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陕北肃反迷雾：WHO是谋杀红色共和国刽子手？
张国涛 创立共产党的第2个红色苏维埃政权----陕甘边三省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
自1930年10月太白收枪起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西北广大民众，转战于陕甘两省，经过长达五年的浴血奋战
于1934年11月7日，在华池县的南梁荔园堡，选举产生了共产党成立的第2个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度。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使得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成立的第2个国中之国---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颁布了财政、粮食、土地等十大政策。
在十大政策的鼓励下，华池县农村妇女电影刘巧儿原人物封芝琴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争取个人婚姻自主，孤身徒步爬涉100多公里，到当时庆阳专员署，寻求政府为其作主，时任人民法院陇东分院院长的马锡武倾听了“巧儿”的诉状后，即到“巧儿”家乡华池县，在尊重当事人意愿、走访了解、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召开了座谈审判会。使“一起抢婚案”得到了圆满调解。由此也成功的创造了我国司法制度中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从此，“巧儿”也走上了银屏舞台，传播在祖国的大地上，并成为全国妇女解放的典范。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内传承了千百年的婚姻包办制度受到了彻度瓦解和催毁。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 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中共中央北方局 是哪个利益集团的打手？---新民学会的大本营：蔡和森，刘少奇， 陈伯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北方各省的代表机关。1927年9月在天津成立。
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委员有彭述之、张昆弟、刘国庄。负责领导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的党组织。同年12 月4日撤销。
1930年8月，由顺直省委改组而重建北方局。书记贺昌，组织部长阮啸仙，宣传部长余泽鸿，秘书长陈复，军委书记张兆丰。
1933年3月孔原任书记。
1935年5月高文华任书记。
1936年4月，刘少奇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林
枫任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先后任书 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1945年 8月20日，改称晋冀鲁豫中央局。
中共中央北方局 是哪个利益集团的打手？---新民学会的大本营：
毛泽东的蚝油---刘少奇苦心经营中共中央北方局
1928年 3月，赴天津，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并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1月1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指出要根据群众斗争的任务，来规定我们的口号，决不可单纯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
11月16日，在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出路》上发表《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吗？》的文章，对一些悲观失望的同志进行了批评。
1929年
春，由天津调上海工作。
6月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7月14日，抵奉天（沈阳），三日后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
8月22日，在奉天被捕。因反动当局未获证据，随后被释放。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9月，赴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
10月18日，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并通过《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
1930年
1月，再次赴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支持苏联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打击张学良，取得初步胜利。
3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全面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阐述党在领导工人斗争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
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来信催促下，离奉去沪。
6月，率领中国工人代表团赴莫斯科。
8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
1931年——1940年
1931年
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月31日，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并就中国革命性质以及白区工运、苏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
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2年
1月至3月，在《红旗周报》、《工运指南》上，先后发表《罢工策略》、《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白区职工运动中“左”的倾向，阐述应采取的正确方针。
组织领导了以上海沪西17家日本纱厂为主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罢工斗争，联络各阶层群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3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会工作问题，认为刘少奇在领导职工运动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撤消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5月2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一文。针对苏区把一切“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者排除在工会之外的做法，提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可加入工会。
冬，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
春，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执行局的任务是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运工作。
4月1日至7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
5月1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形势和工会工作任务》的报告。
5月10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学校）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史》。5月至7月，共讲12讲。
11月5日，在中央苏区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上作《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报告，指出在查田工作中将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阶级来消灭是错误的。
1934年
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31日，在《斗争》第53期上发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文章要求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生产。
4月7日，在《斗争》第54期上发表《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
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9月，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紧急会议，针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局势，作了工作部署。
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长征中，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
冬，刘少奇夫人何宝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35年
1月，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6月26日，出席在四川懋功县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北上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在甘川陕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重点在平津两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
1935年夏天, 北平党内对于斗争方向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主张效仿刘备学习曹操，类似遵义， 组织暴动, 推翻国民党政权, 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
另一些同志如周小舟、彭涛、杨子英则主张反对建立与 江西苏区并驾齐驱的党中央。
反映了北方局的政治路线斗争----共产党中央权力争夺战。
毛泽东派系的遵义党中央 设计 剿灭 张国焘的党中央和西北联邦政府
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
报上的文章出自毛泽东派系的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毛泽东派系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两种势力的斗争
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
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
再比如，四方面军官兵看见毛泽东一方面军的战士如土匪一样随意开枪杀耕牛吃肉，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朱理治之迷(1907～1978)
----陕北大屠杀的刽子手---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是受了谁的党中央指派? A: 红一方面军毛泽东的遵义党中央, B:红四方面军张国涛的党中央, C:王明的苏联党中央
分析1: 陕北被搞乱对张国涛党中央最不利--正在与毛泽东派系党中央斗争中,
分析2: 被污蔑的王明的苏联党中央: 既然不能指挥控制遵义会议,导致新蜂王诞生---毛泽东派系党中央, 他又如何能够控制毛泽东派系新民学会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北方局? 王明怎么会不早不晚在毛泽东党中央与张国涛党中央斗争时候搞遥控的大清洗?
分析3: 朱理治等中共中央北方局 与毛泽东派系的暧昧关系: WHY 多年不管陕北, 且陕北不是北方局领地, 在毛泽东党中央与张国涛党中央斗争时候突然空降 张国涛的基地; WHY采用毛泽东的发明AB 团 来屠杀共产党人? WHY 事后反复向毛泽东派系汇报工作? 新民学会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是否拥护新民学会的遵义会议?
原名朱铭勋，化名王志、王刚、李迅等。江苏通州(今江苏南通市通州市)人。
1927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
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28年春，因组织遭破坏潜往上海，同年夏在家乡被捕，先后关押在南
京、苏州监狱。1930年获释后发起成立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会长、中共党团书记。1934年3月被中共中央调往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
1935年7月，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派到陕北，任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
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
同年9、10月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一批党政领导干部，错杀了200多人。“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2月24日《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
尽管他“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而且在察觉到肃反搞错了时即表示“宁愿放了刘、高挨骂，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事”(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陕北错误肃反造成的损失非常痛心。同年11月，他得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泉下寺湾，便立即赶到下寺湾向周恩来、罗迈、洛甫等承认了错误，以后又作过多次检查。
张国焘 作为1935当时 川陕根据地 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者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1935年5月，2种类似江西苏区的传统手法( “御敌于国门之外”和“AB团”) 颠覆 第2个苏维埃共和国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上海党中央 设计 坑害颠覆 第2个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联邦党中央
1935年: 有多少个党中央??---毛泽东派系遵义党中央, 王明苏联党中央, 张国涛陕甘宁联邦党中央, 上海党中央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 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
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张国涛以外的其他党中央“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党中央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红四方面军红25军 之迷:
为何破坏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的基地--陕北
红25军 身世之迷: 1935年9月之后攻击红26军的红25军, 是谁的打手?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
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
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红色血腥邪恶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红四方面军红25军 之迷:
为何破坏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的基地--陕北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后，***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建红25军。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25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人口锐减。***中央先后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苏区。1934年8月，***中央、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红25军进行整编，撤销师的建制，直辖4个团，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共29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7日晚，从信阳以南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后经歇马岭、独树镇等战斗，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于12月上旬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留下红74师坚持原地斗争。16日，红25军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随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窑北进。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
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政治保卫局 之迷：
残暴虐杀共产党人的1935年9月政治保卫局 属于哪个党中央的打手？是谁给他们的滥杀共产党人的暴力权力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É、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红色小萝卜头）也被株连入共产党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É、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共产党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Ê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刘志丹之死】之迷： 刘志丹 WHY 以身求死？
1935年12月17日至 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
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 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毛泽东派系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深切满怀 刘主席。
毛泽东假惺惺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周恩来意味擅长地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 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农民无产阶级（新民学会派系）”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
张国涛 创立共产党的第2个红色苏维埃政权----陕甘边三省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
自1930年10月太白收枪起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西北广大民众，转战于陕甘两省，经过长达五年的浴血奋战
于1934年11月7日，在华池县的南梁荔园堡，选举产生了共产党成立的第2个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度。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使得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成立的第2个国中之国---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颁布了财政、粮食、土地等十大政策。
在十大政策的鼓励下，华池县农村妇女电影刘巧儿原人物封芝琴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争取个人婚姻自主，孤身徒步爬涉100多公里，到当时庆阳专员署，寻求政府为其作主，时任人民法院陇东分院院长的马锡武倾听了“巧儿”的诉状后，即到“巧儿”家乡华池县，在尊重当事人意愿、走访了解、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召开了座谈审判会。使“一起抢婚案”得到了圆满调解。由此也成功的创造了我国司法制度中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从此，“巧儿”也走上了银屏舞台，传播在祖国的大地上，并成为全国妇女解放的典范。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内传承了千百年的婚姻包办制度受到了彻度瓦解和催毁。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 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中共中央北方局 是哪个利益集团的打手？---新民学会的大本营：蔡和森，刘少奇， 陈伯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北方各省的代表机关。1927年9月在天津成立。
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委员有彭述之、张昆弟、刘国庄。负责领导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的党组织。同年12 月4日撤销。
1930年8月，由顺直省委改组而重建北方局。书记贺昌，组织部长阮啸仙，宣传部长余泽鸿，秘书长陈复，军委书记张兆丰。
1933年3月孔原任书记。
1935年5月高文华任书记。
1936年4月，刘少奇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林
枫任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先后任书 记，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1945年 8月20日，改称晋冀鲁豫中央局。
中共中央北方局 是哪个利益集团的打手？---新民学会的大本营：
毛泽东的蚝油---刘少奇苦心经营中共中央北方局
1928年 3月，赴天津，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并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1月1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指出要根据群众斗争的任务，来规定我们的口号，决不可单纯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
11月16日，在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出路》上发表《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吗？》的文章，对一些悲观失望的同志进行了批评。
1929年
春，由天津调上海工作。
6月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7月14日，抵奉天（沈阳），三日后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
8月22日，在奉天被捕。因反动当局未获证据，随后被释放。继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9月，赴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
10月18日，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并通过《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
1930年
1月，再次赴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支持苏联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打击张学良，取得初步胜利。
3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中东路工人斗争总报告，全面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阐述党在领导工人斗争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
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来信催促下，离奉去沪。
6月，率领中国工人代表团赴莫斯科。
8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
1931年——1940年
1931年
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月31日，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并就中国革命性质以及白区工运、苏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
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2年
1月至3月，在《红旗周报》、《工运指南》上，先后发表《罢工策略》、《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白区职工运动中“左”的倾向，阐述应采取的正确方针。
组织领导了以上海沪西17家日本纱厂为主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罢工斗争，联络各阶层群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3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会工作问题，认为刘少奇在领导职工运动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撤消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5月2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一文。针对苏区把一切“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者排除在工会之外的做法，提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可加入工会。
冬，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
春，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执行局的任务是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运工作。
4月1日至7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
5月1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形势和工会工作任务》的报告。
5月10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学校）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史》。5月至7月，共讲12讲。
11月5日，在中央苏区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上作《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报告，指出在查田工作中将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阶级来消灭是错误的。
1934年
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31日，在《斗争》第53期上发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文章要求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生产。
4月7日，在《斗争》第54期上发表《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
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9月，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紧急会议，针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局势，作了工作部署。
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长征中，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
冬，刘少奇夫人何宝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35年
1月，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6月26日，出席在四川懋功县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北上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在甘川陕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重点在平津两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
1935年夏天, 北平党内对于斗争方向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主张效仿刘备学习曹操，类似遵义， 组织暴动, 推翻国民党政权, 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
另一些同志如周小舟、彭涛、杨子英则主张反对建立与 江西苏区并驾齐驱的党中央。
反映了北方局的政治路线斗争----共产党中央权力争夺战。
毛泽东派系的遵义党中央 设计 剿灭 张国焘的党中央和西北联邦政府
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
报上的文章出自毛泽东派系的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毛泽东派系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两种势力的斗争
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
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
再比如，四方面军官兵看见毛泽东一方面军的战士如土匪一样随意开枪杀耕牛吃肉，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朱理治之迷(1907～1978)
----陕北大屠杀的刽子手---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是受了谁的党中央指派? A: 红一方面军毛泽东的遵义党中央, B:红四方面军张国涛的党中央, C:王明的苏联党中央
分析1: 陕北被搞乱对张国涛党中央最不利--正在与毛泽东派系党中央斗争中,
分析2: 被污蔑的王明的苏联党中央: 既然不能指挥控制遵义会议,导致新蜂王诞生---毛泽东派系党中央, 他又如何能够控制毛泽东派系新民学会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北方局? 王明怎么会不早不晚在毛泽东党中央与张国涛党中央斗争时候搞遥控的大清洗?
分析3: 朱理治等中共中央北方局 与毛泽东派系的暧昧关系: WHY 多年不管陕北, 且陕北不是北方局领地, 在毛泽东党中央与张国涛党中央斗争时候突然空降 张国涛的基地; WHY采用毛泽东的发明AB 团 来屠杀共产党人? WHY 事后反复向毛泽东派系汇报工作? 新民学会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是否拥护新民学会的遵义会议?
原名朱铭勋，化名王志、王刚、李迅等。江苏通州(今江苏南通市通州市)人。
1927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
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28年春，因组织遭破坏潜往上海，同年夏在家乡被捕，先后关押在南
京、苏州监狱。1930年获释后发起成立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会长、中共党团书记。1934年3月被中共中央调往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
1935年7月，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派到陕北，任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
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
同年9、10月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一批党政领导干部，错杀了200多人。“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2月24日《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
尽管他“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而且在察觉到肃反搞错了时即表示“宁愿放了刘、高挨骂，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事”(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陕北错误肃反造成的损失非常痛心。同年11月，他得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泉下寺湾，便立即赶到下寺湾向周恩来、罗迈、洛甫等承认了错误，以后又作过多次检查。
张国焘 作为1935当时 川陕根据地 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者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1935年5月，2种类似江西苏区的传统手法( “御敌于国门之外”和“AB团”) 颠覆 第2个苏维埃共和国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上海党中央 设计 坑害颠覆 第2个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联邦党中央
1935年: 有多少个党中央??---毛泽东派系遵义党中央, 王明苏联党中央, 张国涛陕甘宁联邦党中央, 上海党中央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 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
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张国涛以外的其他党中央“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党中央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红四方面军红25军 之迷:
为何破坏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的基地--陕北
红25军 身世之迷: 1935年9月之后攻击红26军的红25军, 是谁的打手?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
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
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红色血腥邪恶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红四方面军红25军 之迷:
为何破坏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的基地--陕北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后，***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建红25军。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25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人口锐减。***中央先后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苏区。1934年8月，***中央、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红25军进行整编，撤销师的建制，直辖4个团，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共29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7日晚，从信阳以南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后经歇马岭、独树镇等战斗，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于12月上旬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留下红74师坚持原地斗争。16日，红25军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随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窑北进。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
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政治保卫局 之迷：
残暴虐杀共产党人的1935年9月政治保卫局 属于哪个党中央的打手？是谁给他们的滥杀共产党人的暴力权力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É、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红色小萝卜头）也被株连入共产党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É、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共产党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Ê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刘志丹之死】之迷： 刘志丹 WHY 以身求死？
1935年12月17日至 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
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 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毛泽东派系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深切满怀 刘主席。
毛泽东假惺惺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周恩来意味擅长地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 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农民无产阶级（新民学会派系）”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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