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破心中贼难——读书偶得
·黄 河·
（一）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是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两句名言。对于这“心中之贼”，数百年来出现过不少不同的解释。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王氏的话忽然有了更深一步的体会。
在去阿拉斯加看冰川的游轮上，碰巧和一位气度不凡，戴金丝眼镜的年轻留学生为邻。看到我在甲板上读女作家张戎夫妇关于毛泽东的新着，《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年轻人立刻面露不屑的微笑，用清脆的京片子说道，“这样的书里面的话还值得相信？”
我向他请教这样说的根据，年轻人侃侃而谈，“前两年，那位比张戎更有资格的医生李志绥不是也写过关于毛主席的所谓秘密的书？结果是，和他同样曾在中南海里工作过多年的汪东兴，张玉凤，还有毛主席身边的卫士长，护士长们纷纷出来辟谣。现在不是都讲民主吗？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么多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人说的不信，我们难道就信李志绥一个人的故事？现在这位张女士又仅仅凭着一些所谓“最新解密的史料”大肆抹黑，说毛主席在历史上一贯独裁残忍狡猾欺骗，谁能保证她采用的’新史料’不会骗人？”
四座愕然，却没有人提出反驳的话来。接下去不知怎地话题又转到了“六四”症结上来。
“当时要是我掌权的话，早就先下手为强……”有些兴奋起来的年轻人轻轻地一挥右手，做了个“砍瓜切菜”的潇洒动作。我环顾四周，似乎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丝毫的不安，只有一位胖胖的，满面红光的中年团友打着哈哈用广东腔的国语说道，“政治这东西实在太麻烦了，许多事情的对错大概谁也说不清，我看，咱们还是莫谈国事为好……”众人纷纷点头，于是闲聊很自然地转到了股票的起落，姚明家人在加州新开的餐馆，好学区里某人新买的房子的地税，还有孩子的钢琴课足球比赛去了。一直到行程结束，再也没有人提到毛氏或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后来在餐厅里一位相熟的团友悄悄地告诉我说，据他所知，那位戴金丝眼镜，来自京城的年轻人家里是“大有来头的”。
啊啊，去国万里，却依旧是“莫谈国事！”独自伫立在船头，凝视着远处那终古长新的万年冰川，再回过头来看看两岸白云蓝天下转瞬即逝的山光水色，这句似曾相识的老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耳边响起。
在过去的老电影里，常常可以看到北京皇城根下小茶馆里的黑墙上贴着前清时代留下的这样的条禁。如今时代早就变了，地点也转移到了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海外，可是不少人的奴性心态依旧根深蒂固。网上网下，“莫谈国事，少碰政治”之类的话语我不知听到了多少次，有时甚至是用洋文说的，而且常常还是出自于中美名校毕业，在海外多年，事业卓然有成的学人之口。
一个读书人，真的能够埋头书斋，远离国事和政治现实吗？我又一遍地问自己。
在一个可以有选择自由的社会里，当然可以；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却纯粹是幻想。以天下之大，面临暴虐的政治迫害的人们，就是逃到最偏远的山林里也找不到一小块安宁的桃花源。当年刘少奇失宠于毛，万般可怜地哀求毛氏放他回乡务农而竟不可得，终于悲惨地死去。贵为国家主席尚且逃遁无门，何况他人？无情的历史早已证明，不谈“政治”，不等于“政治”就会放过你；“莫谈国事”，也不等于“国事”完全与你无关。
实际上，一个人完全可以不参与任何政治，但不能不懂“政治”。一个具备了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人，才具有明白真伪和大是大非的能力，才不会像那位年轻学人一样黑白不辨，被人长期愚弄而不自知。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读书人？说穿了，所谓的“莫谈国事”，不过是人们在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经过几千年封建皇权统治形成的恐惧感和奴性心态而已。可怜的是，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治高压之下，人们这种自觉或不自觉所形成的犬儒心态早已变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了。最可怕的，是那些对这一切花样心知肚明却时时想用“莫谈国事”来愚弄别人的人。
好在中国人中也有许多关切国事，不惜以生命相殉的血性男儿。一个极让人缅怀的少年爱国诗人，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夏完淳令日益衰落的明末文坛振聋发聩，是因为他用十七岁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多少年来，每次灯前读夏完淳的诗文，总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心灵震撼，感觉那股浩然之气，在诗句中驰骋纵横，或让人潸然泪下，或让人拍案而起，忍不住要大喊一声：这，才是中国文坛上久违了的大作品！
我常想，当年即将走上刑场的夏完淳吟出了“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可是环顾四周，那些远比这位少年英雄幸运的身在自由社会里的精英学人们，却只会在心里一再提醒自己或小声地互相告诫说：“莫谈国事，少谈政治……”
令人唏嘘的是，十七岁的诗人竟已历尽沧桑，不得不连连仰天长啸，发出沉痛的家国之叹。
松江起义失败后、他敬佩的学者父亲，反清志士夏允彝自沉报国。夏完淳发誓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为国事四处奔走联络义军的途中，回忆起为国捐躯的师友他写下了《大哀赋》。诗中他痛定思痛，抨击明末弊政，追述明亡过程和自己远大的的抗清救国抱负，“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所俘不屈而死后，夏完淳又写下了《细林夜哭》，诗中回忆往昔“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的师友情谊，发出“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的悲鸣。
夏完淳在不幸兵败被捕，从容就义前，于南京狱中写下了《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两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狱中上母书》中，他回顾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自己却“菽水之养无一日”“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的内疚之情。信中他还不忘“中兴再造”，“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少年诗人牢记国难家仇与慷慨赴死的无畏精神跃然纸上。
《遗夫人书》中，夏完淳盛赞妻子“贤淑和孝，千古所难”，自己“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英雄末路，文中流露出来的那种难言的凄怆与儿女情长交融在一起，至今读来令人泪下。
在短短十七年的生命里，夏完淳已实现了他“庙食千秋”的愿望。他的伟大的文学成就与他小小的年纪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折射出的是一种国破家亡、壮志未酬的乱世景象。
相比之下，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远远更为惨重的大规模迫害凌虐和动乱，却至今不曾产生出可与夏完淳比肩的大诗人，大作品。在夏完淳这些用不屈的灵魂和鲜血铸就的沉重诗篇面前，那些充斥今日文坛，“政治上”四平八稳，平仄粘对结构布局甚至语言绝无一点“差错“的所谓诗文，该是怎样的苍白和无力！这些年来，故意为“英雄”和“康熙大帝”之类所谓的“好皇帝”和黑暗残酷的封建制度大唱赞歌的影视作品铺天盖地，更是无形之中进一步加深了国人的奴化心态。
大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可是曾经产生过李杜屈原的中国文坛多年来基本上是一片荒凉。这实在是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与悲哀。近来《如焉》一出，始令海内外中文文坛震撼。但愿这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始。
（二）
忍不住又想起了梁启超。
梁氏不但是清末民初中文文体的杰出改革者，亦是伟大的思想先驱者。他作古后，胡适先生曾有一联挽之，“文字成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梁氏经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惜法律而敢于司理。瞽聋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颐，犹恋栈豆……士惟无耻，抱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官制不善，百弊猬起。褒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知耻学会序》）
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的人们却是
“……于广座之中，若有谈国家者，则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痴人也。其人习而久之……则亦自觉其可耻，钳口结舌而已。不耻言利，不耻奔竟，不耻愚陋，而唯言国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遂使四万万人国，与无一人等！……”《爱国论》
面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无力改变，他终于只有痛哭流涕了：“嗟乎，之数无耻者，身有一于此罔不废！家有一于此罔不破！国有一于此罔不亡！”
这样直抒胸臆的话，让人读来觉得何等痛快！梁氏痛心疾首的是那些“经过三百年满清淫威恐怖压迫”之后而奴根成性的汉族奴才们。假如知道今天在自由社会里仍然有多少读过书的国人热衷于言利，谈性，窃窃议论别人私事和一己之琐事，独独耻于谈国事，怯于谈政治，不知任公又该作何想？
梁先生大概更想象不到的是，他身后的数十年间，庙堂之上“瞽聋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颐，犹恋栈豆……”的情形并不少见。曾是杂货店学徒，连小学水平都没有的人曾掌管十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大权多年，用“鸟笼经济”的方针来指导一切，后果自不待言；当年的文盲副总理指甲里黑泥兀然，头上围着块白布手巾懵懵然地接见外国领导人而一时流为笑谈，而海内外一片喊打声中，夫妻皆有重大贪污嫌疑的人至今依然能够高据中枢要津……
这还不算，如今国内最关键，也最有利可图的金融，外贸，能源，交通，通讯，高科技与地产业的命脉大都掌握在大小太子党们的手里，任他们予取予夺。叶剑英，刘少奇，薄一波，陈云等元老们血统高贵的子弟，加上最近刚刚接管大上海的习近平，都是私相授受而位高权重的京官或封疆大吏，偌大共和国俨然一幅家天下的气派，而在沿海特区的那些血汗工厂里面，数千万民工们仍然在比欧洲工业革命初期还要恶劣的环境下牛马一般地工作。他们既无真正的工会维护权益，更无民选的代表为他们说话，能出版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就更难了！
面对如斯“百弊猬起，褒奖蒙混，鬻爵充塞”的国事，国内的人们一向是不能谈，海外的人们则是不敢谈，原因之一正是像余杰感叹的那样，中国人里有着太多的“世事洞明的老油条们”，反过来，这样的老油条小油条们又促成延伸了如此不堪的国事。偶然有人敢于论及时弊，一定会有人指责说是“带着有色眼镜只看见阴暗面”，还会列举出北京深圳上海滩上崭新的摩天大楼群，巨额的对外贸易与外汇储备，普遍上升的生活水平……来加以反驳。还有人动辄指责说，“你们这样的书生论政，只会在海外空喊民主自由有什么用？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敢在国内争取民主的人……”
此话听起来果然不错，也常常成了“莫谈国事”者们的心理安慰剂。也许他们没有想到，假如海外的人们都保持沉默的话，国内的人们能够自由说话的空间只会更小；也许他们想到了，但仍然不断这样说，其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更可笑的是，一些海外的中文网站时常以“能被国内网上读者看到”为第一要务。不知道那些经过再三的自我严格审查后早已和国内“主旋律”并无大异的苍白网文，就算不被屏蔽，能够被国内的一些网友读到，除了媚俗欺世和满足一点点发表欲及虚荣心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一个深刻的思想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远见卓识。学者殷海光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说过：“……沉思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政治动乱，益之以现在亲身感受到的种种刺激，我才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在中国的现在，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无从谈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沦为农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底身分，一动也不能动，说话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险，那里还能争取什么经济平等？……”
这些话说得实在好。没有政治民主的表面繁荣，不是真正的繁荣；没有基本平等的经济发展，更不是真正的国富民强。一些动辄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高官显贵们倒台了，可是为他们如此猖狂地掠夺人民国家财富制造了大量机会的制度依然故我，继续衍生出更多的贪官污吏。自己监督自己的结果，必然就和日前一位被揭发的新泽西州参议员以权谋私身兼数职一样，长期花费纳税人的大量金钱“自己游说自己”，为关系单位和自己谋取私利。原江西副省长胡长青因巨额贪污罪被处死刑前曾哀道，“当时为甚么没有有力的舆论监督使我不敢越滑越远直到这一地步？”
也许这样类似黑色幽默的问题应该由一贯用“左手管右手”的中纪委的高官们来回答了。
令人高兴的是，面对越来越严酷的新闻管制，国内近年来却不断涌现出敢在皇城根下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不顾自己安危得失而大声说出真话的勇者，相比之下，身处言论自由的海外的我们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惭愧了。
女作家龙应台最近在一次对台湾大学生的演讲中一再提到现代大学生们应该具备正视现实的道德勇气和社会担当。其实，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台湾大学生们，海内外的读书人难道不都应该如此？
（三）
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良知，社会的公正，常常还有对于权威的勇敢挑战。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看似平行伸展，却也时有交汇之处。
不久前，英国权威性的《展望》杂志通过网络选举出了当代一百位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中之一的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卡姆斯基有一句名言，“与权利作对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他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其实，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大胆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这些虽然都是“苏格拉底传统”，但也早就存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遗产里面。和西方先哲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有积极争取思想自由的一面。中国思想史上有过辉煌的时期，更呈现出过独立思想与大胆怀疑的精神。孔子说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样“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出来的。
公元一世纪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也曾经以科学方法和哲学的观点大胆地加以批评，使国人从中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是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例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只要经过学者证明是伪造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地加以揭露驳斥。
到了上世纪初，在留学欧美日本的一批年轻学者的带领之下，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历了一场伟大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他们在中国的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各个人文领域内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用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眼光来看待老问题。
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先生。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除了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外，还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睿智和远见卓识。
他说：“……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整个大陆……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他还说，“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出的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我的信仰）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非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不能出此语。
历史是最无情的镜子。那个随后危害世界近百年，让无数人家破人亡，山河凋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世界各国留下的可怕伤痕，正是胡适当年预言的残酷而又真实的写照。
胡适先生在《我的信仰》中还曾说过：“小我是会要死的……但大我是不朽的，永远生存，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
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曾经被迫喝狼奶长大的几代人中间，虽然生活在海外自由的土地上，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和稻粱谋之外，又有多少人在心中认真思考过大我与小我的事情呢？
古人说：“君子当为民物立命，为天地立心。”
如果以梁启超和胡适先生为对照，很明显，今天那些先天发育不足，仅仅具有某一方面狭窄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即使专业方面再成功，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充其量是一架精密的机器而已。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像夏完淳那样敢于慷慨赴死的热血男儿，像梁任公那样嫉恶如仇的思想先驱，像胡适那样，有志于用自己的专门学识去改进社会的有大抱负的学者。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是，一方面努力去发现那可以福利千百万人的“杆菌”，另一方面不断警告世人，随时提防那会害死几世几代人的“痨病痰涎”出现和蔓延。
而这一切，首先要从破掉自己心中“莫谈国事”之贼开始。
·黄 河·
（一）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是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两句名言。对于这“心中之贼”，数百年来出现过不少不同的解释。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王氏的话忽然有了更深一步的体会。
在去阿拉斯加看冰川的游轮上，碰巧和一位气度不凡，戴金丝眼镜的年轻留学生为邻。看到我在甲板上读女作家张戎夫妇关于毛泽东的新着，《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年轻人立刻面露不屑的微笑，用清脆的京片子说道，“这样的书里面的话还值得相信？”
我向他请教这样说的根据，年轻人侃侃而谈，“前两年，那位比张戎更有资格的医生李志绥不是也写过关于毛主席的所谓秘密的书？结果是，和他同样曾在中南海里工作过多年的汪东兴，张玉凤，还有毛主席身边的卫士长，护士长们纷纷出来辟谣。现在不是都讲民主吗？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么多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人说的不信，我们难道就信李志绥一个人的故事？现在这位张女士又仅仅凭着一些所谓“最新解密的史料”大肆抹黑，说毛主席在历史上一贯独裁残忍狡猾欺骗，谁能保证她采用的’新史料’不会骗人？”
四座愕然，却没有人提出反驳的话来。接下去不知怎地话题又转到了“六四”症结上来。
“当时要是我掌权的话，早就先下手为强……”有些兴奋起来的年轻人轻轻地一挥右手，做了个“砍瓜切菜”的潇洒动作。我环顾四周，似乎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丝毫的不安，只有一位胖胖的，满面红光的中年团友打着哈哈用广东腔的国语说道，“政治这东西实在太麻烦了，许多事情的对错大概谁也说不清，我看，咱们还是莫谈国事为好……”众人纷纷点头，于是闲聊很自然地转到了股票的起落，姚明家人在加州新开的餐馆，好学区里某人新买的房子的地税，还有孩子的钢琴课足球比赛去了。一直到行程结束，再也没有人提到毛氏或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后来在餐厅里一位相熟的团友悄悄地告诉我说，据他所知，那位戴金丝眼镜，来自京城的年轻人家里是“大有来头的”。
啊啊，去国万里，却依旧是“莫谈国事！”独自伫立在船头，凝视着远处那终古长新的万年冰川，再回过头来看看两岸白云蓝天下转瞬即逝的山光水色，这句似曾相识的老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耳边响起。
在过去的老电影里，常常可以看到北京皇城根下小茶馆里的黑墙上贴着前清时代留下的这样的条禁。如今时代早就变了，地点也转移到了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海外，可是不少人的奴性心态依旧根深蒂固。网上网下，“莫谈国事，少碰政治”之类的话语我不知听到了多少次，有时甚至是用洋文说的，而且常常还是出自于中美名校毕业，在海外多年，事业卓然有成的学人之口。
一个读书人，真的能够埋头书斋，远离国事和政治现实吗？我又一遍地问自己。
在一个可以有选择自由的社会里，当然可以；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却纯粹是幻想。以天下之大，面临暴虐的政治迫害的人们，就是逃到最偏远的山林里也找不到一小块安宁的桃花源。当年刘少奇失宠于毛，万般可怜地哀求毛氏放他回乡务农而竟不可得，终于悲惨地死去。贵为国家主席尚且逃遁无门，何况他人？无情的历史早已证明，不谈“政治”，不等于“政治”就会放过你；“莫谈国事”，也不等于“国事”完全与你无关。
实际上，一个人完全可以不参与任何政治，但不能不懂“政治”。一个具备了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人，才具有明白真伪和大是大非的能力，才不会像那位年轻学人一样黑白不辨，被人长期愚弄而不自知。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读书人？说穿了，所谓的“莫谈国事”，不过是人们在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经过几千年封建皇权统治形成的恐惧感和奴性心态而已。可怜的是，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治高压之下，人们这种自觉或不自觉所形成的犬儒心态早已变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了。最可怕的，是那些对这一切花样心知肚明却时时想用“莫谈国事”来愚弄别人的人。
好在中国人中也有许多关切国事，不惜以生命相殉的血性男儿。一个极让人缅怀的少年爱国诗人，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夏完淳令日益衰落的明末文坛振聋发聩，是因为他用十七岁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多少年来，每次灯前读夏完淳的诗文，总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心灵震撼，感觉那股浩然之气，在诗句中驰骋纵横，或让人潸然泪下，或让人拍案而起，忍不住要大喊一声：这，才是中国文坛上久违了的大作品！
我常想，当年即将走上刑场的夏完淳吟出了“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别云间》）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可是环顾四周，那些远比这位少年英雄幸运的身在自由社会里的精英学人们，却只会在心里一再提醒自己或小声地互相告诫说：“莫谈国事，少谈政治……”
令人唏嘘的是，十七岁的诗人竟已历尽沧桑，不得不连连仰天长啸，发出沉痛的家国之叹。
松江起义失败后、他敬佩的学者父亲，反清志士夏允彝自沉报国。夏完淳发誓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为国事四处奔走联络义军的途中，回忆起为国捐躯的师友他写下了《大哀赋》。诗中他痛定思痛，抨击明末弊政，追述明亡过程和自己远大的的抗清救国抱负，“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所俘不屈而死后，夏完淳又写下了《细林夜哭》，诗中回忆往昔“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的师友情谊，发出“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的悲鸣。
夏完淳在不幸兵败被捕，从容就义前，于南京狱中写下了《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两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狱中上母书》中，他回顾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自己却“菽水之养无一日”“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的内疚之情。信中他还不忘“中兴再造”，“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少年诗人牢记国难家仇与慷慨赴死的无畏精神跃然纸上。
《遗夫人书》中，夏完淳盛赞妻子“贤淑和孝，千古所难”，自己“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英雄末路，文中流露出来的那种难言的凄怆与儿女情长交融在一起，至今读来令人泪下。
在短短十七年的生命里，夏完淳已实现了他“庙食千秋”的愿望。他的伟大的文学成就与他小小的年纪是极不相称的。这种不相称折射出的是一种国破家亡、壮志未酬的乱世景象。
相比之下，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远远更为惨重的大规模迫害凌虐和动乱，却至今不曾产生出可与夏完淳比肩的大诗人，大作品。在夏完淳这些用不屈的灵魂和鲜血铸就的沉重诗篇面前，那些充斥今日文坛，“政治上”四平八稳，平仄粘对结构布局甚至语言绝无一点“差错“的所谓诗文，该是怎样的苍白和无力！这些年来，故意为“英雄”和“康熙大帝”之类所谓的“好皇帝”和黑暗残酷的封建制度大唱赞歌的影视作品铺天盖地，更是无形之中进一步加深了国人的奴化心态。
大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可是曾经产生过李杜屈原的中国文坛多年来基本上是一片荒凉。这实在是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与悲哀。近来《如焉》一出，始令海内外中文文坛震撼。但愿这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始。
（二）
忍不住又想起了梁启超。
梁氏不但是清末民初中文文体的杰出改革者，亦是伟大的思想先驱者。他作古后，胡适先生曾有一联挽之，“文字成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梁氏经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惜法律而敢于司理。瞽聋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颐，犹恋栈豆……士惟无耻，抱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官制不善，百弊猬起。褒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知耻学会序》）
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的人们却是
“……于广座之中，若有谈国家者，则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痴人也。其人习而久之……则亦自觉其可耻，钳口结舌而已。不耻言利，不耻奔竟，不耻愚陋，而唯言国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遂使四万万人国，与无一人等！……”《爱国论》
面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无力改变，他终于只有痛哭流涕了：“嗟乎，之数无耻者，身有一于此罔不废！家有一于此罔不破！国有一于此罔不亡！”
这样直抒胸臆的话，让人读来觉得何等痛快！梁氏痛心疾首的是那些“经过三百年满清淫威恐怖压迫”之后而奴根成性的汉族奴才们。假如知道今天在自由社会里仍然有多少读过书的国人热衷于言利，谈性，窃窃议论别人私事和一己之琐事，独独耻于谈国事，怯于谈政治，不知任公又该作何想？
梁先生大概更想象不到的是，他身后的数十年间，庙堂之上“瞽聋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颐，犹恋栈豆……”的情形并不少见。曾是杂货店学徒，连小学水平都没有的人曾掌管十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大权多年，用“鸟笼经济”的方针来指导一切，后果自不待言；当年的文盲副总理指甲里黑泥兀然，头上围着块白布手巾懵懵然地接见外国领导人而一时流为笑谈，而海内外一片喊打声中，夫妻皆有重大贪污嫌疑的人至今依然能够高据中枢要津……
这还不算，如今国内最关键，也最有利可图的金融，外贸，能源，交通，通讯，高科技与地产业的命脉大都掌握在大小太子党们的手里，任他们予取予夺。叶剑英，刘少奇，薄一波，陈云等元老们血统高贵的子弟，加上最近刚刚接管大上海的习近平，都是私相授受而位高权重的京官或封疆大吏，偌大共和国俨然一幅家天下的气派，而在沿海特区的那些血汗工厂里面，数千万民工们仍然在比欧洲工业革命初期还要恶劣的环境下牛马一般地工作。他们既无真正的工会维护权益，更无民选的代表为他们说话，能出版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就更难了！
面对如斯“百弊猬起，褒奖蒙混，鬻爵充塞”的国事，国内的人们一向是不能谈，海外的人们则是不敢谈，原因之一正是像余杰感叹的那样，中国人里有着太多的“世事洞明的老油条们”，反过来，这样的老油条小油条们又促成延伸了如此不堪的国事。偶然有人敢于论及时弊，一定会有人指责说是“带着有色眼镜只看见阴暗面”，还会列举出北京深圳上海滩上崭新的摩天大楼群，巨额的对外贸易与外汇储备，普遍上升的生活水平……来加以反驳。还有人动辄指责说，“你们这样的书生论政，只会在海外空喊民主自由有什么用？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敢在国内争取民主的人……”
此话听起来果然不错，也常常成了“莫谈国事”者们的心理安慰剂。也许他们没有想到，假如海外的人们都保持沉默的话，国内的人们能够自由说话的空间只会更小；也许他们想到了，但仍然不断这样说，其背后真正的原因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更可笑的是，一些海外的中文网站时常以“能被国内网上读者看到”为第一要务。不知道那些经过再三的自我严格审查后早已和国内“主旋律”并无大异的苍白网文，就算不被屏蔽，能够被国内的一些网友读到，除了媚俗欺世和满足一点点发表欲及虚荣心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一个深刻的思想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远见卓识。学者殷海光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说过：“……沉思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政治动乱，益之以现在亲身感受到的种种刺激，我才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在中国的现在，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无从谈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沦为农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底身分，一动也不能动，说话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险，那里还能争取什么经济平等？……”
这些话说得实在好。没有政治民主的表面繁荣，不是真正的繁荣；没有基本平等的经济发展，更不是真正的国富民强。一些动辄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高官显贵们倒台了，可是为他们如此猖狂地掠夺人民国家财富制造了大量机会的制度依然故我，继续衍生出更多的贪官污吏。自己监督自己的结果，必然就和日前一位被揭发的新泽西州参议员以权谋私身兼数职一样，长期花费纳税人的大量金钱“自己游说自己”，为关系单位和自己谋取私利。原江西副省长胡长青因巨额贪污罪被处死刑前曾哀道，“当时为甚么没有有力的舆论监督使我不敢越滑越远直到这一地步？”
也许这样类似黑色幽默的问题应该由一贯用“左手管右手”的中纪委的高官们来回答了。
令人高兴的是，面对越来越严酷的新闻管制，国内近年来却不断涌现出敢在皇城根下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不顾自己安危得失而大声说出真话的勇者，相比之下，身处言论自由的海外的我们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惭愧了。
女作家龙应台最近在一次对台湾大学生的演讲中一再提到现代大学生们应该具备正视现实的道德勇气和社会担当。其实，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台湾大学生们，海内外的读书人难道不都应该如此？
（三）
中国传统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良知，社会的公正，常常还有对于权威的勇敢挑战。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看似平行伸展，却也时有交汇之处。
不久前，英国权威性的《展望》杂志通过网络选举出了当代一百位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中之一的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卡姆斯基有一句名言，“与权利作对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他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其实，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大胆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这些虽然都是“苏格拉底传统”，但也早就存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遗产里面。和西方先哲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有积极争取思想自由的一面。中国思想史上有过辉煌的时期，更呈现出过独立思想与大胆怀疑的精神。孔子说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样“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出来的。
公元一世纪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也曾经以科学方法和哲学的观点大胆地加以批评，使国人从中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是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例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只要经过学者证明是伪造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地加以揭露驳斥。
到了上世纪初，在留学欧美日本的一批年轻学者的带领之下，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历了一场伟大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他们在中国的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各个人文领域内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用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眼光来看待老问题。
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先生。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除了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外，还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睿智和远见卓识。
他说：“……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整个大陆……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他还说，“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出的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我的信仰）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非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不能出此语。
历史是最无情的镜子。那个随后危害世界近百年，让无数人家破人亡，山河凋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世界各国留下的可怕伤痕，正是胡适当年预言的残酷而又真实的写照。
胡适先生在《我的信仰》中还曾说过：“小我是会要死的……但大我是不朽的，永远生存，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
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曾经被迫喝狼奶长大的几代人中间，虽然生活在海外自由的土地上，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和稻粱谋之外，又有多少人在心中认真思考过大我与小我的事情呢？
古人说：“君子当为民物立命，为天地立心。”
如果以梁启超和胡适先生为对照，很明显，今天那些先天发育不足，仅仅具有某一方面狭窄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即使专业方面再成功，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充其量是一架精密的机器而已。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像夏完淳那样敢于慷慨赴死的热血男儿，像梁任公那样嫉恶如仇的思想先驱，像胡适那样，有志于用自己的专门学识去改进社会的有大抱负的学者。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是，一方面努力去发现那可以福利千百万人的“杆菌”，另一方面不断警告世人，随时提防那会害死几世几代人的“痨病痰涎”出现和蔓延。
而这一切，首先要从破掉自己心中“莫谈国事”之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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