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皖南事变幸存的新四军首脑——饶漱石

[转贴]皖南事变幸存的新四军首脑——饶漱石
　　
　　饶漱石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小知识分子家庭。饶漱石在青年时代不但读过中学，而且上过大学。他的英语呱呱叫，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学的。
　　饶漱石也算是中国共产党内有老资历的人，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白区城市中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因而他很快就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重视。1935年至1938年间被派到苏联工作。1938年他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漱石在东南局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局面。刘少奇当时称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1941年1月4日，驻皖南泾县的叶挺、项英率新四军9000多人开始北移。由于项英的错误指挥，使新四军错过了突围的最好时机，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的饶漱石对项英的指挥表示不满，并站在叶挺军长的一边，在项英等自行突围后，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
饶漱石在此情况下，决定分小组分散突围，饶漱石与5 名同志埋藏武器，更换便衣，然后下山，走不多久，遇到国民党军队，一名连长问：干什么的！饶漱石掏出所有银元，怀表和金笔塞到连长手中，解释自己是商人，正遇上打仗，进山迷路了，连长望了望身穿皮衣的饶漱石说；下山往东走就安全了，饶漱石等往前走了20米，正庆幸脱险，突然，连长又叫他们站住，饶漱石以为自己暴露了，不料，连长给他们写了张路条，告诉他们：没有路条，你们就这样下去还是走不了，我只能帮到这里，以后的路，就看你们自己怎么走了！
饶漱石一行，历尽坚辛，终于脱险，成为皖南新四军五位首脑中唯一幸存者！
建国后，在写这段历史时，随行的同志因为怕说不清楚，引火烧身，全部隐瞒了脱险真实经过，唯有饶漱石在倒台后的回忆中，真实记录了此事。因为没有旁证，便被认为是撒谎。可凑巧的是当年的国民党连长在建国后，成为历史反革命，在交代历史问题时又提到此事。并说当时就看出饶漱石是新四军是大官，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此事在当时未引起重视，尘封了几十年，在80年代才被研究军史的学者发现。

万炮齐轰饶漱石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揭露了高饶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饶漱石的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但是，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不老实。
　　
　　饶漱石被隔离审查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邓小平把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华东局揭批了饶漱石的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饶漱石又写了一份长达2万多字的检查。
　　
　　中央原打算处理饶漱石时手下留情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央还决定：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谭震林到华东局去向华东局高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
　　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华东局揭批饶漱石问题的情况。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连饶漱石最得意的秘书陈麟章也被继续留在饶漱石身边工作。但是，按中央要求，陈麟章每周要写一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
　　但是，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饶漱石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出一份检查。　饶在这份检查稿中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党中央对饶漱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决定手下留情，不再追究饶漱石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
　　对饶漱石今后怎样处理？毛泽东、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
　　最后，七届五中全会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
　　
　　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饶漱石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陈麟章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杨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杨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杨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杨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

实际是陈毅借机抱了新四军时期“黄花塘事件”与　饶漱石的宿怨！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０日，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迁往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就此，这个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黄花塘小镇得以闻名党史、军史。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历史上一件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也是党史中一直难以解开的谜团之一。很多年以后，新四军军史的工作人员采访新四军幸存下来的老将军、老战士，请他们谈谈黄花塘事件的真相，他们都绝口不提，包括像张震这样身居高位和张爱萍这样向来以敢言著称的对此均三缄其口。难怪，有的党史工作着称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的－－西路军事件。而这个事件牵连的主要人物除了主角饶漱石以外，其他的都是彪炳党史的重金属－－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等，因此，所有亲身参与此事的人莫不对此讳莫如深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究竟黄花塘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试图通过一些事实尽管也不能说是一贯正确的来慢慢廓清它的本来面目。
　　（１）事件的主角。
　　陈毅：新四军代理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华中局委员。饶漱石：新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华中局代理书记。刘少奇：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这两大管理新四军的太上机构来看，刘少奇已经完全领会了毛泽东对于全面控制新四军，彻底消除王明、项英主要是项英在新四军中的残余影响。新四军当时的灵魂人物就是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而真正掌握实权的就是刘少奇和饶漱石。
　　饶漱石原任东南局副书记，上任的第一天就被书记项英看作是毛泽东派来的监军而大遭冷遇，以堂堂副书记的身份居然被军部民运部部长夏征农领导，最为奇怪的是居然到了皖南事变的时候，叶挺才知道饶漱石是东南局副书记，有专门的可以和中央联络的密电码本！东南局在项英的一人绝对领导之下，饶漱石根本就是秘书的角色，此后，在清算项英、袁国平的错误的时候，饶漱石最为卖力气，他给项英下的结论就是：机会主义者，一贯右倾，欺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和王明打得火热、盲目服从国民党领导，组织路线上抵抗六中全会精神。这也是中央后来下发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项袁的错误的决定》的主基调。可见，饶漱石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的，这一点连刘少奇都不讳言，他几次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也正因为此，当刘少奇去延安之前，电告中央请饶漱石接任政委和华中局书记时，毛泽东亲自回复，并称：“以后，可由小饶、陈毅负总责，大事仍然报请少奇知道。”
　　
　　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有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和任何地方党组织联系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饶漱石所说的贿赂国名党哨所人员和为传教士所救的真相，中央审干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陈云、康生同时对此事表示有疑议时，毛泽东出面说了话，担保饶漱石没有任何事情。此后，刘少奇也为饶漱石做出担保。但是，陈毅曾经对此表示过应有的怀疑，使得饶漱石怀恨在心。两个人的矛盾由此产生！饶漱石在华中局会议上公开痛骂项英，而陈毅作为三年游击战争的战友对项英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所以，陈毅对于饶漱石的上纲批判有过抵触。饶漱石半公开的说：陈毅不是毛泽东的战士！
　　（２）事件的经过。
　　１９４２年７．２６中央下达《关于各战略单位开展整风的通知》，要求开始实行整风运动，次年，新四军开始作出相应的部署。陈毅对于整风这套东西是深有感触的，他说：“希望不要把整风变成整人！”他在整风会议上多次提及井冈山时期的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扩大化的事情，提醒各位军事主官和政委注意把握原则。使饶漱石大为不满，他告诉政治部要把陈毅的一言一行都详细记录，报送少奇和毛泽东，他还和彭雪枫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日，
　　此时，饶漱石和陈毅分工，饶漱石主抓整风，亲自去谭震林、罗炳辉的第二师去蹲点，而陈毅主持军部工作。事情就此而起：陈毅和曾山、赖传珠在饶漱石走前开了一个军分会会议，会上，饶漱石提出自己的兼职过多（１６个），可否电请中央给予其他同志负责一些。陈毅说你指的是那些职务？饶漱石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所以，当饶漱石去二师蹲点以后，陈毅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商量此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的兼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由陈毅起草电文给予中央汇报。饶漱石在二师知道情况以后，陈毅的电报已经发出，饶漱石大怒，立刻给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发电，因为，饶漱石有专门的电台和专用密码本，所以，当天中央就知道此事，饶漱石控告陈毅谋夺领导权，请示中央对陈毅开展整风。中央复电同意！
　　当月，饶漱石给各师打招呼，要求赶往军部开整风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饶漱石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列出十大罪状，头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会上除了粟裕、黄克诚以外，各师首长都表态支持饶漱石代表中央的做的发言。粟裕、黄克诚的提法是在完全弄清真相以前不要向下扩散。对此，饶漱石不同意。整风会持续一个多月，中央回复给饶漱石的电文同意饶漱石的建议：暂且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５日，陈毅被迫离开新四军，赶赴延安参加七大，走前无一人为他送行，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陈毅走后，饶漱石把陈毅的问题扩大到团一级，全军开展陈毅的批判会。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粟裕和黄克诚，粟裕开始的时候就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饶漱石按照战斗系列（粟裕是一师师长兼政委）要粟裕讲话，粟裕说：“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而性情暴烈、直率的三师师长黄克诚则公开叫板饶漱石，说饶漱石整人、心胸狭隘等等，言语特别激烈。饶漱石决定处理黄克诚作为典型上报中央。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回复反对。饶漱石这才作罢。
　　陈毅到达延安以后，１９４４年春天，找到毛泽东谈话，毛泽东对陈毅多加安抚，１９４５年对黄花塘事件做出结论，结论称：陈、饶同志矛盾由来已久，不宜旧事重提，不属于路线问题，可以调解之，另，陈内战、抗战有功，可作解释。（中共中央回复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华中局１９４５年３．１３日电文）就此，喧嚣一时的新四军黄花塘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１９９９年，中央军委按照中央的指示重修军史，“黄花塘事件”被笼统的定义为一场阴谋，一场饶漱石发动的反对陈毅领导的阴谋。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文革”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结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革”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在被红卫兵的批斗中死亡。
　　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汉年、杨帆外，其他人一概没受牵连，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做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