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

[转贴]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

■ 陆志成

《炎黄春秋》2005年第03期　　


　　近年来，不断看到和读到一些关于国歌往事的访谈与文章。但其中述及在“十年浩劫”中从禁唱国歌歌词，到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这一段历史曲折，大都语焉不详。而我倒认为这段史实不可或缺。今将我之所见所闻写出来，作为补遗，并借以寄托对陈登科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怀念。
　　国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先生1935年2月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由聂耳配曲后广为流传，其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的旋律，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奋勇前进。到了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徐悲鸿等人最早提议，并经由毛泽东参与讨论和研究定为国歌。虽然当时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了，提出要修改的意见，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与会的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好。故，他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但自“文革”始，由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所致，又加上田汉被打成“叛徒”，原词不被使用，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搞过的一次新歌词征集活动的情形，我还亲眼见过一本197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征歌词选编》。里面选入歌词59首。由于选入了我们阜阳一位同志的一首，在当地产生过一些影响，故而对此事印象很深。
　　后来，1982年底原歌词被恢复，会场上又响起“起来……”的雄壮歌声。接着又听说在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方案的第一人，是著名作家陈登科。恰巧那时我正在从事“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编著工作，住在合肥，同陈老接触的时间颇多，便就这件事专题请教了他。下面便是我当时记录的陈老谈话的主要内容：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果不其然，后来在恢复国歌原歌词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国歌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笔者注）。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