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 走向大自然
浪迹天涯的中国人
一九六五年三月， 我被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到北安农场劳动改造。 一到队上，管理我的王奎选师傅就告诉我，队里哪些人可以接触， 哪些人少接触。最后他特别关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能接触。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后我自然特别留意这个叫丘德功的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着眼镜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念书人。他说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声调不是那种低沉类型的，而是尖高清脆，与他的 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给我记忆的一个印象是他的腰带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上面除了钥匙，还挂着各种小刀小螺丝刀之类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长太师傅的拖拉机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时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时遇到。像这个队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样，高长太也是复员军人。丘德功摊上这么 一个师傅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到他一定受到队里的指示监督丘德功，但是高长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头脑，常常在暗中保护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间休息的时候，丘德 功与几个下放干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几个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国家领导人，不免有不敬微词在里面。这时候高长太走过来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 来了，然后说，莫谈国事，接着若无其事的将话题引到别的琐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时候，经常从地里检几个大树根挂在身上带回去。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什么珍贵药材，不免好奇问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认真告诉我，这是补家里燃料不够时用的，这些树根已经够做一顿饭了。另外丘德功还有一个与 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着锄头回家的时候，爱唱歌。他唱得并不好听，所有的歌到他嘴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终于可以回家的高兴放松调。当然丘德功万万没有想 到，这个嗜好为他将来的飞来横祸伏下了祸根，虽然他唱的都是共产党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观察看，丘德功不是对队领导对他的敌意毫无察觉，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显得与大家毫无区别。这个唱歌的习惯，与我后来发现他的其它特点一样，很可能都是他在那个艰难处境上，为了保护自己故意做出来的轻松。
从周围的谈话中我慢慢对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干部，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没有毕业，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干去了新疆。 初解放，年轻有文化的干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调去学俄文，大专毕业后一直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直到共产党认为他的出身不宜与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人混在 一起时，他才被下放农场。以丘德功的简历，我实在不明白四队的领导为什么对他这样敌视。
后来铲地和秋收的时候，我与丘德功也有一些短时的单独接触机会，但是我感到他并不想与我接近。而我们的首次单独谈话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时经多年，我已经记 不起是因为什么事情冲突的了。好像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说了这种东西某个国家做得比较好(当然不是一个中国的友邦，因为中国的朋友国家当时只 剩了阿尔巴利亚和亚洲几个小国了)，想不到丘德功反应非常强烈，说话都结巴了，很严肃的对我说，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不要认为这些话就来拉拢他，他的阶级 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我被这个意外和牛头不对马嘴的责备搞得狼狈不堪，不知说什么好。丘德功说完这番话后，似乎也为自己的过分反应尴尬，脸涨得很红，默默地 低下头，看起来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无奈， 显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坏人了，就像那个戴在我头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动学生所标志的一样。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涩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背后也被告诫对他也要警惕 呢？而且这些话我是无法告诉他的。这个世道的残酷，荒诞和专横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与队里的地主分子老姜头一样，这些队里处境不好的有各种所谓问题的人，对我比一般工人更严厉，更不见情理，但是一旦我的处境稍有改观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就 会完全撤消，表现出来一种对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这样，在那次使我处境彻底改变的冬训之后(我将在自己的故事中叙述这段有趣的经历， 如果没有那个经历， 我很可能无法熬过后面的苦难， 今天能在这里讲故事了)，丘德功对我像变了一个人，友善而且同情。
农场少有休息，从五月播种到九月秋收，中间都没有星期日和休息日。过了这段时间才恢复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队里的工人终年穿着满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 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却是不一样，他一到休息时，就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记得他总爱穿一件蓝色的条绒夹克衫，这令指导员邵兰新很看不惯。邵兰新凡是看到自己不 喜欢的事情时，就会用一种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这个人一下。这个目光非常慑人，至少令我恐惧。例如邵兰新不喜欢我在食堂吃饭时与一队的难友聚集在一起，要 是他看到了，他就会用这种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扫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见难友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愿让邵兰新看到。记得有一次由于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几乎不见 油水，在难友鲍有光的鼓动下，我们三人去食堂后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这个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干部开会用的，在没有会议的时候也向公众开放，但价钱很贵，我们 只能偶尔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们去小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邵兰新进来了，他就用那种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里直发颤，知道惹祸了。果然回队后，邵兰新在 会上将我大大训斥了一顿，说我最近表现非常不好，放松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当然邵兰新作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后面还要更详细的介绍，我不愿 意大家将他想像成一个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常见的一个阴险，凶悍的坏人。他的个性和是非观念都是非常鲜明的，仅管这些观念非常简单而且无理，这是在他的位置 和处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对邵兰新这种目光不是毫无所察，就是装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没有将邵兰新放在眼里，他毕竟是大学生，常年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现在 不就是下放劳动？ 也没有什么过失。对他来说。邵兰新只不过是一个部队转业的付连级干部而已，没有什么可怕。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灾祸并不来自那个灾祸所给的理由和名 目，而常常根源于对于某人不尊重，这种不尊重，尤其是对你的直接领导，更准确的说不是不尊重，而是没有让你的领导感到你对他很服贴，那么就格外危险了。
所以丘德功照样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齐齐，与队里的工人显得不一样，对邵兰新的目光就像没有看见。
丘德功是个爱动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属于那种阳刚路数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与难友鲍有光的爱球如命的打刁球完全相反。记得我第一次与丘德功打 球的时候，挡不住他有力的两面抽杀，败下阵来。而难友鲍有光却不上场，他冷静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处，发现丘德功有几个落点应付得不好，等到鲍有光上去 时，丘德功就比对付我吃力多了，不过鲍有光也很难赢到他。尽管这样，丘德功还是认为我的球比鲍有光打得好多了，说明他不喜欢那种耍计谋的玩法，喜欢光明正 大的较量。
难友鲍有光是我在中国文学书中从未见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响了几乎所有周围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劳改时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应该说在我之上，我在农场和大庆的 生活到处有着他的影子。他的后来经历之所以没有像我走得那么远，恐怕就在于他的爱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亏，精于计算，那么虽事事得利，却失 去了根本改观的可能和勇气。而我的历程却总是在不善于应付周围的环境的浪尖上挣扎，常常被逼到绝路，然而在绝处为了求生，不得不拼命一博，所谓置于死地而 后生了，走出了一条非我所愿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将来尚有时间将难友鲍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丰富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物库藏。
丘德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象棋，他对我的棋艺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齐齐来找我下棋。这时候如果邵兰新进来了，会非常不高兴。我虽然努力不去看 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双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扫描过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两个反动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与丘德功下棋总是提心吊胆和心不在焉， 怕邵兰新进来，我觉得为了避免麻烦，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时我假装无意的对丘德功说，邵兰新不太喜欢我们下棋，谁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轻描淡写的说， 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似乎脑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长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农场机械厂的车工。他还有一个四岁左右长得虎头虎脑的可爱儿子。大李是一个值得尊重 的女性，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生活在那个精神和物资都是极其艰难的时代，她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勇气都会让令天拜倒在享受，奢侈和虚荣的杰出女性汗颜。
丘德功除了爱玩以外，还有一个特长，这里没有说爱好，因为与他的唱歌一样，我不能确定这是他的爱好，还是他在那个特殊处境下，为了保护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 事情。基于农场除了一个小卖店以外别无商店，譬如钟，手表，收音机坏了是没有地方修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丘德功家里来了，丘德功总是能够修好，当然是不 收钱的。有一次我的手表停了，就请他修，过了几天就给我了，他说没有大问题，里面都是麦屑，太脏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农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休息日， 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又长达十四小时以上，为大家业余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宝贵的睡觉时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无疑在工人的心里留下了好 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训中，大家都在会议上说了很多感激他的话，连对我说他思想反动，不让我接触他的王奎选都说，老丘是活雷锋，我们下班了每天回家精 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噜大睡，老丘还要在灯光下为大家修表，修钟和修收音机。大家的褒扬，并没有缓解邵兰新对丘德功的成见，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扬老丘的时候， 邵兰新的表情显示了一种坚韧的无动于衷，我觉得这种褒扬正适得其反地在邵兰新心中加强他对老丘的反感。他心里兴许再想，这是阶级敌人的蒙眼术，大家阶级觉 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从另一方面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累积起来的在人们心中的感激，最终也没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这些感激在不影响人本身利益的时候，能够换得一些鸡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当对当事人也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我与丘德功还有过几次谈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单独相对。谈话是从丘德功的道歉开始的，他说自我来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来，有时 还恶言相伤，真对不起，显然他一直对我们的首次谈话耿耿于怀，并且为之内疚。接着他问起我因为什么问题被搞到这个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时在众人面前老 实接受改造的唯唯诺诺的面具，毫不掩饰的告诉他，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到了疯狗乱咬的情形，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为了升官入党或者保护己身的人强迫加上的。 不管我怎么说 ，他还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还是认为我本身必定有些问题，有什么辫子给别人抓住了。不过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辫子本身是有罪的，因 为他自己心里也藏着各种，想不通的，不能让人知道的辫子。所以他有些诚挚，也有些带着自以为隐藏的不错的得意，更可能是对于自己恶劣处境的自勉告诫我，要 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他讲这个话时的语调，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至于今天我回忆起丘德功时， 眼前就出现了他说这话的样子，诚挚、坚定而自信：
“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这句话中除了流露对现状的不满，还是认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时候，我好几次内心冲动，想将我初来时，王奎选说的话告诉他，让他小 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这是很危险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拨关系。再说一个自己没有被灾难冲击过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别人被灾难冲击时的无奈和不可自 主，总以为自己离灾难很远，以为在受灾难和无灾难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是非界线，不会相信这种危言耸听的！
不过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话，在丘德功的处境上，这又有何帮助呢？ 一个以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错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恶劣吗？ 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时时想到要警惕别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样牢牢看住他裤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一个人遭殃，何须一定要见到和抓住裤子中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