少有关军事狙击史的著作里都会提到那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敌人数最多的狙击手，他来自澳大利亚，名字叫Billy Sing，全名William Edward Sing。他得过大英帝国杰出行为勋章(Distinguished Conduct Medal，DCM) 以及比利时政府颁发的战争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 。仅在加里波利战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经证实的狙杀记录为150名土耳其官兵，如包括未经证实的则为201名。连奥斯曼帝国近卫军里最优秀的狙击手也死在了他的枪口下。他的家乡人民于1995年为他建造了塑像，此后每年的澳新军团日都会在他的塑像前举行纪念活动。
有人因为Billy Sing皮肤黑这一点认为他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而英国军史专家Martin Pegler则在他的专著“1914年以来的军事狙击手”(The Military Sniper since 1914)一书中认为他是印度人的后代，因为当时在昆士兰州也有印度移民，加之很多印度人姓氏为Singh。实际上Billy Sing乃是华裔，他的中文姓氏已不可考证。当年华工千里跋涉乘船抵澳后坐镇码头的移民官根据英文习惯当场“授予”每人一个英文姓氏，是以今日不少土生土长的华裔有着稀奇古怪的英文姓氏。前有一华裔国会议员即姓O‘Chee。估计他的先祖可能叫做阿志，被移民官改为O‘Chee。本文主人公姓Sing名Billy，我姑且称这位前辈为沈比利，因为Shen和Sing的发音比较接近。
沈比利的父亲沈约翰(John Sing) 出生于上海，据现仍住在克勒蒙特的沈比利妹妹的孙子唐-史密斯(Don Smith)告诉我，沈约翰赴澳前在上海是一名郊区菜农。其母玛丽安(MaryAnn)乃一名英格兰出生的护士,婚前姓Pugh。他俩于1883年7月9日结婚，新郎当时41岁，结婚证书上新郎职业一栏填的是果农，新娘年仅24岁。
克勒蒙特自1860年起兴起了一股淘金热，最多时该地有5000名华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干活卖力，即使在别人遗弃的矿里还能淘出金子。而其他民族的采矿人则抱怨任何矿区只要被中国人淘过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中国人总是把一个矿脉挖得干干净净才离开。
由于这一点，另外他们还都蓄辫子，以及经常聚集在妓女出没的鸦片屋里(华裔劳工没有带家眷来)，在金源逐渐枯竭时澳裔和华裔的淘金者之间就时常发生冲突。但在其他的地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这也许是因为很多华人在当地种菜，是地方经济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看来沈约翰在金源枯竭后成功的融入了克勒蒙特的当地社区。这也许是因为他娶了个英裔女子，而他本人则是个菜农。而由于他来自上海(当时还是个小城市)，当时在澳华裔中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大家在语言上很可能无法交流。可以想象他与当地的华人社区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在早期拓荒者中女人乃是稀有动物，加上当时大英帝国正是“如日中天” ，在许多白人中普遍存在着种族歧视心理，沈约翰能单枪匹马从异族女人中抢一个回来做老婆，可想而知这个上海菜农还是不简单的。
沈比利于1886年3月2日出生在昆士兰州中部的一个采矿小镇克勒蒙特(Clermont) ，出生证上其父沈约翰的职业填的是赶马人，实际上他在附近还有片地放养了些牛羊，同时也给人送牛奶。昆士兰州立档案馆中至今仍存有沈约翰和玛丽安的结婚证书及沈比利的出生证。他还有个妹妹比阿特丽斯(Beatrice)，生于1894年，于1917年嫁给史密斯先生。
现存资料显示1892年沈比利在小学二年级时曾得到学校发的优良证书，还有1895年4月20日教育部督察对有人投诉所进行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沈家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上五年级(应为沈比利)聪明伶俐，有教养，常常在学校得奖，而投诉人的孩子则没有。投诉人由此而抱怨奖品应为白种人的孩子而设，而不是为了“ 金丝雀” 和“黄鼻子” (均指华裔学童) 。
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向海外派遣了多达33万的军队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仅为480万。土耳其加里波利一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澳军伤亡人数就达2万6千名。从此每年的澳新军团日- 四月二十五日就成为澳大利亚的法定假日，以纪念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海滩登陆的这一天。而全国几乎每一个城镇都设立了纪念碑以缅怀在海外献身的家乡子弟。
一战爆发前沈比利赶过大车，砍过甘蔗，干过农活。服役前他就在昆士兰州中部以枪法出众而闻名。据说他小时候就可以用。22口径的步枪在25码之外打断小猪的尾巴。他不但是普罗瑟潘(Proserpine)射击俱乐部的会员，在家乡克勒蒙特他还是一个有名的袋鼠猎手(对澳大利亚早期拓荒者来说，打袋鼠是仅有的几项娱乐活动之一)。袋鼠猎手的枪法一定得好，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四五十只一起活动。如不能一枪将它打死，受伤的袋鼠会乱蹦乱跳，其他的袋鼠就会逃走。如能一枪毙命，一只突然躺下的袋鼠是不会引起其他袋鼠的警觉的，因为袋鼠很多时间都是躺着的。
1914年十月二十四日，一战爆发两个月后，二十八岁的沈比利于普罗瑟潘加入了澳大利亚远征军。当时全国的适龄年轻人都踊跃报名参军，一方面为了“国王和(大英) 帝国” ，另一方面可以出国见识一番，而军队里不用花钱，给的薪水又高，一个普通士兵的日薪有六先令。当时沈比利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参军也可能是为了养活家人。根据现存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沈比利服役记录，他当时未婚，身高5英尺5英寸(合1米65) ，体重141磅(合64公斤) ，肤色黝黑。当时在城市里有身高不低于5英尺6英寸的规定，而且还要求参军者一定得是欧洲血统，看来在乡村地区要求没有那么严格。1米65的身高在中国都算是“二等残废” ，更何况在普遍人高马大的澳大利亚。而他皮肤黑则是整日在野外赶大车的结果。一个赶大车的小矮胖子，皮肤又黑，难怪他战前一直打光棍。
参军后他来到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并在那接受了军事训练。沈比利和他许多的战友一样是在澳大利亚辽阔的原野上和马匹一起长大的。他们战前的职业使得他们骑术精良，目光犀利，测距准确，擅长捕捉离群的牲口并有着一手好枪法。
1914年圣诞节的五天前，沈比利所属，兵源主要来自昆士兰州的澳大利亚第五轻装骑兵团的官兵乘“Persic” 号船离开了澳大利亚驶往一战前线。他们在抵达埃及并短暂停留后于1915年五月十六日向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利海滩进发。
当时加里波利的盟军方面包括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还有印度军队。真可谓“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因为战场地形不适合骑兵作战，所有的澳大利亚轻装骑兵全部下马转成步兵。该团在到达加里波利之后被派驻临海的波尔顿岭(Bolton’s Ridge)。沈比利的狙击点设在岭上的一个叫作切森高地(Chatham’s Post)的地方。
对面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乃是后来成为该国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时任土耳其第19师中校师长。两军战壕犬牙交错，最近的距离仅有20米。就是在切森高地上沈比利开始了他的杀戮生涯。
土耳其人狙击手使用的是德国造的毛瑟步枪，教官也是德国人，他们在战役的早期给盟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于是盟军也将自己方面枪法好的士兵组织起来，其职责仅为狙击敌方士兵，而毋须参加其他的战斗任务。
根据战友的描述，沈比利当时“小个子，黑皮肤，上唇留八字须，下巴一撮山羊胡” 。第五轻骑团的米奇利少校(S.Midgely) 在他报名当狙击手时问他-如果杀了人他会有什么感觉，沈比利答道-他可不会因为杀了那些“杂种们”而睡不着觉的。
加里波利战场上的澳军狙击手通常用的是制式李恩菲尔德一号马克III型.303口径步枪，打一枪要拉一次枪拴，这种枪的性能十分可靠，在澳洲军队里直用到1959年。有些前射击爱好者给它加上了自己惯用的瞄准镜，也有人用的是自己以前私人出钱买的各式运动步枪。还有一名Beech军士发明了一种带潜望镜的步枪，射手无须将脑袋伸出战壕即可观察并射击，不过这一专利很快就被土耳其人所剽窃。
狙击手并不是象电影上那样瞄准了就开枪。除了懂得隐蔽自己之外，他开枪时还得估算风力，风向，距离等因素。沈比利通常有一名观察员作他的助手，他们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入狙击点，直至天完全黑了之后才撤离。这样他们在白天里就几乎不可能被人发觉。这种两人一组的战术在一战时还是很少有人用，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广泛应用。狙击手与观察员的角色有时是互换的，因为用望远镜观察时间久了眼睛会疲倦，视力也会下降，而且有人作伴狙击手也不会感到寂寞。
据战友们战后回忆，沈比利的耐心特别好，可以长时间端枪瞄准而不感到疲倦。还有一个特长就是视力特佳，别人用望远镜才能看清的东西他用肉眼就可看清。他用来狙击的非但是普通制式步枪，而且是不装瞄准镜的。
土耳其人接二连三地倒在了沈比利的枪口下，这消息象最新的球赛比分一样在盟军战壕里流传，对士气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在1915年里沈比利的步枪使得许许多多的土耳其家庭丧夫失子，痛哭流涕。他的事迹非但登上了盟军战报，连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和美国的几家报纸也都有报导。这个澳大利亚的马车夫一时间名扬全球。
沈比利在战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加里波利前线英，法，澳，新，印联军总司令伯得伍德将军(W. R. Birdwood 后升元帅并被授于勋爵)及其他军官的注意，伯得伍德称沈比利为他的“最心爱的狙击手” ，并且曾经告诉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 如果每个士兵都有沈比利那样的好枪法的话，盟军早就打到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国都，现伊斯坦布尔) 了。顺便说一句，这位基钦纳勋爵来头可不小，他是一战中大英帝国的战争部长，还是所有英联邦同盟军的总司令官。有一幅有名的征兵宣传画上画的就是他。
1915年5月至9月间，沈比利经证实的战果为150人，因此被授予大英帝国杰出贡献勋章(DCM) 。如包括未经证实的战果，应有至少200名土耳其人倒在他的枪口下。盟军里有些战友们给他起了个褒贬各半的绰号-“谋杀犯”(The Murderer) ，也有人叫他“加里波利的杀手” (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
他的“冷血” 在下面一件事上得到表现：
有一天一个上了岁数的土耳其兵正在修理其战壕掩体的顶部，一名澳军士兵向他开火，子弹击中了支撑掩体顶盖的砖头，结果整个顶盖塌下来将这个土耳其兵压在下面动弹不得。这人一边苦苦挣扎一边凄声呼救。沈比利刚好在场，他说道：“我来帮这家伙脱离苦海。” 他“砰” 地一枪就打中了土耳其兵的头部。
盟军里有些人认为沈比利是躲在暗处放冷枪，不够光明正大。但在战场上光明正大是会吃亏的。加里波利战役初期澳大利亚士兵在英国指挥官的命令下集体冲锋，被土军机关枪象割麦一样杀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战斗过后，在一块网球场大的地方竟堆积了三百多具澳军尸体。对沈比利来说只要是敌人就该死，谈不上任何同情或怜悯，他上战场就是为了杀敌。多干掉一个敌人自己的战友就少一分危险。他自己说过只有两种人他不打，一种是抬担架的，还有一种是抢救伤员的。这说明他毕竟还是讲点人道主义的，而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人性。
沈比利的150名击杀记录乃是经过证实的，即每一次击杀都由观察员通过望远镜确认敌人中弹倒下才算。毫无疑问的是，沈比利不会因为观察员不在身边而放弃狙击，当他单身一人时他也一定干掉了不少敌军，所以他的实际狙击成果一定是高于150的。沈比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总司令官伯得伍德将军曾有一次亲临沈比利的狙击掩体为他作观察员。沈比利瞄准之后开了一枪，结果正好一阵风刮过将子弹吹偏了少许，打中了站在他瞄准的目标身边的另一个敌兵。旁边作观察员的伯得伍德将军欢呼“打中了，打中了” 。沈比利说道：“我瞄准的不是倒下的那个，所以这一枪不能算。” 后来伯得伍德将军在1915年10月对沈比利通报嘉奖时将他的狙击成果认定为201人，而英美报纸在刊登他的事迹时也写的是201人。
同样来自昆士兰州，又一度作过沈比利观察员，战后成为作家的伊恩-伊德里斯(Ion Idriess) 将加里波利的澳军狙击手描述为“一只猫等在一堵满是鼠洞的墙壁前，老鼠们小心翼翼地躲在洞里，而猫等待的就是其中一只大意一次。”
沈比利的狙杀目标中有不少是刚上战场没有经验的新兵。这些人既紧张又好奇，常常从掩体中伸头探望对面的澳军掩体。另一名沈比利的战友奥利佛-侯格(Oliver Hogue) 曾对沈比利的狙击方式有如下的描绘：
“他简直是将土耳其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常常声称胜得太轻松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常常抱着步枪在掩伏点坐着休息，而他的助手观察员则用望远镜为他寻找目标。如果敌兵刚刚伸个脑袋出来，沈比利常常是呲牙笑一笑而置之不理，他要迟些再下手。敌兵看看没事觉得安全了，就会慢慢地把肩膀乃至上半身都探出来。这就是动手的时候。观察员一声“好了” ，紧接着一声枪响，又一个敌人就这样报销掉了。”
用狙击手对付狙击手乃是最有效的战术。土耳其方面经过德国人训练的狙击手也不是吃素的。1915年8月25日，沈比利的观察员汤姆-西恩(Tom Sheehan) 被一颗子弹从他的望远镜一头射入从另一头穿出，再划破他的手击入口腔，接着穿破左脸颊后击中在他身边的沈比利的右肩。汤姆不得不被送回澳洲本土，而沈比利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后方休养。
伤好了之后沈比利返回前线重操旧业。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曾干掉过九名敌兵。战友伊恩-伊德里斯根据俘虏口供及敌军尸体上找到的日记在其著作”Lurking Death”中写道，这次土耳其人派出了他们王牌中的王牌来对付沈比利。这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奥斯曼近卫军狙击手，倒在他枪口下的有俄国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有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苏丹哈密德二世曾亲手为他颁发勋章。他的步枪被近卫军士兵们尊称为“死亡之母”，澳军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可怕的阿布都尔”(Abdul the Terrible) 。
阿布都尔有着深褐色的眼睛，浓黑的眉毛下是老鹰般敏锐的目光，薄薄的嘴唇上生着一只大鹰钩鼻。他的狙击点上盖的是一条涂成黄，绿，褐色的毡子，他的军帽，面孔及双手上全涂满了泥土，他整个人暴露在外的只有一双眼睛和一只黑洞洞的枪口。
近卫军王牌果然名不虚传，澳军士兵不断地倒在他的枪口下。连澳大利亚第一师师长布里基斯少将(Major-General Bridges)在前线快步通过一段危险区时也被他击中大腿，后因流血过多不治而死。布里基斯少将平日里常常和士兵们打成一片，故深受大家的爱戴。他的遗体运回国后澳大利亚政府为他在墨尔本举行了国葬仪式，墓地后设在位於首都坎培拉的顿特鲁恩军校(Duntroon Military College) 。澳军士兵们咽不下这口气，决心要为布里基斯少将报仇。
阿布都尔知道，最难对付的敌人是对面澳军的那个狙击高手。为了发现对手的狙击点，他象一个精明的侦探一样寻找任何的蛛丝马迹。每当一个土耳其兵被一枪爆头后，他就赶往现场进行调查。他会询问旁边的士兵死者中枪时所在位置，再从子弹的入口和出口来确定弹道轨迹。就这样，阿布都尔勘察了许许多多的“案发现场”。终於有一天傍晚他向长官报告，对方高手的狙击点就设在在切森高地上，确切位置已被他发现，明天日落前这个讨厌的澳大利亚人就会被除掉。
第二天，沈比利和他的观察员象往常一样早早地进入了自己的狙击掩体。有一个澳军战友这天非得要在他们的位置试试手气，因为这个地点视野最开阔，可以比其他的狙击点看到更多的土军阵地。这家伙将枪眼前的障碍物挪开，枪口伸出去，看到目标后就放了一枪。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阿布都尔为什么没有开枪。可能是狙击手的直觉告诉他刚才开枪的不是那个真正的狙击手。
那个战友过了枪瘾后就走了，于是观察员开始了他的了望工作。今天沈比利的精神不是太好，抱着步枪一边打哈欠一边伸懒腰。
“天哪” 观察员突然惊呼，“快来看！”
沈比利一下子警觉起来，他接过望远镜按观察员示意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张涂满泥土的脸，鹰钩鼻，两只大眼睛，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前面有那么多的土军阵地，阿布都尔又隐蔽得那么好，但还是被观察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这只能说冥冥中自有天意，沈比利今天命不该绝。
“当心点”观察员说道，“他的眼睛就象老鹰一样，而且他正盯着我们这儿。”
沈比利嘀咕了一句：“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沈比利侧着身子将枪眼前的障碍物慢慢地挪开寸许，这样即使敌方开枪也打不到他。阿布都尔并不知道沈比利已经发现他了，他的手指已扣住扳机，准备障碍物再挪开一点点就开枪。就在此时，沈比利的枪口喷火了，子弹正中阿布都尔的眉心。就这样沈比利为布里基斯少将报了仇。
自己方面的王牌狙击手被打死之后，土耳其人又试图用大炮把沈比利炸死。第一发炮弹落在了离狙击掩体不远的地方，机灵的沈比利觉得苗头不对就赶紧溜了。土耳其人矫正弹着点后第二发炮弹把狙击掩体炸得粉碎，但连沈比利的一根毫毛也没伤着。
虽说狙击手毋须参加其他的战斗任务，但沈比利是个闲不住的人。米奇利少校曾回忆道因为晚上没法进行狙击，沈比利总是积极参加夜间对敌战壕的突击行动。在盟军撤离加里波利前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曾专门负责投掷一种威力巨大，叫作拉比尼亚(Labinia bomb) 的土制炸弹，杀伤了不少的敌人。
尽管沈比利杀了那么多的土耳其人，这个澳大利亚马车夫心中对敌人并没有太多的仇恨，他认为自己只是尽忠职守而已。当美国合众社记者于1915年底采访他时，他说道：“我对杀人这件事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土耳其人一直也想把我干掉，只不过让我占了上风。略微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对手不是德国人而是土耳其人。因为我觉得土耳其人也都是好汉，他们打起仗来十分勇敢。”
一个澳大利亚马车夫和一个土耳其庄稼汉之间是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在沈比利的眼里，土军掩体后的人头可能和澳大利亚丛林里的袋鼠头没有什么分别，整个战争只是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游戏而已。
因为他在1915年5月至9月于加里波利战场的出色狙击成果，沈比利于1916年1月1日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功章里仅次于维多利亚十字(Victoria Cross，VC)的杰出行为勋章(DCM) 。
盟军从加里波利撤离后，沈比利从第五轻装骑兵团转到第三十一步兵营，他随着部队又转战四方。服役记录上记载他在1915，1917，1918年分别中过三次枪伤，至少一次毒气，双腿曾被炮弹碎片击伤，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流感，痔疮，肌肉疼痛和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病症，而且旧伤也不时发作，以致于住院对他来说成了家常便饭。在疗伤期间他曾去过苏格兰，在那儿他认识了21岁的饭店女招待伊丽莎白(Elizabeth Stewart) ，两人于1917年6月29日在爱丁堡结婚，时年，沈比利31岁，比新娘要大上10岁。婚后沈比利又返回部队继续战斗。
可惜的是他的击杀记录自加里波利后就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有资料显示于1917年9月，他曾率领一支小分队在西线比利时一个叫Polygon Wood的战场成功地消灭了小股德军狙击手，为此盟军司令部对他加以通报嘉奖，Toll中校曾为他请发军事勋章(Military Medal, MM) 但未获批准，而比利时政府于1918年1月19日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一战中西线的作战方式主要是用大规模的炮火来杀伤敌方，狙击战术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一战末期，沈比利于1918年9月20日回到澳洲的墨尔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12天后沈比利于布里斯本退役。当他于年底返回家乡时，普罗瑟潘的乡亲们在乐队的伴奏下将他从火车站一路接到市政厅，并在那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地的头面人物也登台致辞，对这位勇士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10个月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信中抱怨他的妻子至今尚未获准来澳。事实上他的苏格兰裔妻子后来一直没能来澳洲，其具体原因已不可考。
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以淘金为生。Dan O’Donnell所著的“A History of Clermont and District” 中记录沈比利曾于1931年和一个彼特森先生(Carl Peterson)一起挖到了62.5盎司的黄金，而1934年7月16日昆士兰州政府的矿业期刊中曾写道：“出金量稳定的矿区有……沈比利的Blue Lagoon”。一位曾与沈比利一同淘金的Herb Smith记下了下面几件逸事，从中我们可以对他的性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有一次沈比利和4个朋友在酒吧喝酒。他同其中一位打赌掷骰子，谁输了谁就给大夥儿买酒喝。结果对方那天运气特佳，一把掷出三个六，十八点通天。按理沈比利是没有任何赢面的，但他信奉的是“有赌未为输” ，他接过骰子一把掷下，是三个五点。“我赢了” 沈比利说道。“三个中国佬加上我自己，二十点赢你的十八点。” (当时骰子的五点被赌徒们称为Chinamen, 即中国佬，略带贬义) 对方无话可说，只得乖乖地为大夥儿买酒。
他在当时的淘金者中间是很受欢迎的。每当人们听到他放声大笑，并猛敲挂在工棚里的淘金盆时，大家就知道沈比利又挖到金子了。
他开始淘金时至少有三十多岁了，但仍象个孩子那样顽皮。他爱给每个人都起上一个绰号，绰号有时和该人相貌特徵有关，也有时是纯粹来自于沈比利丰富的想象力。有几个小伙子被他叫作“虎皮鹦鹉” ，“锯开的巨人” ，“单车杰克” ，“全部生吃” ，“红母鸡” ，“甘地” ，“花皮牛” 等等。还有一人的绰号是“丹尼狗” ，结果这家伙受不了别人天天这么叫，只好打起行装远走他乡。金矿上的女人们也被他起了绰号，其中较有名的有“袋鼠丽兹” ，“金发热吻” ，“黑巫婆” ，还有一个叫“吞剑人” 。
沈比利给一个淘金者起个绰号叫作“淋病查理” ，一天一个叫斯考特的人当面这么叫他，结果两人打了起来，后来上了法庭，斯考特被罚了15镑。
每当沈比利挖到金子时他都会大大庆祝一番。一夥人通常下山在当地酒馆大喝一通，然后再返回矿区接着喝。路过的人也被邀请一起参加。在哪儿喝醉就在哪儿睡。
彼特森先生曾于1991年接受唐-史密斯的录音采访，他说道：
“沈比利是个乐天派。我对他很仰慕。他教我怎样剥袋鼠皮，还有许多生存技能。他非常聪明，一本书一天就能看完。他是个多面手，什么都会。”
有个拜特里奇先生(Ivan Betteridge) 也记得沈比利的一件事：
沈比利有个朋友长得象中东人。一次沈比利在城里的肉店买了个熟猪蹄被他看见。他说道：“比利你连猪蹄都吃？我觉得大米饭应该更合你的口味。”沈比利答道：“我还以为我在加里波利把你们这些杂种全都干掉了呢。” 当然这是朋友之间开玩笑。
还有一次在野餐时有人提议大家一起来游泳，但沈比利没有带游泳衣。他让大家等会儿。几分钟后他穿着一只麻袋出来了，麻袋的四个角落被剪了口，他的手脚就从那里伸出来，腰间还系了根捆麻袋用的粗绳。结果大家笑翻了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黄金的需求量急剧下降，采金业也进入了萧条期。许多金矿陆续关闭了，淘金者们有的参了军，有的去修公路，还有的进了工厂生产军需用品。沈比利当时已50多岁，他曾是DCM勋章的获得者，每年都有一小笔年金，加上淘金的收入，如果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下半辈子应可衣食无忧。但象他这种曾经刀头舔血的人过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从来就没攒下什么钱。
1942年，沈比利在告别妹妹比阿特丽斯之后去了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他在那儿找了一份体力活。可以想象其处境可能和今天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民工差不多，而且他身上还留有在战场上落下的病根。据他曾一起淘过金的工友泰勒(Joe Taylor)回忆，沈比利的脾气非常倔强，生了病从来不去看医生。
1943年5月19日清晨7:20，年仅57岁的沈比利被人发现死在他租住的廉价旅馆里，身上还穿着睡衣。死因乃是动脉血管破裂。在他的房间里人们只找到了5个先令，他的财产还包括未发工钱6英镑10先令8便士，和在米克里尔矿区的一所屋子，价值20英镑，总计26镑15先令8便士。这位曾经一度名满天下的王牌狙击手就这样孤零零地告别了人间。
沈比利死后他的遗体埋在了布里斯本的Lutwyche墓地，他的身边是他在第三十一步兵营和第五轻装骑兵团的几个战友，墓前的一棵宽叶大树为他来遮挡昆士兰的炎炎烈日。他的事迹渐渐被人淡忘。直到1993年澳大利亚军史专家Brian Tate在布里斯本的报纸Courier Mail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沈比利的文章“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 之后，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澳新军团里曾经出过这样一位英雄。他的家乡人民为他立了塑像。他去世的地方304 Montgomery Rd, West End今日已是电脑维修店，门前设立了一块铭牌，以告知世人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英雄人物在此逝世。
在澳洲绝大多数的人从未听说过沈比利，而全球的华人世界里更是无人知晓。就连澳洲华裔作家Morag Loh有关澳籍华裔军人的“Dinky-Di"一书中对"Billy Sing"是否华裔也表示疑问。但他的故事不少服役过的澳洲军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作过沈比利观察员的伊恩-伊德里斯于二战时为澳军写了一套六本的"Guerilla Series"，书中讲到狙击战术时就是用沈比利来作例子的；而这六本书当时被澳军当作教科书来用。当然他们并不知道"Billy Sing"乃是华裔。今年1月25日的澳洲人报曾报导驻巴格达的澳洲军人食堂房顶上的了望所就是以沈比利命名的，叫作“Billy Sing Bar and Grill”。
有人因为Billy Sing皮肤黑这一点认为他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而英国军史专家Martin Pegler则在他的专著“1914年以来的军事狙击手”(The Military Sniper since 1914)一书中认为他是印度人的后代，因为当时在昆士兰州也有印度移民，加之很多印度人姓氏为Singh。实际上Billy Sing乃是华裔，他的中文姓氏已不可考证。当年华工千里跋涉乘船抵澳后坐镇码头的移民官根据英文习惯当场“授予”每人一个英文姓氏，是以今日不少土生土长的华裔有着稀奇古怪的英文姓氏。前有一华裔国会议员即姓O‘Chee。估计他的先祖可能叫做阿志，被移民官改为O‘Chee。本文主人公姓Sing名Billy，我姑且称这位前辈为沈比利，因为Shen和Sing的发音比较接近。
沈比利的父亲沈约翰(John Sing) 出生于上海，据现仍住在克勒蒙特的沈比利妹妹的孙子唐-史密斯(Don Smith)告诉我，沈约翰赴澳前在上海是一名郊区菜农。其母玛丽安(MaryAnn)乃一名英格兰出生的护士,婚前姓Pugh。他俩于1883年7月9日结婚，新郎当时41岁，结婚证书上新郎职业一栏填的是果农，新娘年仅24岁。
克勒蒙特自1860年起兴起了一股淘金热，最多时该地有5000名华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干活卖力，即使在别人遗弃的矿里还能淘出金子。而其他民族的采矿人则抱怨任何矿区只要被中国人淘过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中国人总是把一个矿脉挖得干干净净才离开。
由于这一点，另外他们还都蓄辫子，以及经常聚集在妓女出没的鸦片屋里(华裔劳工没有带家眷来)，在金源逐渐枯竭时澳裔和华裔的淘金者之间就时常发生冲突。但在其他的地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这也许是因为很多华人在当地种菜，是地方经济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看来沈约翰在金源枯竭后成功的融入了克勒蒙特的当地社区。这也许是因为他娶了个英裔女子，而他本人则是个菜农。而由于他来自上海(当时还是个小城市)，当时在澳华裔中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大家在语言上很可能无法交流。可以想象他与当地的华人社区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在早期拓荒者中女人乃是稀有动物，加上当时大英帝国正是“如日中天” ，在许多白人中普遍存在着种族歧视心理，沈约翰能单枪匹马从异族女人中抢一个回来做老婆，可想而知这个上海菜农还是不简单的。
沈比利于1886年3月2日出生在昆士兰州中部的一个采矿小镇克勒蒙特(Clermont) ，出生证上其父沈约翰的职业填的是赶马人，实际上他在附近还有片地放养了些牛羊，同时也给人送牛奶。昆士兰州立档案馆中至今仍存有沈约翰和玛丽安的结婚证书及沈比利的出生证。他还有个妹妹比阿特丽斯(Beatrice)，生于1894年，于1917年嫁给史密斯先生。
现存资料显示1892年沈比利在小学二年级时曾得到学校发的优良证书，还有1895年4月20日教育部督察对有人投诉所进行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沈家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上五年级(应为沈比利)聪明伶俐，有教养，常常在学校得奖，而投诉人的孩子则没有。投诉人由此而抱怨奖品应为白种人的孩子而设，而不是为了“ 金丝雀” 和“黄鼻子” (均指华裔学童) 。
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向海外派遣了多达33万的军队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仅为480万。土耳其加里波利一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澳军伤亡人数就达2万6千名。从此每年的澳新军团日- 四月二十五日就成为澳大利亚的法定假日，以纪念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海滩登陆的这一天。而全国几乎每一个城镇都设立了纪念碑以缅怀在海外献身的家乡子弟。
一战爆发前沈比利赶过大车，砍过甘蔗，干过农活。服役前他就在昆士兰州中部以枪法出众而闻名。据说他小时候就可以用。22口径的步枪在25码之外打断小猪的尾巴。他不但是普罗瑟潘(Proserpine)射击俱乐部的会员，在家乡克勒蒙特他还是一个有名的袋鼠猎手(对澳大利亚早期拓荒者来说，打袋鼠是仅有的几项娱乐活动之一)。袋鼠猎手的枪法一定得好，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常常四五十只一起活动。如不能一枪将它打死，受伤的袋鼠会乱蹦乱跳，其他的袋鼠就会逃走。如能一枪毙命，一只突然躺下的袋鼠是不会引起其他袋鼠的警觉的，因为袋鼠很多时间都是躺着的。
1914年十月二十四日，一战爆发两个月后，二十八岁的沈比利于普罗瑟潘加入了澳大利亚远征军。当时全国的适龄年轻人都踊跃报名参军，一方面为了“国王和(大英) 帝国” ，另一方面可以出国见识一番，而军队里不用花钱，给的薪水又高，一个普通士兵的日薪有六先令。当时沈比利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参军也可能是为了养活家人。根据现存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沈比利服役记录，他当时未婚，身高5英尺5英寸(合1米65) ，体重141磅(合64公斤) ，肤色黝黑。当时在城市里有身高不低于5英尺6英寸的规定，而且还要求参军者一定得是欧洲血统，看来在乡村地区要求没有那么严格。1米65的身高在中国都算是“二等残废” ，更何况在普遍人高马大的澳大利亚。而他皮肤黑则是整日在野外赶大车的结果。一个赶大车的小矮胖子，皮肤又黑，难怪他战前一直打光棍。
参军后他来到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并在那接受了军事训练。沈比利和他许多的战友一样是在澳大利亚辽阔的原野上和马匹一起长大的。他们战前的职业使得他们骑术精良，目光犀利，测距准确，擅长捕捉离群的牲口并有着一手好枪法。
1914年圣诞节的五天前，沈比利所属，兵源主要来自昆士兰州的澳大利亚第五轻装骑兵团的官兵乘“Persic” 号船离开了澳大利亚驶往一战前线。他们在抵达埃及并短暂停留后于1915年五月十六日向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利海滩进发。
当时加里波利的盟军方面包括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还有印度军队。真可谓“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因为战场地形不适合骑兵作战，所有的澳大利亚轻装骑兵全部下马转成步兵。该团在到达加里波利之后被派驻临海的波尔顿岭(Bolton’s Ridge)。沈比利的狙击点设在岭上的一个叫作切森高地(Chatham’s Post)的地方。
对面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乃是后来成为该国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时任土耳其第19师中校师长。两军战壕犬牙交错，最近的距离仅有20米。就是在切森高地上沈比利开始了他的杀戮生涯。
土耳其人狙击手使用的是德国造的毛瑟步枪，教官也是德国人，他们在战役的早期给盟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于是盟军也将自己方面枪法好的士兵组织起来，其职责仅为狙击敌方士兵，而毋须参加其他的战斗任务。
根据战友的描述，沈比利当时“小个子，黑皮肤，上唇留八字须，下巴一撮山羊胡” 。第五轻骑团的米奇利少校(S.Midgely) 在他报名当狙击手时问他-如果杀了人他会有什么感觉，沈比利答道-他可不会因为杀了那些“杂种们”而睡不着觉的。
加里波利战场上的澳军狙击手通常用的是制式李恩菲尔德一号马克III型.303口径步枪，打一枪要拉一次枪拴，这种枪的性能十分可靠，在澳洲军队里直用到1959年。有些前射击爱好者给它加上了自己惯用的瞄准镜，也有人用的是自己以前私人出钱买的各式运动步枪。还有一名Beech军士发明了一种带潜望镜的步枪，射手无须将脑袋伸出战壕即可观察并射击，不过这一专利很快就被土耳其人所剽窃。
狙击手并不是象电影上那样瞄准了就开枪。除了懂得隐蔽自己之外，他开枪时还得估算风力，风向，距离等因素。沈比利通常有一名观察员作他的助手，他们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入狙击点，直至天完全黑了之后才撤离。这样他们在白天里就几乎不可能被人发觉。这种两人一组的战术在一战时还是很少有人用，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广泛应用。狙击手与观察员的角色有时是互换的，因为用望远镜观察时间久了眼睛会疲倦，视力也会下降，而且有人作伴狙击手也不会感到寂寞。
据战友们战后回忆，沈比利的耐心特别好，可以长时间端枪瞄准而不感到疲倦。还有一个特长就是视力特佳，别人用望远镜才能看清的东西他用肉眼就可看清。他用来狙击的非但是普通制式步枪，而且是不装瞄准镜的。
土耳其人接二连三地倒在了沈比利的枪口下，这消息象最新的球赛比分一样在盟军战壕里流传，对士气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在1915年里沈比利的步枪使得许许多多的土耳其家庭丧夫失子，痛哭流涕。他的事迹非但登上了盟军战报，连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和美国的几家报纸也都有报导。这个澳大利亚的马车夫一时间名扬全球。
沈比利在战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加里波利前线英，法，澳，新，印联军总司令伯得伍德将军(W. R. Birdwood 后升元帅并被授于勋爵)及其他军官的注意，伯得伍德称沈比利为他的“最心爱的狙击手” ，并且曾经告诉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 如果每个士兵都有沈比利那样的好枪法的话，盟军早就打到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国都，现伊斯坦布尔) 了。顺便说一句，这位基钦纳勋爵来头可不小，他是一战中大英帝国的战争部长，还是所有英联邦同盟军的总司令官。有一幅有名的征兵宣传画上画的就是他。
1915年5月至9月间，沈比利经证实的战果为150人，因此被授予大英帝国杰出贡献勋章(DCM) 。如包括未经证实的战果，应有至少200名土耳其人倒在他的枪口下。盟军里有些战友们给他起了个褒贬各半的绰号-“谋杀犯”(The Murderer) ，也有人叫他“加里波利的杀手” (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
他的“冷血” 在下面一件事上得到表现：
有一天一个上了岁数的土耳其兵正在修理其战壕掩体的顶部，一名澳军士兵向他开火，子弹击中了支撑掩体顶盖的砖头，结果整个顶盖塌下来将这个土耳其兵压在下面动弹不得。这人一边苦苦挣扎一边凄声呼救。沈比利刚好在场，他说道：“我来帮这家伙脱离苦海。” 他“砰” 地一枪就打中了土耳其兵的头部。
盟军里有些人认为沈比利是躲在暗处放冷枪，不够光明正大。但在战场上光明正大是会吃亏的。加里波利战役初期澳大利亚士兵在英国指挥官的命令下集体冲锋，被土军机关枪象割麦一样杀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战斗过后，在一块网球场大的地方竟堆积了三百多具澳军尸体。对沈比利来说只要是敌人就该死，谈不上任何同情或怜悯，他上战场就是为了杀敌。多干掉一个敌人自己的战友就少一分危险。他自己说过只有两种人他不打，一种是抬担架的，还有一种是抢救伤员的。这说明他毕竟还是讲点人道主义的，而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人性。
沈比利的150名击杀记录乃是经过证实的，即每一次击杀都由观察员通过望远镜确认敌人中弹倒下才算。毫无疑问的是，沈比利不会因为观察员不在身边而放弃狙击，当他单身一人时他也一定干掉了不少敌军，所以他的实际狙击成果一定是高于150的。沈比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总司令官伯得伍德将军曾有一次亲临沈比利的狙击掩体为他作观察员。沈比利瞄准之后开了一枪，结果正好一阵风刮过将子弹吹偏了少许，打中了站在他瞄准的目标身边的另一个敌兵。旁边作观察员的伯得伍德将军欢呼“打中了，打中了” 。沈比利说道：“我瞄准的不是倒下的那个，所以这一枪不能算。” 后来伯得伍德将军在1915年10月对沈比利通报嘉奖时将他的狙击成果认定为201人，而英美报纸在刊登他的事迹时也写的是201人。
同样来自昆士兰州，又一度作过沈比利观察员，战后成为作家的伊恩-伊德里斯(Ion Idriess) 将加里波利的澳军狙击手描述为“一只猫等在一堵满是鼠洞的墙壁前，老鼠们小心翼翼地躲在洞里，而猫等待的就是其中一只大意一次。”
沈比利的狙杀目标中有不少是刚上战场没有经验的新兵。这些人既紧张又好奇，常常从掩体中伸头探望对面的澳军掩体。另一名沈比利的战友奥利佛-侯格(Oliver Hogue) 曾对沈比利的狙击方式有如下的描绘：
“他简直是将土耳其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常常声称胜得太轻松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常常抱着步枪在掩伏点坐着休息，而他的助手观察员则用望远镜为他寻找目标。如果敌兵刚刚伸个脑袋出来，沈比利常常是呲牙笑一笑而置之不理，他要迟些再下手。敌兵看看没事觉得安全了，就会慢慢地把肩膀乃至上半身都探出来。这就是动手的时候。观察员一声“好了” ，紧接着一声枪响，又一个敌人就这样报销掉了。”
用狙击手对付狙击手乃是最有效的战术。土耳其方面经过德国人训练的狙击手也不是吃素的。1915年8月25日，沈比利的观察员汤姆-西恩(Tom Sheehan) 被一颗子弹从他的望远镜一头射入从另一头穿出，再划破他的手击入口腔，接着穿破左脸颊后击中在他身边的沈比利的右肩。汤姆不得不被送回澳洲本土，而沈比利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后方休养。
伤好了之后沈比利返回前线重操旧业。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曾干掉过九名敌兵。战友伊恩-伊德里斯根据俘虏口供及敌军尸体上找到的日记在其著作”Lurking Death”中写道，这次土耳其人派出了他们王牌中的王牌来对付沈比利。这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奥斯曼近卫军狙击手，倒在他枪口下的有俄国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有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苏丹哈密德二世曾亲手为他颁发勋章。他的步枪被近卫军士兵们尊称为“死亡之母”，澳军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可怕的阿布都尔”(Abdul the Terrible) 。
阿布都尔有着深褐色的眼睛，浓黑的眉毛下是老鹰般敏锐的目光，薄薄的嘴唇上生着一只大鹰钩鼻。他的狙击点上盖的是一条涂成黄，绿，褐色的毡子，他的军帽，面孔及双手上全涂满了泥土，他整个人暴露在外的只有一双眼睛和一只黑洞洞的枪口。
近卫军王牌果然名不虚传，澳军士兵不断地倒在他的枪口下。连澳大利亚第一师师长布里基斯少将(Major-General Bridges)在前线快步通过一段危险区时也被他击中大腿，后因流血过多不治而死。布里基斯少将平日里常常和士兵们打成一片，故深受大家的爱戴。他的遗体运回国后澳大利亚政府为他在墨尔本举行了国葬仪式，墓地后设在位於首都坎培拉的顿特鲁恩军校(Duntroon Military College) 。澳军士兵们咽不下这口气，决心要为布里基斯少将报仇。
阿布都尔知道，最难对付的敌人是对面澳军的那个狙击高手。为了发现对手的狙击点，他象一个精明的侦探一样寻找任何的蛛丝马迹。每当一个土耳其兵被一枪爆头后，他就赶往现场进行调查。他会询问旁边的士兵死者中枪时所在位置，再从子弹的入口和出口来确定弹道轨迹。就这样，阿布都尔勘察了许许多多的“案发现场”。终於有一天傍晚他向长官报告，对方高手的狙击点就设在在切森高地上，确切位置已被他发现，明天日落前这个讨厌的澳大利亚人就会被除掉。
第二天，沈比利和他的观察员象往常一样早早地进入了自己的狙击掩体。有一个澳军战友这天非得要在他们的位置试试手气，因为这个地点视野最开阔，可以比其他的狙击点看到更多的土军阵地。这家伙将枪眼前的障碍物挪开，枪口伸出去，看到目标后就放了一枪。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阿布都尔为什么没有开枪。可能是狙击手的直觉告诉他刚才开枪的不是那个真正的狙击手。
那个战友过了枪瘾后就走了，于是观察员开始了他的了望工作。今天沈比利的精神不是太好，抱着步枪一边打哈欠一边伸懒腰。
“天哪” 观察员突然惊呼，“快来看！”
沈比利一下子警觉起来，他接过望远镜按观察员示意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张涂满泥土的脸，鹰钩鼻，两只大眼睛，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前面有那么多的土军阵地，阿布都尔又隐蔽得那么好，但还是被观察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这只能说冥冥中自有天意，沈比利今天命不该绝。
“当心点”观察员说道，“他的眼睛就象老鹰一样，而且他正盯着我们这儿。”
沈比利嘀咕了一句：“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沈比利侧着身子将枪眼前的障碍物慢慢地挪开寸许，这样即使敌方开枪也打不到他。阿布都尔并不知道沈比利已经发现他了，他的手指已扣住扳机，准备障碍物再挪开一点点就开枪。就在此时，沈比利的枪口喷火了，子弹正中阿布都尔的眉心。就这样沈比利为布里基斯少将报了仇。
自己方面的王牌狙击手被打死之后，土耳其人又试图用大炮把沈比利炸死。第一发炮弹落在了离狙击掩体不远的地方，机灵的沈比利觉得苗头不对就赶紧溜了。土耳其人矫正弹着点后第二发炮弹把狙击掩体炸得粉碎，但连沈比利的一根毫毛也没伤着。
虽说狙击手毋须参加其他的战斗任务，但沈比利是个闲不住的人。米奇利少校曾回忆道因为晚上没法进行狙击，沈比利总是积极参加夜间对敌战壕的突击行动。在盟军撤离加里波利前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曾专门负责投掷一种威力巨大，叫作拉比尼亚(Labinia bomb) 的土制炸弹，杀伤了不少的敌人。
尽管沈比利杀了那么多的土耳其人，这个澳大利亚马车夫心中对敌人并没有太多的仇恨，他认为自己只是尽忠职守而已。当美国合众社记者于1915年底采访他时，他说道：“我对杀人这件事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土耳其人一直也想把我干掉，只不过让我占了上风。略微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对手不是德国人而是土耳其人。因为我觉得土耳其人也都是好汉，他们打起仗来十分勇敢。”
一个澳大利亚马车夫和一个土耳其庄稼汉之间是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在沈比利的眼里，土军掩体后的人头可能和澳大利亚丛林里的袋鼠头没有什么分别，整个战争只是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游戏而已。
因为他在1915年5月至9月于加里波利战场的出色狙击成果，沈比利于1916年1月1日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功章里仅次于维多利亚十字(Victoria Cross，VC)的杰出行为勋章(DCM) 。
盟军从加里波利撤离后，沈比利从第五轻装骑兵团转到第三十一步兵营，他随着部队又转战四方。服役记录上记载他在1915，1917，1918年分别中过三次枪伤，至少一次毒气，双腿曾被炮弹碎片击伤，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流感，痔疮，肌肉疼痛和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病症，而且旧伤也不时发作，以致于住院对他来说成了家常便饭。在疗伤期间他曾去过苏格兰，在那儿他认识了21岁的饭店女招待伊丽莎白(Elizabeth Stewart) ，两人于1917年6月29日在爱丁堡结婚，时年，沈比利31岁，比新娘要大上10岁。婚后沈比利又返回部队继续战斗。
可惜的是他的击杀记录自加里波利后就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有资料显示于1917年9月，他曾率领一支小分队在西线比利时一个叫Polygon Wood的战场成功地消灭了小股德军狙击手，为此盟军司令部对他加以通报嘉奖，Toll中校曾为他请发军事勋章(Military Medal, MM) 但未获批准，而比利时政府于1918年1月19日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一战中西线的作战方式主要是用大规模的炮火来杀伤敌方，狙击战术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一战末期，沈比利于1918年9月20日回到澳洲的墨尔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12天后沈比利于布里斯本退役。当他于年底返回家乡时，普罗瑟潘的乡亲们在乐队的伴奏下将他从火车站一路接到市政厅，并在那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地的头面人物也登台致辞，对这位勇士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10个月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信中抱怨他的妻子至今尚未获准来澳。事实上他的苏格兰裔妻子后来一直没能来澳洲，其具体原因已不可考。
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以淘金为生。Dan O’Donnell所著的“A History of Clermont and District” 中记录沈比利曾于1931年和一个彼特森先生(Carl Peterson)一起挖到了62.5盎司的黄金，而1934年7月16日昆士兰州政府的矿业期刊中曾写道：“出金量稳定的矿区有……沈比利的Blue Lagoon”。一位曾与沈比利一同淘金的Herb Smith记下了下面几件逸事，从中我们可以对他的性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有一次沈比利和4个朋友在酒吧喝酒。他同其中一位打赌掷骰子，谁输了谁就给大夥儿买酒喝。结果对方那天运气特佳，一把掷出三个六，十八点通天。按理沈比利是没有任何赢面的，但他信奉的是“有赌未为输” ，他接过骰子一把掷下，是三个五点。“我赢了” 沈比利说道。“三个中国佬加上我自己，二十点赢你的十八点。” (当时骰子的五点被赌徒们称为Chinamen, 即中国佬，略带贬义) 对方无话可说，只得乖乖地为大夥儿买酒。
他在当时的淘金者中间是很受欢迎的。每当人们听到他放声大笑，并猛敲挂在工棚里的淘金盆时，大家就知道沈比利又挖到金子了。
他开始淘金时至少有三十多岁了，但仍象个孩子那样顽皮。他爱给每个人都起上一个绰号，绰号有时和该人相貌特徵有关，也有时是纯粹来自于沈比利丰富的想象力。有几个小伙子被他叫作“虎皮鹦鹉” ，“锯开的巨人” ，“单车杰克” ，“全部生吃” ，“红母鸡” ，“甘地” ，“花皮牛” 等等。还有一人的绰号是“丹尼狗” ，结果这家伙受不了别人天天这么叫，只好打起行装远走他乡。金矿上的女人们也被他起了绰号，其中较有名的有“袋鼠丽兹” ，“金发热吻” ，“黑巫婆” ，还有一个叫“吞剑人” 。
沈比利给一个淘金者起个绰号叫作“淋病查理” ，一天一个叫斯考特的人当面这么叫他，结果两人打了起来，后来上了法庭，斯考特被罚了15镑。
每当沈比利挖到金子时他都会大大庆祝一番。一夥人通常下山在当地酒馆大喝一通，然后再返回矿区接着喝。路过的人也被邀请一起参加。在哪儿喝醉就在哪儿睡。
彼特森先生曾于1991年接受唐-史密斯的录音采访，他说道：
“沈比利是个乐天派。我对他很仰慕。他教我怎样剥袋鼠皮，还有许多生存技能。他非常聪明，一本书一天就能看完。他是个多面手，什么都会。”
有个拜特里奇先生(Ivan Betteridge) 也记得沈比利的一件事：
沈比利有个朋友长得象中东人。一次沈比利在城里的肉店买了个熟猪蹄被他看见。他说道：“比利你连猪蹄都吃？我觉得大米饭应该更合你的口味。”沈比利答道：“我还以为我在加里波利把你们这些杂种全都干掉了呢。” 当然这是朋友之间开玩笑。
还有一次在野餐时有人提议大家一起来游泳，但沈比利没有带游泳衣。他让大家等会儿。几分钟后他穿着一只麻袋出来了，麻袋的四个角落被剪了口，他的手脚就从那里伸出来，腰间还系了根捆麻袋用的粗绳。结果大家笑翻了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黄金的需求量急剧下降，采金业也进入了萧条期。许多金矿陆续关闭了，淘金者们有的参了军，有的去修公路，还有的进了工厂生产军需用品。沈比利当时已50多岁，他曾是DCM勋章的获得者，每年都有一小笔年金，加上淘金的收入，如果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下半辈子应可衣食无忧。但象他这种曾经刀头舔血的人过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从来就没攒下什么钱。
1942年，沈比利在告别妹妹比阿特丽斯之后去了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他在那儿找了一份体力活。可以想象其处境可能和今天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民工差不多，而且他身上还留有在战场上落下的病根。据他曾一起淘过金的工友泰勒(Joe Taylor)回忆，沈比利的脾气非常倔强，生了病从来不去看医生。
1943年5月19日清晨7:20，年仅57岁的沈比利被人发现死在他租住的廉价旅馆里，身上还穿着睡衣。死因乃是动脉血管破裂。在他的房间里人们只找到了5个先令，他的财产还包括未发工钱6英镑10先令8便士，和在米克里尔矿区的一所屋子，价值20英镑，总计26镑15先令8便士。这位曾经一度名满天下的王牌狙击手就这样孤零零地告别了人间。
沈比利死后他的遗体埋在了布里斯本的Lutwyche墓地，他的身边是他在第三十一步兵营和第五轻装骑兵团的几个战友，墓前的一棵宽叶大树为他来遮挡昆士兰的炎炎烈日。他的事迹渐渐被人淡忘。直到1993年澳大利亚军史专家Brian Tate在布里斯本的报纸Courier Mail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沈比利的文章“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 之后，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澳新军团里曾经出过这样一位英雄。他的家乡人民为他立了塑像。他去世的地方304 Montgomery Rd, West End今日已是电脑维修店，门前设立了一块铭牌，以告知世人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英雄人物在此逝世。
在澳洲绝大多数的人从未听说过沈比利，而全球的华人世界里更是无人知晓。就连澳洲华裔作家Morag Loh有关澳籍华裔军人的“Dinky-Di"一书中对"Billy Sing"是否华裔也表示疑问。但他的故事不少服役过的澳洲军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作过沈比利观察员的伊恩-伊德里斯于二战时为澳军写了一套六本的"Guerilla Series"，书中讲到狙击战术时就是用沈比利来作例子的；而这六本书当时被澳军当作教科书来用。当然他们并不知道"Billy Sing"乃是华裔。今年1月25日的澳洲人报曾报导驻巴格达的澳洲军人食堂房顶上的了望所就是以沈比利命名的，叫作“Billy Sing Bar and G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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