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作者：鄢烈山
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请记住这句话：“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秩序，没有这个共识和秩序，何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
我在《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一文说:慈善捐赠本来是一种道德自觉，“社会责任”之类高调只可责之于已，不可强求于人；并对王石要求他的万科员工在公司捐款不要超过10元表示赞赏，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这篇文章跟贴发表意见者很踊跃，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或表示有同感，也有人“强烈鄙视你鄢烈山 拿了王石的好处 出来替这帮为富不仁的富豪门说话!!!!!!!!”对于这样的网友我不生气，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也不好说他是“小人之心”。
我对中国人数庞大的网民队伍有一个粗略的判断，说话不着调的人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未成年或未完成社会化的网民，估计中学生、大一生居多，他们天真单纯，相信老师在课堂上灌的那些大道理，对历年多有发生的贪官污吏侵吞救灾款、移民款的现实拒绝承认，又缺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没学会也看不惯别人质疑权力和政府；另一种是别有用心的真小人，比如制作“铁公鸡”榜单的家伙，因为别人没有选择他们所经管的捐款渠道，就蓄意中伤，哪怕人家捐了上千万他们也认定别人“一毛不拔”，他们知道很多网民轻信、容易激动，先骂了再说，不妨利用一把。还有一种网民是好起哄的，只要热闹，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而不在乎真相，对于误伤了抨击对象也不在乎；或乃自以为是的轻薄儿，与风车作战，还自以为很英雄。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明说的是“救灾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他看都没有看清，就在那里正气凛然地批驳了：救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水平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只有可怜他。
有人对我说，你替王石辩护，可是王石本人已“为捐款门道歉 追捐1亿元用于重建”（金羊网-新快报），你怎解？
我说，我认同王石的道歉，因为王石是企业家是商人，要委屈求全，好比餐馆商店旅社的服务员，为了生意而对人陪笑脸，搞什么“顾客是上帝”、“顾客总是对的”，明明是对方无理取闹也要说对不起请包涵。王石这样做很好理解。可我不是王石，我是言说者，只在乎是非，不在乎得罪谁！
请看王石的道歉：“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我不是万科的老板，不必为万科的利益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搞“和气生财”的公关；我也不怕“伤害”某些人的感情，我是帮他们分清是非，不干侵犯他们权利的恶事，帮他们从良积德。有些人一脑子浆糊，还自以为是圣人，不依不饶地谴责“万科追捐1亿用于灾后重建，是想拯救自己的信任危机”——动机还不纯，所以不可原谅，还要穷追猛打。
这就是一伙毫无公民权利和财产权观念的暴民（至少是语言暴力），他们根本不知何为人已、群已、公私边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就所谓“铁公鸡”榜单表示：“如果大家对网上传的‘铁公鸡’的情况不够了解或者有误解,我想主要是我们商务部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对他们捐款的情况向社会宣传、报道得不够。”（这话说得多有风度，值得铁道部、教育部和军方发言人学习）。又说“我理解某些同志、朋友对这次大灾害的心情,他们希望更多的国际组织、内外资企业参与到捐赠活动中,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灾区人民,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
请记住这句话：“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秩序，没有这个共识和秩序，何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意识形态”，不然，外企不敢进来，国民也不敢致富。
对于部分民众号召抵制少捐的外企,陈德铭认为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岂止是不理智的行为，简直就是疯狂的自毁毁人的自杀袭击。对于王石等内企的逼捐，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卢作孚之死。知道中国的船王、抗战初期宜昌入川大撤退的头号功臣、一度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吗？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却服药自杀。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但政治气氛对资本家已相当紧张。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冲击。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信任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卢作孚……那种政治压力使卢作孚深感绝望，当晚服药弃世，遗嘱将他在民生公司股票全部献给国家。（参见《南方周末》2005-04-21日卢国纶文《卢作孚之死》)此后数年，全国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许多民营企业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企业“捐献”给国家了！如果没有那场所谓“三大改造”，以城乡二元、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根本不存在，今日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会这么难，国企垄断独大、民企发展艰难的局面至少不会这么严重。
如果我们不知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处置权利，中国重走极左回头路就非常容易，中国人就活该受穷。
作者：鄢烈山
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请记住这句话：“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秩序，没有这个共识和秩序，何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
我在《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一文说:慈善捐赠本来是一种道德自觉，“社会责任”之类高调只可责之于已，不可强求于人；并对王石要求他的万科员工在公司捐款不要超过10元表示赞赏，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这篇文章跟贴发表意见者很踊跃，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或表示有同感，也有人“强烈鄙视你鄢烈山 拿了王石的好处 出来替这帮为富不仁的富豪门说话!!!!!!!!”对于这样的网友我不生气，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也不好说他是“小人之心”。
我对中国人数庞大的网民队伍有一个粗略的判断，说话不着调的人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未成年或未完成社会化的网民，估计中学生、大一生居多，他们天真单纯，相信老师在课堂上灌的那些大道理，对历年多有发生的贪官污吏侵吞救灾款、移民款的现实拒绝承认，又缺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没学会也看不惯别人质疑权力和政府；另一种是别有用心的真小人，比如制作“铁公鸡”榜单的家伙，因为别人没有选择他们所经管的捐款渠道，就蓄意中伤，哪怕人家捐了上千万他们也认定别人“一毛不拔”，他们知道很多网民轻信、容易激动，先骂了再说，不妨利用一把。还有一种网民是好起哄的，只要热闹，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而不在乎真相，对于误伤了抨击对象也不在乎；或乃自以为是的轻薄儿，与风车作战，还自以为很英雄。比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分明说的是“救灾首先是、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他看都没有看清，就在那里正气凛然地批驳了：救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水平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只有可怜他。
有人对我说，你替王石辩护，可是王石本人已“为捐款门道歉 追捐1亿元用于重建”（金羊网-新快报），你怎解？
我说，我认同王石的道歉，因为王石是企业家是商人，要委屈求全，好比餐馆商店旅社的服务员，为了生意而对人陪笑脸，搞什么“顾客是上帝”、“顾客总是对的”，明明是对方无理取闹也要说对不起请包涵。王石这样做很好理解。可我不是王石，我是言说者，只在乎是非，不在乎得罪谁！
请看王石的道歉：“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我不是万科的老板，不必为万科的利益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搞“和气生财”的公关；我也不怕“伤害”某些人的感情，我是帮他们分清是非，不干侵犯他们权利的恶事，帮他们从良积德。有些人一脑子浆糊，还自以为是圣人，不依不饶地谴责“万科追捐1亿用于灾后重建，是想拯救自己的信任危机”——动机还不纯，所以不可原谅，还要穷追猛打。
这就是一伙毫无公民权利和财产权观念的暴民（至少是语言暴力），他们根本不知何为人已、群已、公私边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就所谓“铁公鸡”榜单表示：“如果大家对网上传的‘铁公鸡’的情况不够了解或者有误解,我想主要是我们商务部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对他们捐款的情况向社会宣传、报道得不够。”（这话说得多有风度，值得铁道部、教育部和军方发言人学习）。又说“我理解某些同志、朋友对这次大灾害的心情,他们希望更多的国际组织、内外资企业参与到捐赠活动中,提供更多的资金帮助灾区人民,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
请记住这句话：“捐助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秩序，没有这个共识和秩序，何来宪政、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建立的“意识形态”，不然，外企不敢进来，国民也不敢致富。
对于部分民众号召抵制少捐的外企,陈德铭认为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岂止是不理智的行为，简直就是疯狂的自毁毁人的自杀袭击。对于王石等内企的逼捐，我不禁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卢作孚之死。知道中国的船王、抗战初期宜昌入川大撤退的头号功臣、一度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吗？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却服药自杀。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但政治气氛对资本家已相当紧张。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冲击。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信任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卢作孚……那种政治压力使卢作孚深感绝望，当晚服药弃世，遗嘱将他在民生公司股票全部献给国家。（参见《南方周末》2005-04-21日卢国纶文《卢作孚之死》)此后数年，全国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许多民营企业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企业“捐献”给国家了！如果没有那场所谓“三大改造”，以城乡二元、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根本不存在，今日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会这么难，国企垄断独大、民企发展艰难的局面至少不会这么严重。
如果我们不知尊重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处置权利，中国重走极左回头路就非常容易，中国人就活该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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