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帖]哪些二野兵团将领不给邓小平“面子”
抗战初期，邓小平与部分将领合影
迟浩田说：“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
因而，能带兵打仗的人往往受到更多的敬重，一生的功业也引人瞩目得多。粟裕之子粟寒生便回忆说，他父亲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
1949年10月前，邓小平最重要的军职为129师、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是有“军神”之称的司令员刘伯承的政工搭档。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请求复出的信中批示说：“他(邓)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
毛泽东和刘伯承去世多年后，邓小平说：“我的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不过，他与早年便蜚声国内的川中名将，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不同，1938年1月被毛泽东任命为129师政委前，多数时间没有独当一面、统领一军作战的经历。
红军时期，邓小平除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被周恩来派往广西参加百色和龙州起义，短期担任过红七军、红八军政委(期间两次离开广西返回上海)外，仅长期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星》报主编、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非方面军军事主官职务。
而129师、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前身是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攻城拔寨，战功赫赫，当年敢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分庭抗礼，因而二野的几个兵团级将领都有过给邓小平难堪、甚至很不给老首长“面子”的经历。
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共有三个兵团，分别是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其中，军事造诣最深的是陈赓。
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包围了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陈赓认为，中野装备差，不能急于硬攻，而是必须挖战壕，搞近迫作业才能凑效。这一举措与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成功战术不谋而合。
但邓小平刚以二野政委身份兼任总前委书记，对迅速打掉黄维颇有信心，向毛泽东报告说：“估计三天可解决战斗(注释)。”因而，他对陈赓要求搞近迫作业不太满意，认为太慢，因而不断打电话到前沿催促。
陈赓开始接电话还向他解释，说明挖战壕的重要性，到后来电话多了，他也不耐烦了，索性不接电话，严令部队搞好近迫作业。
双方僵持不已的时候，刘伯承认为陈赓的做法是对的，可以减少伤亡。邓小平发脾气说：“中野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中野副司令员陈毅打破了尴尬局面，提出打电话问问华野的粟裕如何围歼黄百韬兵团再说。粟裕电话里告诉他，是近迫作业。于是，中野司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华野的办法搞近迫作业攻击黄维。
刘伯承亲自给陈赓打电话，说：“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
也就是说，邓小平与陈赓两人的争论中，陈赓的意见最后被证明是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
多年后，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接受采访时说：“打淮海战役，邓小平下命令要几天几天把那个地方收(拾)掉，二野的部队怎么打得下来嘛，刚从大别山出来，武器又差，人员、编制又不足，怎么打？所以想些办法近迫作业，挖战壕。”
他说：“挖战壕，邓小平老是嫌太慢，大发脾气，搞得陈赓气得不行，挖不动也得挖啊，部队这么弱，你说怎么打嘛！最后搞得陈赓气了，我不接你电话，我不跟你说话！然后这个事还是通过陈毅和我爸爸(一起)和粟裕通过电话，然后回(过)来才给陈赓讲，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打去。”
刘太行还说：“这个绝对是对的。我爸爸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嘛，‘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然后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脾气了。邓小平当然在部队里有时候很严厉，但是那个严厉有点没道理。淮海战役的问题，我还是同意我爸爸说的话，主要是华野打的，中野(或者叫二野)只能起配合作用，客观条件决定的。”
陈赓军事才华突出，是10个大将里唯一能与粟裕比肩的人物，但1961年3月英年早逝，年仅58岁，他与建国后的邓小平没有多少交集。
陈赓去世后，与邓小平感情最浅的是原二野3兵团政委谢富治。
1966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上，时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判邓小平。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谢富治以公安部长的便利不断落井下石，没少整他的黑材料。
1972年3月，谢富治病死，时年63岁。8年后的1980年10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销原《悼词》，第二年又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多年后，邓小平还念念不忘。他审查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时，看到其中有谢富治的镜头，便当即要求删除。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谢富治去世后，苏振华和陈锡联与邓小平的感情也不深。
1976年10月，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后，兼任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是最为拥护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在复出后的邓小平与华国锋的较量中，他始终站在华国锋一边。
《罗瑞卿传》记载：“海军主要负责人(即苏振华)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错误。”也就是说，他是“批邓”的主将之一。
《罗瑞卿传》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苏振华)为阻挠大家的批评，而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海军106号导弹驱逐舰事故对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
“(苏振华)4月12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
海军司令萧劲光很高兴，说，华主席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
这是华国锋“插手”军队的迹象，《罗瑞卿传》说：听到报告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这就是曾被视为“壮举”的制止华国锋插手军队事件。
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华国锋检阅海军部队，“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语)”，似乎“党指挥枪”的原则受到了挑战，但苏振华输了。
1979年2月，苏振华在华国锋完全失去权力前去世，时年67岁。
华国锋成为最高领袖时，比苏振华地位更高的是陈锡联。他是第九、十、十一届共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毛泽东晚年四大“宠臣”之一。毛泽东逝世前夕，他被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接班人华国锋的军事助手。
1976年10月后，他坚定地护驾华国锋，对“老政委”邓小平青眼不多。
华国锋下台后，陈锡联也基本上结束了政治生命。所幸他及时转舵，在老战友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恢复了和邓小平的关系，又写文章说邓小平指挥了淮海战役，得以当选中顾委常委，获得善终。
二野5个兵团将领中唯一未和邓小平有“过节”的是杨勇。但杨勇的警卫员雷廷安回忆说，杨勇很敬服刘伯承，大别山时期，刘伯承与邓小平吵过架，杨勇认为正确的是刘伯承。
不过，这终究非场面上的大事。1979年11月，已逐渐成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决定将自己兼任的总参谋长一职交由杨勇担任，因叶剑英等其他人异议，最后改任杨得志。三年后，杨勇病逝，年龄也只有70岁。
其后，邓小平正式成为第二代核心。原二野受到重用的是一些战争年代与他接触不多，战绩不很突出的军、师级将领，称得上是政坛上的“隔代亲”。譬如原四兵团15军军长、开国中将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军委常委、政治局委员；原三兵团11军政治部主任、开国少将刘华清后来担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原四兵团15军44师师长兼政委、开国少将向守志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抗战初期，邓小平与部分将领合影
迟浩田说：“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
因而，能带兵打仗的人往往受到更多的敬重，一生的功业也引人瞩目得多。粟裕之子粟寒生便回忆说，他父亲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
1949年10月前，邓小平最重要的军职为129师、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是有“军神”之称的司令员刘伯承的政工搭档。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请求复出的信中批示说：“他(邓)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
毛泽东和刘伯承去世多年后，邓小平说：“我的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不过，他与早年便蜚声国内的川中名将，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不同，1938年1月被毛泽东任命为129师政委前，多数时间没有独当一面、统领一军作战的经历。
红军时期，邓小平除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被周恩来派往广西参加百色和龙州起义，短期担任过红七军、红八军政委(期间两次离开广西返回上海)外，仅长期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星》报主编、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非方面军军事主官职务。
而129师、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前身是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攻城拔寨，战功赫赫，当年敢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分庭抗礼，因而二野的几个兵团级将领都有过给邓小平难堪、甚至很不给老首长“面子”的经历。
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共有三个兵团，分别是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其中，军事造诣最深的是陈赓。
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包围了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陈赓认为，中野装备差，不能急于硬攻，而是必须挖战壕，搞近迫作业才能凑效。这一举措与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成功战术不谋而合。
但邓小平刚以二野政委身份兼任总前委书记，对迅速打掉黄维颇有信心，向毛泽东报告说：“估计三天可解决战斗(注释)。”因而，他对陈赓要求搞近迫作业不太满意，认为太慢，因而不断打电话到前沿催促。
陈赓开始接电话还向他解释，说明挖战壕的重要性，到后来电话多了，他也不耐烦了，索性不接电话，严令部队搞好近迫作业。
双方僵持不已的时候，刘伯承认为陈赓的做法是对的，可以减少伤亡。邓小平发脾气说：“中野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中野副司令员陈毅打破了尴尬局面，提出打电话问问华野的粟裕如何围歼黄百韬兵团再说。粟裕电话里告诉他，是近迫作业。于是，中野司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华野的办法搞近迫作业攻击黄维。
刘伯承亲自给陈赓打电话，说：“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
也就是说，邓小平与陈赓两人的争论中，陈赓的意见最后被证明是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
多年后，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接受采访时说：“打淮海战役，邓小平下命令要几天几天把那个地方收(拾)掉，二野的部队怎么打得下来嘛，刚从大别山出来，武器又差，人员、编制又不足，怎么打？所以想些办法近迫作业，挖战壕。”
他说：“挖战壕，邓小平老是嫌太慢，大发脾气，搞得陈赓气得不行，挖不动也得挖啊，部队这么弱，你说怎么打嘛！最后搞得陈赓气了，我不接你电话，我不跟你说话！然后这个事还是通过陈毅和我爸爸(一起)和粟裕通过电话，然后回(过)来才给陈赓讲，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打去。”
刘太行还说：“这个绝对是对的。我爸爸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嘛，‘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然后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脾气了。邓小平当然在部队里有时候很严厉，但是那个严厉有点没道理。淮海战役的问题，我还是同意我爸爸说的话，主要是华野打的，中野(或者叫二野)只能起配合作用，客观条件决定的。”
陈赓军事才华突出，是10个大将里唯一能与粟裕比肩的人物，但1961年3月英年早逝，年仅58岁，他与建国后的邓小平没有多少交集。
陈赓去世后，与邓小平感情最浅的是原二野3兵团政委谢富治。
1966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上，时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判邓小平。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谢富治以公安部长的便利不断落井下石，没少整他的黑材料。
1972年3月，谢富治病死，时年63岁。8年后的1980年10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销原《悼词》，第二年又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多年后，邓小平还念念不忘。他审查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时，看到其中有谢富治的镜头，便当即要求删除。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谢富治去世后，苏振华和陈锡联与邓小平的感情也不深。
1976年10月，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后，兼任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是最为拥护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在复出后的邓小平与华国锋的较量中，他始终站在华国锋一边。
《罗瑞卿传》记载：“海军主要负责人(即苏振华)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错误。”也就是说，他是“批邓”的主将之一。
《罗瑞卿传》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苏振华)为阻挠大家的批评，而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海军106号导弹驱逐舰事故对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
“(苏振华)4月12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
海军司令萧劲光很高兴，说，华主席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
这是华国锋“插手”军队的迹象，《罗瑞卿传》说：听到报告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这就是曾被视为“壮举”的制止华国锋插手军队事件。
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华国锋检阅海军部队，“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语)”，似乎“党指挥枪”的原则受到了挑战，但苏振华输了。
1979年2月，苏振华在华国锋完全失去权力前去世，时年67岁。
华国锋成为最高领袖时，比苏振华地位更高的是陈锡联。他是第九、十、十一届共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毛泽东晚年四大“宠臣”之一。毛泽东逝世前夕，他被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接班人华国锋的军事助手。
1976年10月后，他坚定地护驾华国锋，对“老政委”邓小平青眼不多。
华国锋下台后，陈锡联也基本上结束了政治生命。所幸他及时转舵，在老战友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恢复了和邓小平的关系，又写文章说邓小平指挥了淮海战役，得以当选中顾委常委，获得善终。
二野5个兵团将领中唯一未和邓小平有“过节”的是杨勇。但杨勇的警卫员雷廷安回忆说，杨勇很敬服刘伯承，大别山时期，刘伯承与邓小平吵过架，杨勇认为正确的是刘伯承。
不过，这终究非场面上的大事。1979年11月，已逐渐成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决定将自己兼任的总参谋长一职交由杨勇担任，因叶剑英等其他人异议，最后改任杨得志。三年后，杨勇病逝，年龄也只有70岁。
其后，邓小平正式成为第二代核心。原二野受到重用的是一些战争年代与他接触不多，战绩不很突出的军、师级将领，称得上是政坛上的“隔代亲”。譬如原四兵团15军军长、开国中将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军委常委、政治局委员；原三兵团11军政治部主任、开国少将刘华清后来担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原四兵团15军44师师长兼政委、开国少将向守志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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