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對周恩來無法用“違心”來撇清zt

朱學淵：對周恩來無法用“違心”來撇清
　朱學淵()


可讀性極高的《晚年周恩來》的問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謙先生的父母是燕京大學的同學，憂國憂民而參加了共產黨，可是共產革命的勝利沒有給中國送來光明，高先生的父親先就因言獲罪而被遠放，母親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七年之久。因為天分和勤奮，高先生文革後就成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成員，把握了大量中共資料，還親訪過王力、吳法憲、紀登奎這樣一些文革要人。“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位上脫離共產黨。高先生的母親是愛國名人林則徐之後，在母親的鼓勵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寫就了這部《晚年周恩來》，事實証明這是一門忠良。 (com)

《晚年周恩來》的貢獻，在於作者全息地俯瞰著中共的歷史，而又能將文革的浩繁人事融會貫通，圍繞周恩來與毛澤東自江西“寧都會議”以來的恩恩怨怨，夾敘夾議地揭示毛澤東的“妖孽”本質；而之於謹守“晚節”周恩來，作者卻又把感情留給讀者們，褒貶由你了。讀《晚年周恩來》，如受作者一派正氣的濡沫，是一件難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頭時，高文謙先生年僅十三歲，卻又能對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徹，我想一則生有乃祖之遺風，二則是逆境的催動，使他早生了擔當歷史重綱的抱負。 (com)

“歷史”就是“故事”，英文裡的history也是從story一字派生而來的，因此惟“真實”才是“歷史”。然而，中國各代史都是由後朝“官修”的，為維持“皇綱”和“帝統”，“後朝”都竭力為“前朝”美言，這就是中國歷史充滿謊言的傳統。而中國共產黨就更其然了，連當天發生的事情都說假話，它將來的“歷史”自然是沒人信的。而李銳先生以與毛澤東的私交和親歷，李志綏先生以貼身的近距觀察，分別寫就了《廬山會議實錄》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而《晚年周恩來》又繼往而來，卻為愛史的中國人重建了誠實的信譽。 我也見過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四川搞了個“二月鎮反”，同校教書的一位體育教師被抓，我們幾個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狀”，在地質學院裡和西苑飯店裡住了兩個多月，等待中央解決四川問題。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群眾代表”，排不上號的在台階上等候消息。後來說首長要多見些人，我也進去了，於是見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員。 (com)

三十六年過去，惟對周恩來和康生的形象還有記憶。那天“首長們”都穿軍裝，隻有康生著中山服，敞著領子，露出了雪白的襯衣。周恩來和康生還不時站起來走動，手上還端著茶杯，他們個兒不高，容顏端莊，紅光滿面；那年頭百姓們面有菜色，我頭遭見到氣色這般好的中國人，因此第一個閃進腦子的念頭是“他們大概天天吃肉”。記得有人嚷著要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站起來”，韋傑是個小老頭，老老實實地站起來，周恩來很和氣地說：“還是讓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調的講話很平穩，並沒有躁動的“革命熱情”。那時，我以為文革很快就要結束，對“中央首長講話”並無很大興趣，隻是把他們的表面看了個夠。 (





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中)親切會見歌劇“白毛女”的主要演職人員﹕前排左二為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昆﹐右二為郭蘭英。(資料照片)

人們都說周恩來很英俊。據說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與一班文化人接觸很多，演《桃李劫》的陳波兒暗戀他，常常來糾纏；鄧穎超女士發現了不正常的信號，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收了陳波兒做乾女兒，才了了這番“兒女情”。這事雖小，卻使我覺得鄧穎超也是個知情理的人。“天安門事件”時群情激憤，周恩來博得了太多人的愛，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長日久，共產黨毛澤東的陰毒癒暴癒多，“周恩來、鄧穎超是偽君子”，又成了我對他們的定論。 (com)

初到美國，“惡補”了一大堆海外中文報紙，至今還記得關於周恩來的兩件事。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報道，他在德國期間（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與一個叫“史蒂芬”的十八歲的女子相愛，她為他育有一子“庫諾”。後來史蒂芬失卻了周恩來的音信，庫諾長大遇上了戰爭，被送到東線去作戰，戰死在俄國。二是“顧順章滅門案”，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工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對中共中央機關造成重大傷害，周恩來和康生率領“紅隊”將他全家殺絕，然後周恩來自己去了江西。 (com)

《晚年周恩來》記錄了他與毛澤東的一世糾纏。那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書生們不得不盲從，奪了毛澤東兵權，反圍剿鬥爭就失敗，紅軍損失慘重，長征途中在遵義，周恩來不得不向毛澤東認錯。從此，周恩來後半生就成了一個“戴罪之人”。而毛澤東生來刻薄寡恩，不時要拿別人的過錯來敲敲打打；即便周恩來檢討認罪不完，毛澤東也不寬恕他。幾十年後，還要用“經驗主義”的緊箍咒纏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臨死還被清算“投降主義”。在得了不治的癌癥後，毛澤東賜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com)



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右）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19日舉行的“周恩來新論”演講會上發言。(多維社記者攝)

《晚年周恩來》開卷便道出了周恩來“保持晚節”的惶恐心態：“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按，寫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象樣的意見總結出來。’”讀到這裡，我大驚：周恩來隻比毛澤東小了五歲，怎若兒孫般的謙卑？ (com)

中共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宮，陳獨秀早就貧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蘇聯，張國燾去了香港，惟周恩來是“留用人員”。盡管他在黨內有資深地位，但與曾是毛派人物的劉少奇、鄧小平，或身為嫡系軍人彭德懷、林彪不同，他們還可以有點頂撞的膽量，而他周恩來卻是萬萬不敢的。這固然是因為毛的強勢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卻是他有過反毛的“不良早節”，使本該有點“革命家”血性的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卻象個奴婢了。 (com)

四二年，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仕別三年，“紅太陽”已經高高升起，《晚年周恩來》說到一件非常驚心的事情：“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毛澤東隨意辱罵高級黨人是“家常便飯”，張國燾就親眼見過毛澤東罵張聞天，就如老子罵兒子；而毛澤東對張國燾夫婦，也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甚至於街頭戲弄張國燾年幼的兒子，遂使張國燾萌生了去意。而“相忍為黨”的周恩來卻把這句重話嚥了下去。 (com)

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對於打天下的時代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有“想象力”的創業領袖，周恩來隻是個“通情理”守成之才。毛澤東不擇手段的謀略，投合了共產黨人追求勝利的要求，乃至不計後果地將他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與周恩來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結，早因周在遵義認了“我不如人”而了結；再通過造神的“延安整風”，周在毛面前更喪失了人格獨立的尊嚴，從此就鑄定了他們間的“君臣”關系。 (com)

遵義會議伊始，共產黨既因毛澤東而獲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黨內生活失去了“公平”。成敗皆因毛澤東，六十年代初中國已經餓死了幾千萬百姓。可是身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還在那流傳一時的《長征組歌》裡歌頌“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幾年後，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蕭華們和劉、鄧一鍋煮了，他們這才發現“神”與“鬼”是沒有區別的。中國俗語也很精妙，何為“牛鬼蛇神”？非毛澤東莫屬也。 (com)

《晚年周恩來》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灰頭土臉，“精神頹唐，抑鬱終日，內火攻心，終於病倒了下來”。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絕服藥。加上參加陳毅追悼會，“受了風寒，導致病情惡化，由肺炎轉成肺心病，全身浮腫，整日昏昏沉沉，出現心力衰竭的現象，曾一度昏厥過去”。“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得車來”。作者引用李志綏醫生的回憶，毛澤東病中曾經作過交權的安排：“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

可是，尼克鬆即將訪華，毛悟出了以外交勝利掩蓋文革破產的玄機，於是開始服藥，並迅速見效。《晚年周恩來》又記載，經周恩來與尼克鬆、基辛格周旋，“聯美反蘇”局面實現，毛澤東得意之余，病情亦見好轉，於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則後悔交權的安排，二則妒忌周的風頭，三則擔心活不過周。於是指使汪東興阻止治療周恩來初發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風”勒令周檢討歷史錯誤，七三年十一月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莫須有”地批判鬥爭周的“投降主義”，江青竟指責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來經過此番刺激，精神肉體一蹶不振，而繼之而來的“批孔”、“批水滸”、“批宋江”的明槍暗箭，終於將他射倒於病榻不起。 (com)

共產黨倒置了“群眾─政黨─領袖”的從屬關系，周恩來不僅參與了領袖危害人民的活動，而且在共產黨的內鬥中，屢屢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以保護自己為前提，不惜犧牲同志。因此，對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即便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也無法用“違心”二字來撇清：他究竟是在“毀黨”，還是在“護黨”？七五年九月，周恩來在施行第四次手術前大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實上，他既沒“忠於黨”，也沒有“忠於人民”；而隻是一個平時跪在“領袖”腳邊的人，臨死想伸直一下。 (com)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都很重視“名節”，而他們想保持的“晚節”，今天看來都是些如“忠於毛主席”之類的“污名”。《晚年周恩來》說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打倒，就在毛澤東身與名俱裂的當刻，鄧穎超卻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全部銷毀，她憂的竟是毛的陰魂還要糾纏先君的“清白”。這位“天字第一號”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實在是太“不識大體”了，她對即將來臨的變革竟毫無預感，乃至今人要為周恩來凈身，都失去了一個重要依據。 (com)

《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江青夫婦的無恥暴戾，進行了無情揭露。在文革期間，我就聽說江青說她是“主席的一條狗”，還聽說過她常常自稱“老娘”。對這些話，我一直將信將疑：莫非如此高級的政治人物，還說得出這般粗鄙下流的言語嗎？可是高文謙先生為它們都找到了出處。讀到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來是一個妖孽豢養了一群瘋狗，把我們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體鱗傷；這又如何叫我們去認同那個至今還以妖孽為偶像的中國共產黨？ (com)

周恩來既是一個顛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個恪守君臣之節的奴僕。中國產生了這樣一個復雜而失敗人物，然而海內外還有許多人崇敬他，可見未來還將有後繼的失敗者。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不良黨規，造就了周恩來這樣的人物；也有人可爭議說，正是周恩來這樣的人，姑息了毛澤東，造就了共產黨。我們要跳出這種因果循環，隻能將周恩來現象歸因於社會文化─心理現象，極端霸道的毛澤東和極端順從的周恩來，都是中華民族封建文化的產物。 (com)



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照片(資料照片)

然而，從個人人格上來看，周恩來和毛澤東畢竟是不同的。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可見他是一個毫無懺悔之心的“鬼”。而周恩來卻是一個很有罪惡感的“人”。他自覺對不起賀龍，一有機會就設法挽回。《晚年周恩來》中楊成武的那段追憶，確實很叫人感動。盡管周恩來做了那麼多的錯事，但他畢竟是一個想與人為善的人，一個經常念及別人的好處的人，一個願意自我譴責的人。如果不入共產黨，他未必會是“絞肉機”中的一個大齒輪。 (com)

據說周恩來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記過去幫助過共產黨的人。然而，毛澤東連郭沫若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抗戰期間郭沫若寫了《十批判書》，批的是秦始皇，罵的是國民黨；可是到了七三年“評法批儒”時，以“秦皇”自命的毛澤東竟拿“老朋友”來開刀。《晚年周恩來》說，在七四年“一﹒二五”萬人大會上，江青“有意殺雞給猴看，郭沫若被幾次點名，當眾罰站”。眾所周知，郭沫若還有幾個兒子自殺、坐牢；而有識之士如羅隆基、儲安平者，則早就家破人亡了。 (.com)

周恩來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臨前，一次一次喚醒他的，可能就是顧順章一家婦孺乞生的哀求聲。他或許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義”，或者自責那時“太年輕，太無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闊別三十一年的柏林，一個十一、二歲的德國兒童來求見，說是他的孫子，這當然是東德共產黨當局認可後的安排，可是五十六歲的周恩來卻將他拒之門外。畢生善解人意的他，難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認錯人了”嗎？而非要讓這個受了傷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謊？ (com)

《晚年周恩來》說他臨終前是很孤獨的，鄧穎超無言地握著他的手，等待最後的時刻。想必冤魂們一個一個地來給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寬容；周恩來向他們一一謝罪，但“我行將就木，已無力挽回”。周恩來或許是一個良心未泯的人，殺完顧順章一家後，一位目擊者就見周恩來自言自語地說；“今後歷史如何看待我們呢？”爾後，周恩來也可能立過這樣的大志：“讓我們得天下後，做盡好事來補償。”然而，權力到手的共產黨，就成了合法的“斷頭台”，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屠滅了無數有形生命，還摧殺著無形的道德和靈魂。 (com)

共產主義幽靈在地球上回盪了一百年，周恩來追隨了它在中國興起─挫折─成功─失敗，最後卻由“領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慶幸的是，他死在毛澤東的前頭，中國的“後事”由別人去操辦了。否則他很可能是中國變革的一塊絆腳石，總之他的政治行為不可理喻。他去世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態度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不反對個人。”從《參考消息》上讀到這條報道，我流下過熱淚。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們還能從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與“殘暴”同義的“共產主義者”身上，品出一些磨滅不去的人情味的話，那也算是他個人的成功。 (com)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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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周恩來在德國子孫們(com)

周恩來與德國情人的故事，始傳於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訪問東德，接受胡包特大學頒發榮譽博士，有一位自稱是他兒子的東德男子要與他相會，被他拒絕。該男子的面貌有華人特性，輪廓也像周恩來。據當時西方報紙報導，他是周恩來在法國巴黎留學時，與一位德國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黨員，後離開巴黎返回德國。 (com)

“周恩來在東德有子孫”的新聞，啟發了當時西德《明星》周刊記者海德曼，他以極大的興趣和耐心，深入“鐵幕”採訪，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當年的情人及其兒子的遺孀，後來又在芝遠見到了周恩來的孫子。據海德曼報導，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奧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寓居該店期間與之相識，暱稱她為“格德爾”，兩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頭發深棕色，體態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庫諾”。生下孩子十二天後，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鄉下父母家去了，從此與周斷絕音訊。庫諾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妻子改嫁，留下一個孫子“威佛利”（即古諾﹒韋爾來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漢德海根採訪時，他才是個十來歲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記者再訪東德，威佛利已長大成人，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結了婚，已有兩個女兒（不是兒子）。他為自己是周恩來的後代深感榮耀，得意地告訴記者：“我的祖父舉世聞名”。還說工廠的同事都知道這件事。 (com)

（摘自金鐘編《紅朝宰相》第183頁） (com)

附錄二：洪揚生談“顧順章滅門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負責中央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別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務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特委是決策機構，下設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洪揚生（一九二四年入黨）為一科的負責人，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負責人陳賡；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譚余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長；四科是後來才成立的，是電訊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親自參加了這場殺光顧順章全家的滅門案。 (com)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洪揚生親自殺了顧順章的妻子，還安排把顧順章七歲的女兒送去浦東，後來下落不明。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com)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鋤姦”的戰果。當時哄動了整個上海。 (com)

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証……”()

洪揚生後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被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特務，大概沒有立功表現，後來長期失業，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領導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因為他知道周恩來作過的上述指示。但潘漢年敷衍了他幾句，就將他推出門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時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廠勞動，五八年再被捕，一直關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為保衛革命領導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當然怕他嘴巴不嚴，亂講話，而對他實行“專政”，但沒有把他滅口。文革結束後，由當時擔任外貿部長的李強作証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館，每個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