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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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毕业。1968年应征入伍，为海军航空兵一师地勤机械员、代理机械师。1971年复员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为锅炉车间检修钳工。1977年调北京电力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1982年被迫离开学术界，后到南方经商。1990年代初重返北京，自办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后改名北京东方历史学会），继续从事历史学研究。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聘为兼职教授和研究员。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10年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60余篇，出版了: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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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90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着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1] 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2] 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3] 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4] 所以，笔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5]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6] 对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7] 苏联人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8] 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9] 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单独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10]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来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11] 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依赖于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12]
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一方面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13]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了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14]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3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15] 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16] 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17]
到1949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18] 据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将在7月发动进攻。[19] 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20] 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21] 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22]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统一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23]。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24] 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25]
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26] 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可以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27] 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28]
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29] 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30]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
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31] 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32]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33] 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令人感到意外地改变了主意。
经过一番考虑，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34]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35]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36]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37] 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是必然结果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38]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3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了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39] 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40] 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41]
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42]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于3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43]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20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其理由在于，这是一次果断的突然袭击，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44] 此外，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这次会谈时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45]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至4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一场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46] 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47] 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开始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一个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16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42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48]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49年夏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49] 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50] 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51] 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52]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53]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54] 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1949年5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55] 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56] 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57]
5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58] 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59]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60]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61]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62] 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63] 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1000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64] 1949年5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65] 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实员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实员10320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66] 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6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67]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68] 因此，艾伦·怀廷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现象。[69] 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日到达元山时，[70] 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的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确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苏朝联合发动进攻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71] 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72]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现在披露的6月26日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的真实情况：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
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
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
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
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
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
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73]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74]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75]
然而，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76] 以至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77]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论一，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结论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一场突然袭击的战争，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结论三，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结论四，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朝鲜战争。
这就是近年来俄国解密档案给人们勾勒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画面。
[1]对这四个学派的介绍可见：Kim Hakjoon，North Korean Lead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
[2] 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3] 有关的国外研究论著有：Д.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г. No.26; А.Торкунов, Е.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осква,1995г; E.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f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Issue 6-7; A. Mansourov, 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Park Mun Su,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Korea Observer, 1994, Vol.25, No.3；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ol.13, No.2; K.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No.4;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No.8; Korean,1949-50: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1995, Issue 5.
[4] 关于苏、朝、中共产主义集团共同策划了朝鲜战争的“共谋派”理论见Mineo Nakajima（中岛岭雄）：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1,No.1。韩国报纸在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时，其标题“三恶魔共谋发动战争”就说明，编者认为俄国档案的解密证实了“共谋派”的理论。笔者见到的是中译本。
[5] 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和9月号上，即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俄国外交部档案揭秘”，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攻台’补遗”。不过，作者当时利用的译文是根据韩国报纸发表的金泳三访俄时带回的200余件俄国档案翻译的，从后来俄国公布的档案情况看，这些文献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文章的作者对许多问题无法深入展开。
[6] 笔者近年收集到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5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原档复印件，并已全部译成中文。
[7] 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2-46页。
[8] 参见《朝鲜战争揭秘》第二章中“三八线的划定及其作用”一节。
[9] 1945年9月外交部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外交部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4311,оп.1, п.52,д.8,лл.40-43、44-45。转引自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第9-11页。1945年12月10日马立克关于单一的朝鲜临时政府问题的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1,п.15,д.1, лл.18-21。
[10] 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中“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一节，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
[11] 1949年1月27日、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SD00207，SD00209；1949年2月4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11。由于辗转复印，笔者收集的部分档案缺失原始馆藏号，在此只能标示自存的编号。
[12] 见1949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06。
[13] 详见拙文：《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源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4] 关于柏林危机的最新研究成果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г， No.3。
[15] 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6,лл.13-23。应该指出的是，从档案文献看，斯大林与金日成并没有直接谈到发动战争的问题。
[16] 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2月3日，SD00208；比留佐夫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2月4日，SD00210。
[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第68号记录，1949年3月18日，SD00223。
[18]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4月20日，АПРФ，ф.3,оп.65,д.839,лл.13-14。
[19] 1949年5月28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和什捷缅科电，SD00234。1949年6月18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 SD00237，SD00242。
[2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3,оп.65,д.839,лл.13-14；1949年6月2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 SD00238。此时苏联向北朝鲜提供的大量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清单见1949年6月4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和戈洛温电，АПРФ， ф.6,оп.9,д.14,л.57。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Торкунов、 Уфимцев前引书第20-21页。
[21] 1949年7月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41。
[22] 1949年6月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6；1949年6月24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SD00239；1949年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40。
[23]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1；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SD00232。
[24] 朝鲜人民军调动的详细情况见1949年6月22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8，SD00242。
[25]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л.136-138。
[26] 1949年9月11日维辛斯基致顿金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45。
[27]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л.46-53。
[28]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1-21。
[29] 目前见到的莫斯科给平壤的指示至少有4稿，见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33-38。
[30] 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1号记录，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 30-32。
[31]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SD00251。
[32] 1949年10月26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0月31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SD00252，SD00253，SD00254。
[33]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л.87-91。
[34]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92。
[35]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93。
[36] 显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9月24日政治局决议提出的条件根本没有达到。
[37]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8] 关于这一看法的详细论述见笔者提交“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的论文：《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39] 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ф. 45,оп.1,д.346,лл.74-75、76。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148。
[40] 1950年3月9日、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л.149-150；АПРФ，ф. 45,оп.1,д.346,лл.133-140。
[41] 1950年3月12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3月18日斯大林致金日成电，АПРФ，ф. 45,оп.1,д.346, лл.141、142。
[42] 1950年3月21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94-95。档案原件所附清单为手写稿，没有签名和注明日期。根据内容判断为什特科夫电报的附件。
[43] 沃尔科格诺夫曾提出，金日成在1950年2月还去过一次莫斯科（见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1991），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44] 见Kim Chull-baum前引书第105-106页；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第433页。
[45] 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 5,оп.58,д.266,лл.122-131。见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第441-442页，中译文见《朝鲜战争揭秘》附录。
[46] 笔者关于美国此时对朝鲜政策的研究，见《朝鲜战争揭秘》第三章。
[47] 中文记录见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苏方记录见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 лл.78-79。
[48]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朝鲜战争揭秘》第294-296页。
[49]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转斯大林电，АПРФ，ф. 45,оп.1,д.328,лл.137-140；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г. No.6, л.88；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ф. 45,оп.1,д.329,лл.9-17。
[50] 引自1996年7月31日笔者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据说，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这两封电报保存在总统档案馆，尽管列多夫斯基未能向笔者展示档案原件，但他保证说曾亲眼看到过这两份文件。
[51] 对这一说法的详细论证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17-218页。
[52] 见Kim Chull-baum前引书第105-106页。
[53] 1950年4月10日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4,д.11,лл.98-99。
[54]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100-103。
[55]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л.59-61；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1。
[56] 俄国档案记载，1950年5月3日斯大林曾通过罗申转告毛泽东：“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专门向您通报。”（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54。）但斯大林后来没有进行通报。
[5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100-103。
[58]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莫斯科电（档案原件未注明收报人），SD00278。
[59]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
[60] 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55。
[61] 关于5月14-16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见《朝鲜战争揭秘》第284-288页。
[62] 笔者在讲课时多次遇到这种提问。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见Mineo Nakajima前引文中的介绍。
[63] 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Y.1994，第109-110页。
[64]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郑仁甲译自韩文）；Paik Nak-chung，From the Korean War to a Unified Korea,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umings, Nov. 19， 1991，Korea Journal，1992.Win.；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65]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1。
[66] 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第76-77页。参见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3,оп.65,д.776,лл.30-32。
[67] 1950年1月8日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SD00257；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5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0页；《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页。
[68] 在1949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而毛泽东早在1949年12月已经考虑军队从事生产问题，1950年4月则提出了开始军队复员的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4-115、12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310页。
[69] Allen S. Whiting，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60。
[70] 朴明林前引文。
[71] 关于进攻南朝鲜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制定过程的不同说法，详见《朝鲜战争揭秘》第167-171页。
[72] 1950年第408号和468号电报，见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73]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1950年6月26日，见CWIHP Bulletin Issue 6-7, 1997, p39。在军事上，Д为战争开始日的代号，Ч为发起军事行动的日期代号。至于所谓南朝鲜“侵犯三八线”的说法，显然是北朝鲜编造的假情报。6月20日葛罗米柯就向斯大林报告了北朝鲜提供的南朝鲜军队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但他指出，什特科夫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见1950年6月20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SD05249。
[74] 见Волкогонов前引文第29页。
[75] 见Kim Chull-baum前引书第25-26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34页。什特科夫6月26日的电报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苏联顾问的撤离，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在通讯联系和组织指挥方面出现了混乱局面。
[76] Sergei N. Goncharov , John W. Lewis ,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pp153、163。
[77]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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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毕业。1968年应征入伍，为海军航空兵一师地勤机械员、代理机械师。1971年复员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为锅炉车间检修钳工。1977年调北京电力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1982年被迫离开学术界，后到南方经商。1990年代初重返北京，自办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后改名北京东方历史学会），继续从事历史学研究。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聘为兼职教授和研究员。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10年发表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史论文60余篇，出版了: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学术专著，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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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90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着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1] 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2] 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3] 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4] 所以，笔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5]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6] 对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7] 苏联人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8] 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9] 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单独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10]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来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11] 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依赖于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12]
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一方面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13]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了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14]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3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15] 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16] 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17]
到1949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18] 据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将在7月发动进攻。[19] 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20] 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21] 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22]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统一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23]。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24] 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25]
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26] 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可以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27] 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28]
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29] 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30]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
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31] 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32]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33] 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令人感到意外地改变了主意。
经过一番考虑，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34]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35]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36]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37] 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是必然结果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38]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3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了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39] 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40] 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41]
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42]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于3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43]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20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其理由在于，这是一次果断的突然袭击，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44] 此外，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这次会谈时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45]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至4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一场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46] 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47] 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开始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一个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16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42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48]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49年夏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49] 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50] 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51] 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52]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53]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54] 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1949年5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55] 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56] 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57]
5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58] 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59]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60]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61]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62] 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63] 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1000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64] 1949年5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65] 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实员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实员10320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66] 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6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67]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68] 因此，艾伦·怀廷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现象。[69] 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日到达元山时，[70] 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的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确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苏朝联合发动进攻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71] 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72]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现在披露的6月26日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的真实情况：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
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
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
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
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
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
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73]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74]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75]
然而，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76] 以至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77]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论一，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结论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一场突然袭击的战争，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结论三，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结论四，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朝鲜战争。
这就是近年来俄国解密档案给人们勾勒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画面。
[1]对这四个学派的介绍可见：Kim Hakjoon，North Korean Lead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
[2] 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3] 有关的国外研究论著有：Д.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г. No.26; А.Торкунов, Е.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осква,1995г; E.Bajanov,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f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Issue 6-7; A. Mansourov, 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Park Mun Su,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Korea Observer, 1994, Vol.25, No.3；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ol.13, No.2; K.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No.4;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No.8; Korean,1949-50: 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1995, Issue 5.
[4] 关于苏、朝、中共产主义集团共同策划了朝鲜战争的“共谋派”理论见Mineo Nakajima（中岛岭雄）：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1,No.1。韩国报纸在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时，其标题“三恶魔共谋发动战争”就说明，编者认为俄国档案的解密证实了“共谋派”的理论。笔者见到的是中译本。
[5] 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和9月号上，即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俄国外交部档案揭秘”，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攻台’补遗”。不过，作者当时利用的译文是根据韩国报纸发表的金泳三访俄时带回的200余件俄国档案翻译的，从后来俄国公布的档案情况看，这些文献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文章的作者对许多问题无法深入展开。
[6] 笔者近年收集到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5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原档复印件，并已全部译成中文。
[7] 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2-46页。
[8] 参见《朝鲜战争揭秘》第二章中“三八线的划定及其作用”一节。
[9] 1945年9月外交部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外交部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4311,оп.1, п.52,д.8,лл.40-43、44-45。转引自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第9-11页。1945年12月10日马立克关于单一的朝鲜临时政府问题的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1,п.15,д.1, лл.18-21。
[10] 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中“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一节，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
[11] 1949年1月27日、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SD00207，SD00209；1949年2月4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11。由于辗转复印，笔者收集的部分档案缺失原始馆藏号，在此只能标示自存的编号。
[12] 见1949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06。
[13] 详见拙文：《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源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4] 关于柏林危机的最新研究成果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г， No.3。
[15] 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6,лл.13-23。应该指出的是，从档案文献看，斯大林与金日成并没有直接谈到发动战争的问题。
[16] 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2月3日，SD00208；比留佐夫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2月4日，SD00210。
[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第68号记录，1949年3月18日，SD00223。
[18] 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4月20日，АПРФ，ф.3,оп.65,д.839,лл.13-14。
[19] 1949年5月28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和什捷缅科电，SD00234。1949年6月18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 SD00237，SD00242。
[2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3,оп.65,д.839,лл.13-14；1949年6月2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 SD00238。此时苏联向北朝鲜提供的大量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清单见1949年6月4日缅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和戈洛温电，АПРФ， ф.6,оп.9,д.14,л.57。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Торкунов、 Уфимцев前引书第20-21页。
[21] 1949年7月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41。
[22] 1949年6月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6；1949年6月24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SD00239；1949年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40。
[23]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1；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SD00232。
[24] 朝鲜人民军调动的详细情况见1949年6月22日、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8，SD00242。
[25]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л.136-138。
[26] 1949年9月11日维辛斯基致顿金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45。
[27]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л.46-53。
[28]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1-21。
[29] 目前见到的莫斯科给平壤的指示至少有4稿，见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33-38。
[30] 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1号记录，АПРФ，ф. 3,оп.6,д.776,лл. 30-32。
[31]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SD00251。
[32] 1949年10月26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0月31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SD00252，SD00253，SD00254。
[33]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л.87-91。
[34]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92。
[35]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3,д.11,л.93。
[36] 显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9月24日政治局决议提出的条件根本没有达到。
[37]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8] 关于这一看法的详细论述见笔者提交“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的论文：《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
[39] 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ф. 45,оп.1,д.346,лл.74-75、76。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148。
[40] 1950年3月9日、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 059a,оп. 5a,п.4,д.11,лл.149-150；АПРФ，ф. 45,оп.1,д.346,лл.133-140。
[41] 1950年3月12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3月18日斯大林致金日成电，АПРФ，ф. 45,оп.1,д.346, лл.141、142。
[42] 1950年3月21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94-95。档案原件所附清单为手写稿，没有签名和注明日期。根据内容判断为什特科夫电报的附件。
[43] 沃尔科格诺夫曾提出，金日成在1950年2月还去过一次莫斯科（见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1991），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44] 见Kim Chull-baum前引书第105-106页；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第433页。
[45] 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 5,оп.58,д.266,лл.122-131。见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第441-442页，中译文见《朝鲜战争揭秘》附录。
[46] 笔者关于美国此时对朝鲜政策的研究，见《朝鲜战争揭秘》第三章。
[47] 中文记录见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苏方记录见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 лл.78-79。
[48]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朝鲜战争揭秘》第294-296页。
[49]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转斯大林电，АПРФ，ф. 45,оп.1,д.328,лл.137-140；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г. No.6, л.88；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ф. 45,оп.1,д.329,лл.9-17。
[50] 引自1996年7月31日笔者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据说，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这两封电报保存在总统档案馆，尽管列多夫斯基未能向笔者展示档案原件，但他保证说曾亲眼看到过这两份文件。
[51] 对这一说法的详细论证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17-218页。
[52] 见Kim Chull-baum前引书第105-106页。
[53] 1950年4月10日伊格纳季耶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4,д.11,лл.98-99。
[54]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100-103。
[55]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л.59-61；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1。
[56] 俄国档案记载，1950年5月3日斯大林曾通过罗申转告毛泽东：“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专门向您通报。”（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54。）但斯大林后来没有进行通报。
[5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ф.059a,оп.5a,п.3,д.11,лл.100-103。
[58]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莫斯科电（档案原件未注明收报人），SD00278。
[59]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
[60] 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 45,оп.1,д.331,л.55。
[61] 关于5月14-16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见《朝鲜战争揭秘》第284-288页。
[62] 笔者在讲课时多次遇到这种提问。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见Mineo Nakajima前引文中的介绍。
[63] 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见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Y.1994，第109-110页。
[64]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郑仁甲译自韩文）；Paik Nak-chung，From the Korean War to a Unified Korea,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umings, Nov. 19， 1991，Korea Journal，1992.Win.；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65]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SD00231。
[66] 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第76-77页。参见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 3,оп.65,д.776,лл.30-32。
[67] 1950年1月8日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SD00257；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SD0025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0页；《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页。
[68] 在1949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而毛泽东早在1949年12月已经考虑军队从事生产问题，1950年4月则提出了开始军队复员的工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4-115、12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3、310页。
[69] Allen S. Whiting，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60。
[70] 朴明林前引文。
[71] 关于进攻南朝鲜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制定过程的不同说法，详见《朝鲜战争揭秘》第167-171页。
[72] 1950年第408号和468号电报，见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73] 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1950年6月26日，见CWIHP Bulletin Issue 6-7, 1997, p39。在军事上，Д为战争开始日的代号，Ч为发起军事行动的日期代号。至于所谓南朝鲜“侵犯三八线”的说法，显然是北朝鲜编造的假情报。6月20日葛罗米柯就向斯大林报告了北朝鲜提供的南朝鲜军队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但他指出，什特科夫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见1950年6月20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SD05249。
[74] 见Волкогонов前引文第29页。
[75] 见Kim Chull-baum前引书第25-26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534页。什特科夫6月26日的电报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苏联顾问的撤离，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在通讯联系和组织指挥方面出现了混乱局面。
[76] Sergei N. Goncharov , John W. Lewis ,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pp153、163。
[77]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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