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比鬼子更多？[转]

为什么比鬼子更多？[转]
送交者: 寻找真相

据说，中国一位名作家曾经在日本遭到这样的质疑----几名日本青年借用电影《地道战》中的一句台词：“一百个鬼子，二百个伪军”，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华人军队，数量远超过日本占领军。
无须讳言，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涌现出无数英雄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败类。据公开资料数据表明，在日军侵华期间，各种名目的“治安军”、“皇协军”、“和平建国军”之类的伪军部队，以及伪公职人员，数量竟达四百万。
在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至少，这个数目说明，中国在那时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武器；遭受侵略的原因，也并不仅仅是落后。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思考，两千五百年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意识中的消极成分，所造成的民族心理扭曲，可以说是罪不可恕的。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导致了民众的国家意识淡薄，难以产生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自从秦王朝统一中原以来，直到满清末叶，中国人所注重的一直是“君主”而非“国家”，被歌颂的历代忠良，他们所表达的忠诚，往往是忠于君主的成分大于爱国的成分，两者根本无法区别。另外，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彻底失地灭种的亡国，真正灭亡的不是“国家”，而是“朝代”。虽然作为统一的国家存在已久，但“中国”这一称呼在清朝灭亡之前却从来没有被当作正式国号，而是更多地作为一个地理名词。看看清朝与诸多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能够发现，那时使用的国号是“大清国”。
中国虽然没有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但长期的封建统治，却使社会上形成了森严的等级。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把持国家政权，地位越高就拥有更大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予取予夺。而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平民，特别是农民，却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他们是国家税赋与劳役的主要来源，但自身的财产与生命安全，却得不到国家给予的任何保障。长期以往，使他们产生了对国家漠视，他们并不在乎谁当政，对改朝换代也不敏感，敏感的只是自身的衣食保暖，“谁当皇帝都交税” 就是这种消极心理的体现。而在外敌入侵的危亡关头，这种冷漠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导致国家凝聚力的解体和民众抵抗意志的崩溃。
在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又旋即处于强权割据的状态，未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致使国家无法通过法律为民众提供任何保障。处于这种生存状态中，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国家的不信任感，同时为了保全自身，不得不采取“唯强是从”的灰暗态度，结果造成了社会道德观的极度扭曲与败坏。以致于在日军入侵时，相当一部分民众依旧期待着能够象以往的“改朝换代”一样，只要当个“顺民”，就可以少经历战乱之苦。至于其中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出于“有奶便是娘”的心态，则更容易成为日军收买的对象，堕落为侵略者的走狗。
自清朝末年至国民党逃往台湾，“专制----腐败----暴虐----”这种三位一体的状态，在中国延续了长达一百年的时间，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而统治者的任何意志，哪怕是最荒谬的意志，想在基层民众中间实施，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当国家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时候，一旦遭遇外敌入侵，民众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情感上的巨大矛盾和反差----保卫国家的同时，也等于保卫了这个完全丧失了民众拥护的政权。相当一部分民众，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政府军的国民党部队，居然还要用“抓壮丁”的方式征兵，而且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士兵还会大批逃亡。大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曾经宣扬“抗日是为蒋介石一个人殉葬”，如此荒谬的论调，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蛊惑性。看看美国在入侵伊拉克的时候，那些不愿为萨达姆政权卖命的伊拉克部队，两者是有很大可比性的。
从当时的民族心理上看，及至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就从“四夷拱服”的“中华上国”，骤然跌落为被列强任意宰割欺凌的弱国。这一时期，民族精神和士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许多人被“恐外”的情绪折磨得失去理智，丧失了任何抵御外侮的信心。特别是其中一些“有产者”，在权衡了抵抗与顺从之间的得失后，往往会选择顺从，以求保住自己现有的私产。他们怕的不是亡国，而是亡国带来的战乱和掠夺。
在入侵中国的诸多列强中，日本是最为嚣张的角色，从明治维新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日本在此期间十四次对外侵略，其中十次是针对中国，侵华历史竟长达五十年之久。而这五十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中国是处于政客纷争、军阀割据的状态。在当时，军队已经不是保卫国家的力量，而是成为某一派系或个人实力的体现，用以争夺地盘和财富。军阀混战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以“当兵吃粮”为目的，却没有任何责任感，朝秦暮楚，易帜无常的职业军人。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压倒对方派系，军阀们不约而同地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向外国列强寻求援助。其中，势力最强大的直、奉、皖北洋三系军阀中，奉系和皖系都直接间接地受到了日本的支持，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马前卒。
在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统一了中国，但军阀派系并没有消失。尤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对不同派系的军队采取极其不平等的政策，中央军（嫡系）和地方军（杂牌）之间待遇悬殊，在和平时期通过限制装备、拖欠粮饷、挤占地盘等方式，压缩地方军的发展；而每逢战事，又逼迫地方军充当先锋，试图借助敌手消灭地方军。而地方军一旦兵力消耗殆尽，中央政府则立即撤消番号，注销其编制。如台儿庄战役中，奋勇做战，损失惨重的第四十二军，因为属于“杂牌”，在战役结束后随即被撤消了番号。相比之下，拥兵不进，畏敌如虎的汤恩伯，却因为是嫡系，反而受到晋升和嘉奖。中央政府种种消灭异己的手段，导致了地方军阀的严重对立与离心倾向。因此，在抗日战争中，一些地方军阀感到出路渺茫，又不愿被蒋介石以“借刀杀人”的方式消灭，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索性投降了日军，摇身一变成为助纣为虐的“皇协军”、“治安军”。
同样道理，许多投降日军的政客，往往也是出于类似的遭遇。在腐败公行、任人唯亲、没有任何公平竞争可言的政坛，一些没有出路而又私欲横溢的政客，往往将投靠外敌作为东山再起的手段。例如，被蒋介石“废黜”的安福系政客梁鸿志，后来公开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并在上海以“亲日反蒋”为口号，组建政府。
正所谓“物必先朽，而后有虫生”，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环境。我们在谴责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有繁殖的土壤？而这种土壤，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铲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