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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五」期间政府夜间清场收花圈，无可指责

马悲鸣

每年清明时节，不管是否有雨纷纷，总让我想起了1976年清明节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该年1月8日病故。清明节便有人搞起了往纪念碑送花圈的悼念活动。其中工人市民大多是真的对周恩来感情至深，每天报纸上接见外宾合影的周总理忽然一天没了，是有点让人没着没落的。但也有些别有用心的小知识分子借机搞起了写诗抗争。

为什么要抗争呢？

主要背景原因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太整齐划一，搞得年轻人没有出路，想上学的无处上学，想打工的无处打工，想发财的无处发财，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过于呆滞，无法给一届一届的走向社会的学生提供就业、就学和发展的机会。

纪念碑上的花圈越堆越多，总得有个清理吧？

清明节过完的当天晚上，北京市政府便借着夜色把这些已经成了垃圾的花圈都清理干净。这本是政府职责，无可指责。

第二天仍憧憬广场上节日气氛的人发现纪念碑已经恢复干净整洁的原样。头天堆满的花圈已经不知去向，广场上一下子没有了氛围，让这些激动分子顿感失落，而又不肯罢休，便发起怒来，推翻并烧毁了几辆汽车，还进一步到坐落在广场一角的清场指挥部小楼，非要政府发还头天晚上拉走的花圈。

已经丢掉的花圈没办法找回，这是技术问题。政府无法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双方对峙，便有人放起火来。

整个一个典型暴民运动，全是混混行径。

烧汽车和烧清场指挥部小楼引来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事情越来越难以收拾。最终北京市政府调来了工人民兵，用大棒子把这些赖在广场上闹事的群众驱走，并封锁了广场。

这么大的一场行动总得师出有名吧？

于是就编了个“邓纳吉”的神话。

其实闹事者和邓小平一点关系都没有。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他们去送花圈，去写诗词，去抄诗词，甚至仅仅去感受这悲壮而令人震撼的场面。唯独我们邓小平的家人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不能亲赴现场去参加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四人帮’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群众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父亲命令我们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我们家的人，都服从大局，遵从父亲的命令。我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最多只能骑着自行车从长安街路过，在远处一睹那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

清理花圈和动用工人民兵清场都是北京市长吴德和公安部长华国锋以及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所为。这些都是他们的责任范围，并无不妥。

半年之后，仍是华国锋、吴德这些人拿了「四人帮」。于是人心大快，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年时，让市民好好在广场纪念碑下痛痛快快地悼念了一回，算是一种发泄。

随后复出的邓小平讲话：“前些日 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 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四五」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既然不是“反革命事件”了，邓小平就要主持清场的华国锋、吴德、马小六等人负责，以此迫使“凡是派”辞职。华是老实人，玩不过老邓，只好黯然下台。

其实拿「四人帮」是功在国家的，而清除花圈和清场都是吴德、华国锋、马小六等人的职守所在，根本谈不上任何错误。反倒是放火烧楼房，烧汽车的才是真正的刑事犯罪。

因为邓小平被冠上了“邓纳吉”这么个怪名，邓小平一为自己平反，二为邀买人心，三得以借追究主持清场者责任之机迫使凡是派交权，一箭三雕，便给这场刑事犯罪彻底平了反。

没想到让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小知识分子因此而得了脸，便惯出了日后「六四」。

邓小平在平反「四五」事件这件事上犯了个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