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余杰：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余杰：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发布者 yq 在 08-03-18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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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杰

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多半早已忘记了什么是自由的滋味。“吃饭”取代了“自由”，成为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饭吃”是大部分人的常态，为了能够有饭吃，宁愿自由被剥夺。但最可悲的是，即便出让了自由，大部分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个时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惟有毛泽东一个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全都是“毛泽东的囚徒”，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接班人在内。但是，自由是造物主安放在人类心灵深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自古以来，总是有那么多热爱自由的人，为着自由的缘故，不惜抛弃世间所有的一切，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咏唱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被非法关押十五年的、劳改营的幸存者唐彼得，在他的自传《花旗梦别神州泪》中，讲述的正是一名求自由者的充满悲怆的、却是喜剧结局的故事。

唐彼得出生在江苏无锡，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和基督徒。这是一个平凡的小康之家，父母均与政治关系疏远。中共建政之后，律师这个行业被取消，他的父亲被迫改行，与朋友一起合作开设了一家建筑材料厂。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唐彼得的父亲从工厂的老板沦落为麻袋车间的清洁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已经是蓬头垢面、满身泥土了。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正常的“非公民”社会，其成员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自然无从谈起。

尽管父母的境遇不佳，但唐家祖宗三代的历史比较清白，唐彼得本人的学习成绩相当优异，所以他被政审严格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他希望成为一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技术专家，希望远离政治那看不见底的巨大漩涡。没有想到的是，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相当强烈的大学，他成了班上惟一的一名 “非团员”。每当课后团支部留下来开会的时候，他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出教室。后来，他申请转学成功，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转学过程中得以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风暴。学生时代，唐彼得一直战战兢兢，沉默似金，这才得以安然毕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和工作的地方。由于专业不对口，以及领导不同意他与有海外关系的女友结婚，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等方式离开部队，却受到上级的刁难而没有成功。中共僵化的体制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只能被“党”安放在一个“党”认为恰当的地方，而不能自由地选择栖身之地。所以，唐彼得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当局的大忌，虽然他始终谨言慎行，但在领导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分的“另类”，只要一有把柄，他随时可能成为挨整的对象。

终于大难临头了。唐彼得的老同学宋光汉与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为不满国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一起跑到广州，试图从广州偷渡到香港。那时候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当地公安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单位证明，立即将他们拘押。与宋光汉有过一些来往的唐彼得，也立即遭到部队的隔离审查。因为他们在交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周总理为何不到群众中来”，所以部队的领导立刻上纲上线说：“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待出你们的全盘计划。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待脑子里的计划。”这是典型的“腹诽罪”，以思想治罪。由此，唐彼得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两年。

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唐彼得立即被送到劳教所。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变成了十五年。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最美好的青春时代，辗转于不同的劳改场之中。每一个劳改场都惊人地相似：“互相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与压力之下，这正是劳改场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将矛盾扩大化，今天整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其中，最艰苦的地方堪称蓟县采石场，在那里，囚徒们被强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无法承受该劳动强度，等待你的便只有死亡。唐彼得写道：“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好几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在唐彼得等许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中国劳改营中不计其数的自杀、自残事件。可见，劳改营是一处让人“生不如死”的地方。

毫无疑问，如果从规模、人数和延续时间等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劳改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可以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三大种族及阶级屠杀的暴行。而且，中国的劳改营是惟一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暴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早已在全球范围内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它们辩护；但是，中国的劳改制度这一至今仍然在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制度，却未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国内也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如果没有若干像唐彼得这样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人们更是对这铁幕后面的一切一无所知。劳改基金会所出版的包括唐彼得的自传在内的二十多本回忆录，形成了对抗劳改暴行的“记忆长城”的第一块基石，这套鲜活的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幸运的是，唐彼得在劳改营中幸存了下来。在八十年代，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被任命为最富裕的海洋石油部门的总工程师，但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僚及其家人移居美国不同，已过不惑之年的唐彼得是空手来到美国当 “老留学生”的。在这部传记的后半部分，他生动地描述了在美国寻求新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他打过餐馆工，当过清洁工，给美国富人家当过司机和管家，开过出租车，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终于成为底特律汽车厂的工程师。唐彼得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尤其让人深思：一个在国内已经成为“人上人”的高级工程师，为何心甘情愿地在美国当“蓝领工人”呢？这是因为历经磨难的唐彼得无比珍视人的自由与尊严。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尊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最有可能实现。九死一生的唐彼得不是那些浅薄狂热的“网络愤青”，他深知，在对祖国、种族和地域的爱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实现。一个人首先得成为“人”，再谈得上是中国人、美国人等等。倘若做“中国人”的代价是做牛做马、做“牛鬼蛇神”，那么这样的“中国人”不做也罢。所以，“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所以，自由在哪里，祖国便在哪里。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唐彼得，并没有通过“忘却”来保护已经获得的“自由”。他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自由的岁月，以及至今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亲朋好友们。于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当他将这本书带回国内的时候，有“好心人”不禁为他担心，中国持续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已经让国内的民众习惯了“道路以目”的生活。但唐彼得说，他早已战胜的恐惧，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既是为唐彼得为自己而写的，更是为那些死不瞑目的难友而写的；既是写给过去的，也是写给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唐彼得这样的见证者。

这也是一本破解中国统治者惯用的“爱国紧箍咒”的书。家国情感、山河岁月、农业社会的乡愁，不知害死了多少宁死也不迁移的中国人。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即便到了海外，也听不得别人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扼杀了人们直面事实和拥抱自由的勇气。其实，神州是可以告别的，花旗是可以亲近的，这跟“爱国”或“卖国”无关，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人们没有办法决定种族和出生地，但有权选择一处保障自由和尊严的地方作为真正的家园。美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的祖国，这让我想起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诗句：“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唐彼得正是其中不幸的幸运者之一。许多华人被迫“出中国”，甚至像学者康正果一样写下了哀恸而愤怒的《出中国记》，因为今天的中国乃是被中共所掳掠、所绑架的中国。中共及其专制制度伤害了无数中国人，它才是最大的“害国者”，它还有什么脸来号召别人“爱国” 呢？

读了唐彼得的《花旗梦别神州泪》，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像作者那样追问说：“从小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人民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来回答，他们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吗？

□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