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1. 书
3.1.9
“前伪孔传”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有可能为郑冲，然证据不足，未可断言。至于“后伪孔传”的作者为谁？或以为王肃、或以为郑冲、或以为皇甫谧、或以为梅赜，众说纷纷，莫衷一是。其实，王、郑、皇甫等三人，皆只可能是“前伪孔传”的作者而不可能是“后伪孔传”的作者，之所以遭受怀疑，只因误将前、后两“伪孔传”当作一书所致。至于梅赜之遭疑，当然由梅赜献书的传说而来。梅赜献书之说既不可靠，梅赜为伪造者的推想也就从而落空。要言之，前、后两“伪孔传”的作者究竟为谁，依然是悬疑。
不过，究竟谁是“后伪孔传”的作者虽然仍是悬疑，谁应替“后伪孔传”的弄假成真负主要责任却不难追究。前文提到“后伪孔传”是在梁朝突然流行起来的。继梁而兴的是陈。陈朝有位音韵训诂学家姓陆氏，名德明。 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一书，对儒家十二经以及《老子》、《庄子》中难读的字、词一一注音，间或附注字义。 对于《尚书》，《经典释文》选取的版本正是“后伪孔传”而不是贾、马、郑、王的注释本。自唐以降，《经典释文》成为阅读儒、道经典的标准参考书，被《经典释文》选中的版本遂于无形中被接受为“正版”。“后伪孔传”之所以会成为后世唯一的《尚书》版本，与《经典释文》的如此选取绝对脱离不了干系。不仅止此，陆德明还在《经典释文·序录》中错把东汉熹平一体石经当成曹魏正始三体石经，错把马融、郑玄所注的古文《尚书》当成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如此颠倒是非，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后人辨认今、古文《尚书》版本与真伪的难度，从而替“后伪孔传”的弄假成真铺平了道路。
陆德明《经典释文》虽以“后伪孔传”为主，却在“后伪孔传”与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本共有的三十三篇之中附录了马、郑、王三家注本的经文。倘若《经典释文》于马、郑、王三家注本的经文忽略之不予附录，则今人对于真本古文《尚书》的经文便会一无所知。或据此而认为陆德明保留真古文《尚书》经文之功不可没。此说似是而非。如果《经典释文》不曾选取“后伪孔传”而是选取马、郑、王三家中的任一家注本为注音的对象，那么，流传至今的唯一古文《尚书》岂不是就会是真书而非伪书了么？倘如此，则何劳从伪书的附录中去搜残补缺、摸索真书的原貌？
《经典释文》所选取的“后伪孔传”，同流传至今的“后伪孔传”之间也还有些区别。上文提到，姚方兴所献的《舜典》一篇的经传均未被南朝接受。对于这篇《舜典》，《经典释文》也未曾理会，而流传至今的“后伪孔传”的《舜典》篇的经文与传文却均采用了姚方兴所献的版本。“后伪孔传”本来已假，姚所献的《舜典》篇实为假上做假。假而又假，却反而得以久存，真是咄咄怪哉！应替这假而又假却翻成真负主要责任的，是一个叫做刘炫的学阀。堪称学阀者，首先必须真有学问，刘炫学问渊博，当之无愧；其次必须有势力，刘炫名气极盛、弟子众多，也是当之无愧；再其次必须人品卑下，刘炫曾伪造古书，骗取赏金，亦当之无愧。 刘炫仕隋，官至太学博士。隋初广徵图书文献之时从陈朝购得姚方兴所献《舜典》，刘炫参予隋朝廷整理五经工作时用以取代“后伪孔传”原有的《舜典》，并根据如此拼凑而成的“后伪孔传”写成一部《尚书述义》。因其为学阀，由刘炫“订正”的“后伪孔传”遂成为“后伪孔传”的“正本”，随着隋的统一南北朝而通行全国。
隋不旋肿而亡，唐取而代之，唐兴不久也着手整理经典。贞观四年， 唐太宗命颜师古等负责校订五经文字。既经校订的五经，称之为“新定五经”，于贞观七年刊行，定为五经的标准读本。“新定五经”所选取的《尚书》，正是经刘炫拼凑而成的“后伪孔传”，于是，假的“后伪孔传”进一步确立其“真”的地位。 “新定五经”既经刊行，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主持编撰五经标准注释的工作。方法是先选取某一家的注释，然后再对这一注释作“疏”。“疏”，意取“疏通”。所谓“作疏”，也就是对“注释”再作“注释”。之所以须注上加注，因原注撰写的年代久远，其措辞与行文已不便当时一般人理解。如此这般完成的著作称之为《五经义疏》。“新定五经”的《尚书》既然以“后伪孔传”的经文为定本，《五经义疏》中的《尚书义疏》也以“后伪孔传”的传文为标准注释，顺理成章，自然如此。《五经义疏》成书于贞观十六年，因遭当时一些学者非议，几经修改，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 方才正式刊行，并改名《五经正义》。从此之后，通行的五经只有“新定五经”本，通行的注释只有《五经正义》本。
孔颖达等人不仅在选取《尚书》版本上承袭了陆德明的错误，弄假成真；而且在叙述今、古文《尚书》源流时也承袭并且扩大了陆德明的错误，颠倒是非。例如，《五经正义》把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把张霸所传、来历不明的所谓“百两篇”伪书，说成是孔安国所获古文《尚书》的“逸书”，把西汉的张霸说成是晚于东汉末年郑玄的人。这些极其明显的错误为何会出于像陆德明、孔颖达这一流大学者之手？或以为大概出于对孔安国这块招牌的迷信，以及对郑玄的厌恶。迷信孔安国，或者有之；厌恶郑玄，则并无证据；且郑玄所传者，本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迷信孔安国与奉尊郑玄之说恰好相辅相成；更无必要搞错张霸其人其事。然则何以会如此？曰：或因当时学术风气治经者不问史，治史者不问经，经之于史若泾水之于渭水。陆、孔等人虽为经学大家，于史学却不仅孤漏寡闻，而且不屑于检阅《史记》、《汉书》等以核实其耳食。
唐承隋所创立的科举制，以科举考试方式选取官员。唐代科举制中最重要的两科为“进士”与“明经”。进士科试诗文，明经科试经典。“新定五经”与《五经正义》既是官方的五经定本，但凡欲从明经科以求出仕者，皆须遵循之、熟读之自不在话下。以读书为径，以做学问为的者寡；以读书为径，以求官爵为的者众，也自不在话下。于是，马、郑、王三家的古文《尚书》注本因问津者寡而逐渐失传，打着“孔传古文尚书”旗号的“后伪孔传”遂取得了今古文《尚书》各家各派之争的最后胜利。
“后伪孔传”既然打着“孔传古文尚书”的旗号，其经文自然都是用“隶古定”的笔法写成的，其传文也自然都是用汉隶写就的。汉代通用的隶书到唐代已成了古文，更不用说“隶古定”这种用隶书笔法模写的先秦篆文了。为便利阅读起见，唐玄宗于天宝三年 令学者兼书法家卫包把“后伪孔传”全部改写成楷书。唐文宗大和七年仿汉魏之例，把九经皆刻上石碑，因落成于开成二年 ，史称“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完全用楷书刻成，其中《尚书》部份即以卫包的改写本为范本。不久，刻版印刷术问世，九经皆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刻版发行。书籍的流传不再通过手抄，版本渐趋固定，数量亦随之大增，经卫包改写成楷书的“后伪孔传”于是得以顺利流传至今。
不过，流传至今、打着“孔传古文尚书”旗号的“后伪孔传”并不因其假之又假而一钱不值。如前所述，“传”只是注解，人尽可为。不出自孔安国之手，未必不如出自孔安国之手者，也未必不如贾、马、郑、王各家之说。至于经文，只有二十五篇为伪作，而这二十五篇之中许多文字摘抄自先秦文献对《尚书》的征引，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假字概括之。如果作伪者不打着孔安国的旗号，也不冒充真古文本，老老实实地搜集散见于先秦文献的《尚书》文字以补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之缺与“逸 书”之失，则所谓“孔传古文尚书”者，就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真书，而不是一部虽极有价值却终不免“伪”字这顶帽子的伪书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倘若真如此，这部《尚书》就会失去孔安国这块招牌。没有孔安国这块招牌，这部《尚书》还能流传至今而不至于像其他今、古文《尚书》那样相继失传吗？不易言之。
以上便是《尚书》历史的简单介绍。更加概括地说，可以总结为如下数语：《尚书》是一部朴素的、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烧毁。项羽一把火烧尽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书》（假定有所收藏）与用秦篆以及秦隶写成的《尚书》。西汉初，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私藏于家的秦隶《尚书》残卷出，几经传授，分成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其中与今文《尚书》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国献给朝廷，称之为“逸书”。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南北朝南齐之时，魏末晋初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传》失传。不久，南朝梁朝出现又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尚书》，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尚书传》不同，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并且伪造《尚书》经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并令后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今本《孔传古文尚书》虽是伪作，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