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收到小峰的电话,母亲于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二时三十分走了。母亲生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享年九十岁。
母亲的走是静悄悄的: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声息、任何影响;与一只蚂蚁离开也差不了多少。母亲已经活得太长了、太累、太苦、她已经不得不走了。事实上她是饿死的,她待在医院中,口里长满了口疮,满嘴是黑色的血迹,看起来很恐怖,根本无法进食。她的手上,脚上的静脉血管都已干竭,无法打点滴。因此她在医院里饿了五天,到第六天终于死了。
我打电话告诉二弟母亲的死讯时,二弟半天没有声音,然后突然暴发出嚎啕大哭:“我对不起妈妈啊,我心里一直希望她早些死,她活得太苦了!”。我也像二弟那样内疚,我们在国外的二兄弟帮不上母亲什么忙。国内的弟妹们早已觉得母亲是一个负担,与母亲同住的弟弟因为婆媳不和,搬走了,留下一个近九十岁的老太太住在五楼的顶上。住在外市的妹妹也显然对妈妈不如以前那样关心了。去年二弟回国时给母亲在里弄中定了一份饭,每天给父母送,但是还没有开始,就被国内的弟妹中断了,说是怕丢面子。我要二弟去电话到里弄问一下谁断的饭,二弟不但不敢去,差一点对我急了。他几乎是叫着说我不能啊,我不敢得罪他们啊,母亲还要靠他们。上次母亲病了,是小弟将她背下楼去的。我建议给母亲请一个全职保姆,母亲不要,弟妹也说不好找,就此搁浅在那里,无法雷池半步。这次住院了,没有人看到可怜的妈妈已经耗尽了她的最后一点力气了,再也无法走出医院,回到她日夜思念的与父亲相依为命的那个几平方的小房间去了。母亲一清晰,就被报导成母亲好了,没有大病。母亲能够反应痛苦了,就被指责为她在闹,将同病房的人搞得无法睡觉,将看守她的人都快拖垮了。电话里担心的不是母亲无法进食,奄奄一息的事实,而是陪伴母亲的人得病了,吃不消了,母亲还在折腾周围人的各种抱怨;是母亲如果出院了,连翻身也要人帮忙了,怎么办的自己负担的盘算。弟妹众口哓哓保姆不好找,我正在奇怪国内为什么保姆这么难找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母亲的死讯。母亲的心脏停住了跳动,她已永远不要保姆了,永远不再闹大家了,永远不再要陪伴了,于是大家都如释重负,拥到干枯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母亲的尸身旁边痛哭起来。
我和二弟对母亲的死都有着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我们在国外没有对母亲尽到孝道。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但不敢批评国内的弟妹,而且建议也不敢多提,为怕他们说我们只动嘴不动手指挥他们。而提出去的建议也在各种原因和困难下不了了之,母亲最后的岁月真是一段被无奈拖着走的日子。前不久二弟回国,母亲要给他三只金镯子,给我和二弟的孩子,可是少了一只,母亲说是妹妹拿走了。我们听了后非常惶恐,妹妹是国内唯一能处理母亲事的人,如果这话传到她耳朵中去,激怒了她,母亲谁来管呢?我与二弟商量着去买一只外形相似的假镯子,蒙骗母亲一下说找到了,让母亲忘了这件事。
母亲的最后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非常无助,当周围的环境已经演绎到对她毫无关心,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她却一如过去,默然相对,用意志和毅力将所有的精神孤独、物质痛苦都驮负起来。终于到了她无法承受的时候,她倒下了,躺到医院中。由于长期的营养缺乏,身体已经破坏到医生无法治疗,甚至无法给她进食和打点滴,一筹莫展地让她走了。听二弟说在最后的日子中,母亲担心的还是不让我和二弟去为她的事情与其它弟妹争执,因为这都是她的子女。她愿意让她最后受的苦,忽视和绝情,都默默地让她带走,不愿看到自己的子女为她的事吵闹。在她的心里,不管子女怎么对待她,还都是她的儿女。如果说有些人的心是用蜜糖包起来的刀刃,那么母亲的心就是用刀刃包起来的爱和善良。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透、理解和懂得罢了。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恨恨怨怨,怨怨恨恨,母亲去的那个地方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是非恩怨又与她何关呢?
我真正不能释怀的是我再也没有爸爸妈妈了,再也不会有人用爸爸妈妈那样的口吻,那样平常的、亲切的、熟悉的声音叫我的小名“大健”了。
我也已经说不出母亲在我的记忆中是什么样子,是她风烛残年时灯枯油干的样子?是她进入天年时童颜鹤发慈悲的样子?是她年富力强时刚强的样子?是她风华正茂时的样子? 母亲在我心中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形像的概念,与我其它最重要的记忆和概念一样,被埋到我心灵最深的地方,陪我去走完所余人生。
那一段段记忆的断片对我是何等亲切和珍贵:
好似我和母亲仍走在南洋模范小学归回的路途上,那是在我们搬家后母亲带我去转学被南洋模范小学接收的时候,满天的阳光洒在走在淮海中路人行道的母子的身上。风吹着母亲的头发,母亲神彩飞扬,她说要每天给我煎一个荷包蛋给我带饭……;
又好似在一个灯光灰黄的晚上,我像一个初试独立飞出去的小鸟,被社会鞭挞得遍身心都是伤痕,带着反动学生帽子,耷拉着翅膀回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坐在我身边,默默看着我,为我的前景耽心和忧愁的目光……;
又好似没有见过火车的我,缠着母亲问火车是什么样的,母亲告诉我火车是用火烧着开动的,所以坐过火车的人屁股都被烫红了。每当家中来了坐火车的客人,我缠着客人问屁股有没有被被烫红的时候,母亲与客人交换的会心,调皮和得意的眼神
……;
又好似我遇到失败和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母亲总是轻描淡写的问我最好的成绩是多少。我告诉她后,她就问我是谁得的,我又告诉她后,她问我他是不是人,我说是人。她说你也是人,你也能做到时,眼神中的坚毅和对我的深信不疑……;
虽然母亲有五个孩子,但是每次我做完坏事的时候,母亲总能从我的眼神和表情中发现出来。这时候她会说“大健, 你又做坏事了吧?”,我支吾着说没有的时候,母亲两句三下的就将事情查了出来。
我只成功地欺瞒过母亲一次,那是初中我最顽皮的时候,我的成绩单的评语照理是成绩优秀,天质聪颖等等,后面通常是女班主任的对聪明孩子顽皮捣蛋的恶行劣迹,既骂又喜的不痛不养的批评。那年班主任换成中国解放前有名的足球守门员高子文,他动了真格,对我的调皮深恶痛绝,评语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我实在不敢让母亲看这个评语,就想用退色灵将那些醒目的话去掉。二个被我妈称为狐朋狗友的同学陪着我,一家一家的找退色灵。到了天黑了还找不到,一个同学说,你妈看了这个评语会怎样呢?我想了一下,母亲最严重的反应是跟父亲吵架时说要自杀,就回答说会自杀。那个同学觉得问题确实严重,不敢打退堂的主意了。我们终于找到了退色灵,可是试了一下,退色后不灵,留下毛毛斑斑的痕迹。这时天已经墨黑了,我已经无退路,就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拿起钢笔来,堂而皇之地将足球守门员高子文老师最猛烈的词语涂得毫无痕迹。回到家中我怀着鬼胎将成绩单递给母亲的时候,母亲先看了成绩,赞许的点了点头。看到被大刀阔斧地划得断断续续的评语时,站在边上的妹妹叫了起来,怎么这样子。谁知母亲平静地说,这是老师划的。
啊,这些与母亲在一起度过的平凡日子,平凡的事情,所有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美丽和甜蜜,变成了我心里母亲留给我的财富,让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母亲在冥冥中交谈。
母亲有一种特有的表情。那是她做了一件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或者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情,被我发现和说出来的时候,会啐我一句“死快翘!"。这时候她脸上露出的一种有点羞涩,有点对孩子聪颖的得意,有点假装生气的表情。而死快翘这个苏北方言所包含的意思,也正是一种假骂真爱,暗含得意和嘉许的标准国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
啊,我多想再看一看母亲那个羞涩、得意、和假装生气的样子啊!
母亲是上世纪初出生的人,出身地主家庭,受到初中教育,对于她那个时代已经是不低的教育了。
母亲爱读书,她的语言来自民间,非常生动。我想我从来没有在哪一本中国小说中,看到过母亲这样丰富的民间语言。母亲尤爱读传记,二零零一年,我带着妻子回到阔别十五年的中国探望母亲的时候,发现她床头上有粟裕的传记。解放战争时,我家还在苏北的一个小镇的时候,粟裕和他的部队曾经在我家寄过宿,所以她对粟裕一直念念不忘。那次访问母亲,使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教过书的妻子大开眼界。当我们要一个别针的时候,母亲说我有,不慌不忙的从一个抽屉中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的放着各种大小的别针。妻子说别针不合适要用橡皮筋时,母亲又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的放着各种大小的橡皮筋。等到妻子问母亲每天早上吃什么,母亲说她最近不喝奶粉了。妻子问为什么。母亲说奶粉大都是荷兰进口的,荷兰正在闹疯牛病。这时妻子已经被母亲完全折服了,变成一个传媒“那个老太太可不得了”的崇拜者。
我以后的爱书与母亲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小时候,我经常将早饭钱,点心钱省下来买书。有一次我想买数学词典,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和算术四卷,一共要近三十元钱。这相当于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我先向父亲要,父亲不同意。我再向母亲要,母亲连犹疑都没有就同意了。后来我劳改八年回到专业上去的时候,轻而易举地赶了上去,四五年后就成为研究所的技术尖子,凭借的就是扎实的数学基础。想起这些我怎能不感谢母亲。可惜我劳改后回到家中去的时候,我当年用早餐钱和母亲的私助买的文学书都已一扫而空,思想进步的姐姐在文化革命时将它们全部扔到垃圾桶里。她认为就是那些害人的书将我引到了思想反动的路上。
母亲生性勤俭,她每天五点起床,将全部地板和家具都擦洗一遍,一尘不染,家中的红木家具都被她擦得灰白色的了。这个习惯她一直坚持到二零零五年左右,这时她走路都颠颠颤颤,从房间这边挪到那边,都要几分钟了。母亲从不肯倒剩余的食品,这对她已经不是一种俭省,而是一种近乎宗教式虔诚的感情,她认为那是一种罪过。父亲曾经调侃她的这种习惯,因为母亲不管什么食品掉在地上桌上都要检起来吃掉。父亲说有一次父亲在挑鼻屎,将挑出的鼻屎放在桌子上。母亲走来了,以为是米粒,没有等父亲阻挡得住,已经放到嘴里了。母亲瞪了父亲一眼,但是习惯毫无改变。
对于父亲,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妻子。
说她是好妻子,因为他对父亲生活上的照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母亲就在盼着父亲回来。即便母亲在做饭,她都能听到和分辨门外父亲走楼梯的声音。这时候不等父亲敲门,母亲就会说“大健,爸爸回来了,快开门”。父亲一进门,她就会说快给爸爸拿拖鞋。如果父亲过了点没有回家,母亲就会开始担心。过久了,就会让我和弟弟到26路电车站去等父亲。我现在一走到三角公园的附近,就会回忆起,我们在冬天夜晚冽冽的寒风中等待父亲的情景。看着一辆辆车开过来,都没有父亲,然后突然发现父亲从车上下来的惊喜,现在回忆起来多么甜蜜。当父亲在我们的陪伴下又说又笑的回到家中的时候,那种家庭的温馨给我今天留下的记忆,不都是母亲建立的家庭文化给我们启迪的吗?
母亲恪守着旧妇女的道德,已经习惯于将好的东西省给丈夫和孩子吃。那种牺牲自己的品德已经像血一样溶于她的体内,无人和无法改变。家里从来不缺钱,可是母亲总是过着一种清贫的苦行僧生活。这种生活到了父亲死后发展到了极致,因为她整个生活的中心,照顾父亲已不复存在。父亲在母亲常年的照料下,已经失去了独立生活能力,以至吃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换衣服……,都无须自己用一点心思。父亲已经被母亲改造成一个服服贴贴,舒舒服服,离开母亲就无法生活的人种。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一种母亲品德造成的自然结果,还是旧妇女一种保护自己的智慧。
但是父亲并不快乐,因为父亲是一个医生,在母亲看来,父亲周围充满了各种女人的诱惑。父亲自己开业时,如果要出诊,母亲总是要将我当作一条尾巴安排在父亲的身后紧跟着。父亲到厂里去了后,母亲每天都仔细询问父亲一天的工作情况。几年后不但对父亲的同事的名字、性格、年龄、了如指掌,连这些人的办公桌在什么位置,母亲都清清楚楚。最后母亲断定父亲与一个护士有染,整天为这个事情与父亲吵架,甚至闹到父亲的工作单位。父亲的领导将父亲狠狠批评了一通,不是因为父亲真有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一个成天待在家中的家庭妇女,竟然比厂里的职工还像职工,对厂里的人和部门如数家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部孩子都倒向父亲一边。我有段时候曾经因此对母亲态度很不好,很伤母亲的心,以至父亲看不下去,找我谈话了。父亲说,你不能对妈妈这样,对你妈好一些。我沉默不语,父亲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事不能全怪你妈妈,我年轻时确实有对不起你母亲的地方。
在父亲与我谈过后,我对母亲的态度好多了,但是在心深处,我并没有原谅母亲。直到天命之年,我听说几个与母亲年龄相近,情形也相仿的家庭妇女都有同样的问题时,才对那个社会中,一个带领着一群孩子,全部生活都依赖在丈夫身上的旧式妇女的这种铭心刻骨的,丈夫被别的女人抢去的恐惧,有了比较公正的理解。母亲在最委屈时,最大的懊丧就是她应该工作,而不应该全部靠在丈夫一个人身上。 用她的话说,她为父亲牺牲了她的一生。
可是父亲又为谁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呢?
事实是,在那个政治斗争空前残酷的年代,是父亲给她提供了一个保护伞,挡住了可能来的各种风风雨雨和外来的伤害,这个道理母亲到死也没有理解。我毫不怀疑母亲的才智是超人的,也正因为她超脱的才智,加上出身不好和不会处人,她如果走入中国社会,五七年的反右和此后的各种运动她是无法逃脱灾难的。
在母亲的各个子女中,我秉承了母亲最多的智慧,聪颖和性格。在中国的社会中跌跌撞撞,有时头破血流,有时大红大紫,好辛苦啊。所以说性格即命运,当一个人有了母亲这种聪颖和性格时,命运是不会让他停下的,他的一生只能东碰西撞,不可自主,出来的是一条自己哭笑不得的轨迹。尽管,从骨子里说,我和母亲都是喜爱平和,静,与世无争,向往大自然的人,可是我们的命运恰恰相反,可能也正因为得不到它们,才格外地向往它们,热爱它们。
母亲走了,我不知能否再和你有片刻相聚的时刻。天国的梦于我是如此遥远,这一生的种种姻缘、经历使我无法相信,我们来之无影,去至无踪。但是我又无法相信那些为人间功利的遗留问题对口设计的,充满人本身思维镜像的各种宗教。生死的谜也许是人无法,也不应该突破的谜。
所以,母亲,祝愿你在天国幸福,并不能使我们的负疚得到赦免。你在这个世界最后受到的苦难,受到的罪孽,是我们五个子女无法洗涤的。死亡给了你真正意义的解脱,因为对你最后的日子来说,死亡比活着要好多了。
但是母亲,你的基因,聪颖和性格,深深地溶于我的细胞和血液之中,我将带着它们继续在这个人生东冲西撞,东奔西波。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女儿,酷像你的孙女,将带着我们的梦,我们的基因,聪颖和性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游荡和东冲西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