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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也许根本就没有罪人
发布者 siyu 在 08-06-0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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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
汶川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不令人愤怒。问责之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现在的问责全部指向具体的个人，如果没有能担负直接责任罪人呢？
说实话，下跪四次的那位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我很同情，做到这个份上，他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东亚社会官场的最高水平了，在我国，至少媒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表现，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我下跪不是因为内心有愧”反过来说——“我下跪是因为内心有愧”，他能达到西方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政客的水平了。我的恩师、大右派莫之许也这么认为，虽然孩子们大量死亡是不可接受的，但蒋国华本人与此并无直接责任，能下跪四次，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官员了。
而蒋国华之无人公开同情，乃是因为孩子死的太多，人们不可能还有同情给这位倒霉的市委书记。刻下民意显然是不杀几个官员、几个校长、几个包工头，是没法交代的。
假如真查出几个官员、校长有贪污贿赂问题，但因此被重判，实在是同罪不同罚，因为一个教学楼无论如何能榨出的油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被查出的贪腐大案，上千万者未必就死。我相信肯定能查出来，但许多日子后，我想会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这些人死的有点冤。
如果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形，可能被判重罪就更冤：某个对学校建筑质量负有巨大责任的建筑承包商，很可能他当时长期被拖欠建设款。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内地基层地方，公用建筑被拖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如此。
在汶川地震死于学校垮塌的孩子们，本质上是死于教育贫穷。我想，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一定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是始终未发不出工资而困扰的吧。在中国基层，正常财政收入是始终无法正常应付公共事业单位人头负担的。
我不是在为中国基层官场上的畜生们辩护，但在中国内地，县一级行政，普遍存在财政不够应付人头支出，到了乡镇一级，则情形更加恶劣，即使没有贪官，仅仅为了养活人头，政府机关就会直接派人整天上街抢钱，穷疯了所以才会极恶，你要这样的政府去办学，他们首先就没有钱。
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税收分成系统的现实是，中央把财权不断上收，却把事权或者说公共责任不断下移。更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和事务越到基层越重，以极为有限的财力去承担巨大的责任，教育不可能不是穷的，孩子不可能不是苦的，医院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多开药，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不是寅吃卯粮的……所以，学校楼房不可能不是偷工减料的。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而那些为中国每一项耗资巨大的荣耀骄傲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随意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耀而无条件欢呼。本质上，一个没有真正考虑国民生计的国家，是压根就不值得去爱的。中国是个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但中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项支出所占比例，几乎就是全世界最低的。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有些经济学业余爱好者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终结了》，实在是比较扯淡的观点，中国并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你要么强调减税，要么强调福利，没有强调减福利的理由。
关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事务的权责问题，有心者可以点击我的老贴《莫老师的经济史讲堂录》。
再说一次，我绝无为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中应负其应负责任的官员辩护，但我相信，以地方财力，即使一个县的官员各个是焦裕禄，也一样会出现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形。当地垮塌的学校大都是九十年代初“普九”教育突击建设的产物，以地方当时的财力，很多是先盖后集资的，就是说，很多建筑商是垫资长期被拖欠的，它们多数不可能不是被偷工减料的。
中国国情是政府财政应承担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大都在基层，而基层又普遍贫困，以中国税收在中央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基层都应该大量接受中央财政的返还，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财力也是不足以支撑本地居民拥有基本平等的社会服务的，但事实却相反。所以，在我看，导致那么多孩子死去，也许根本就没有直接的罪人。
所以，如果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问责只问到基层的那些倒霉蛋，这个问责，除了制造几个冤死鬼之外，于那些还活着的孩子，活着的老人，以及迟早也会老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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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不令人愤怒。问责之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现在的问责全部指向具体的个人，如果没有能担负直接责任罪人呢？
说实话，下跪四次的那位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我很同情，做到这个份上，他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东亚社会官场的最高水平了，在我国，至少媒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表现，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我下跪不是因为内心有愧”反过来说——“我下跪是因为内心有愧”，他能达到西方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政客的水平了。我的恩师、大右派莫之许也这么认为，虽然孩子们大量死亡是不可接受的，但蒋国华本人与此并无直接责任，能下跪四次，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官员了。
而蒋国华之无人公开同情，乃是因为孩子死的太多，人们不可能还有同情给这位倒霉的市委书记。刻下民意显然是不杀几个官员、几个校长、几个包工头，是没法交代的。
假如真查出几个官员、校长有贪污贿赂问题，但因此被重判，实在是同罪不同罚，因为一个教学楼无论如何能榨出的油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被查出的贪腐大案，上千万者未必就死。我相信肯定能查出来，但许多日子后，我想会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这些人死的有点冤。
如果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形，可能被判重罪就更冤：某个对学校建筑质量负有巨大责任的建筑承包商，很可能他当时长期被拖欠建设款。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内地基层地方，公用建筑被拖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如此。
在汶川地震死于学校垮塌的孩子们，本质上是死于教育贫穷。我想，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一定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是始终未发不出工资而困扰的吧。在中国基层，正常财政收入是始终无法正常应付公共事业单位人头负担的。
我不是在为中国基层官场上的畜生们辩护，但在中国内地，县一级行政，普遍存在财政不够应付人头支出，到了乡镇一级，则情形更加恶劣，即使没有贪官，仅仅为了养活人头，政府机关就会直接派人整天上街抢钱，穷疯了所以才会极恶，你要这样的政府去办学，他们首先就没有钱。
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税收分成系统的现实是，中央把财权不断上收，却把事权或者说公共责任不断下移。更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和事务越到基层越重，以极为有限的财力去承担巨大的责任，教育不可能不是穷的，孩子不可能不是苦的，医院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多开药，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不是寅吃卯粮的……所以，学校楼房不可能不是偷工减料的。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而那些为中国每一项耗资巨大的荣耀骄傲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随意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耀而无条件欢呼。本质上，一个没有真正考虑国民生计的国家，是压根就不值得去爱的。中国是个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但中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项支出所占比例，几乎就是全世界最低的。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有些经济学业余爱好者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终结了》，实在是比较扯淡的观点，中国并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你要么强调减税，要么强调福利，没有强调减福利的理由。
关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事务的权责问题，有心者可以点击我的老贴《莫老师的经济史讲堂录》。
再说一次，我绝无为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中应负其应负责任的官员辩护，但我相信，以地方财力，即使一个县的官员各个是焦裕禄，也一样会出现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形。当地垮塌的学校大都是九十年代初“普九”教育突击建设的产物，以地方当时的财力，很多是先盖后集资的，就是说，很多建筑商是垫资长期被拖欠的，它们多数不可能不是被偷工减料的。
中国国情是政府财政应承担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大都在基层，而基层又普遍贫困，以中国税收在中央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基层都应该大量接受中央财政的返还，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财力也是不足以支撑本地居民拥有基本平等的社会服务的，但事实却相反。所以，在我看，导致那么多孩子死去，也许根本就没有直接的罪人。
所以，如果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问责只问到基层的那些倒霉蛋，这个问责，除了制造几个冤死鬼之外，于那些还活着的孩子，活着的老人，以及迟早也会老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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