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1. 书
3.1.1 (1)
《书》或《书经》，在后世习惯称之为《尚书》。先秦著作中的“书曰”云云，皆指《尚书》而言。除去徵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也徵引“传”。例如，《孟子》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或者为后代所谓的“野史”。可能由于《书》与《传》的关系相当密切，或者由于有些《传》的内容混入《书》中，汉代学者有通称《书》为《书传》之例。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又称“故《书传》、《礼记》自孔子”。两“《书传》”均指《书》而言，与后代称《尚书》之注解为“书传”者不可混为一谈。称“书”为“书经”，当是后世儒家尊之为经典之后的称谓。 “尚书”之名，最早见诸《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因何而成为后世儒家的通称，原因不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墨子学术出自史官，而“书”为史官所掌，故墨子对“书”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而且具有权威性，从而被普遍接受。
“尚书”之“尚”于意何取？后世经学家大都视“尚”为“上”之通假字。换言之，所谓“尚书”，就是“上书”。至于“上”字在此又当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二：其一，“上古”。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其二，“君上”。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记录君上言行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王充之说，两说具备而偏向“上古”说。刘熙《释名》主“上古”说，而王肃《尚书序》则依从“君上”说。《尚书》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这一点无可争议，《尚书》记载的内容大都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这一点也无可争议。因此，以上两说从逻辑上而言，皆无不可；是否确为当时定名者的本意，则无从考核。
虽说《尚书》属于上古无可争议，若问《尚书》究竟上古到何年何月？却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书》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写而成的著作，而是经过多年累积而成的文献。内容函盖大约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距长达一千三百年。其二，内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其三，今本《尚书》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搀有后人伪造的成份。
在普遍认为可信的篇章之中，以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时代最早，其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书》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盘庚》早出一千多年。不过，《死人书》的内容为宗教咒语，其史学价值不能同《盘庚》相提并论。古巴比伦刻在石柱上的“汉穆拉比法典”相传作于公元前18世纪，比《盘庚》约早400年。其馀广为人所熟知的外国古代文献皆较《盘庚》为晚出。比如，犹太《圣经》中的最早作品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印度的《古事记》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这些文献不仅时代晚于《盘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内容亦颇涉神话，远非《盘庚》之为朴素史料可以比拟。要言之，《尚书》之为“上古之书”，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最”，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则实无出其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