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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反唇相讥令李世民一愣。愣后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想找死？不过，这反应只延续了一瞬间就消失了。他魏征绝对不是那种找死的主儿，倘若他想为了名节而死，早在李密见杀时就可以死了，早在窦建德见杀时就应该死了，早在建成见杀时就必定已经死了。不仅不肯死，得了特赦令不旋踵就出来求生，赏个从七品的卑职忙不迭就赶来谢恩，能够心有死意么？绝对不可能！既然不是肯死的主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李世民琢磨不透。琢磨不透，可以问。不过，李世民并不想好言相问。
“蒙赦死囚，居然大言不惭，想找死？”李世民继续诈唬。
“蒙赦，不错。死囚？什么时候判的？找死？绝对不想。再说，刚蒙特赦，倘若忽又见杀，天下人还有谁敢相信太子？”魏征继续反唇相讥。
“哈哈！你还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了？”李世民颇有一些被魏征这话激怒之意，不由得失口发一声冷笑。
“以太子今日之势，想杀谁皆易如反掌。只是不知太子是想流芳百世呢？还是想遗臭万年？”
魏征这话另李世民心头一震。自从李世民萌生玄武门之变的阴谋始，这问题就一直隐约存在于其心。只是事变之前，他不愿意多想，唯恐想多了会犹豫不决，搞不好落得个“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到下场。如今事变成功了，他仍旧不愿多想。为何仍旧不愿多想？业已杀兄、杀弟，少不得还要逼父让位，作恶多端如此，还作流芳百世之想，该不是痴人说梦吧？
看见李世民迟疑不语，魏征猜度出李世民的心思，进而说道：“太子已经喋血禁门之内，倘若不作流芳百世之想，多杀一个魏征，无妨，不足以增恶。不过，倘若有此一想，则杀却魏征，恐难成全。”
“杀却你魏征便难以成全？很会自我吹嘘嘛！”
“自我吹嘘？魏某不敢。魏某窃料：参赞帷幄、入为腹心，不如房杜；冲锋陷阵、出为爪牙，不如尉迟；提百万之众，却敌制胜，不如李靖；居庙堂之上，协调阴阳，不如裴寂。不过，至于犯颜廷争，令主上得从谏如流之名，则实无出魏某之右者。”
“嗯，四个不如，说得不错，看来你还有点儿自知之明。至于犯顏廷争，你好像也还真有这份资质。不过，得从谏如流之名，就能流芳百世么？”
听了魏征上面那番话，李世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捻须想了一想，回答的时候，也不再是冷嘲热讽，而是换成了理性的言语与口气。显然，魏征的那番话，令他心有所动。
“可不。从古至今，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之君，不乏其人。能够容忍臣下进言的，却只得一个。”
“哪一个？”
“据《战国策》所记，齐威王曾经开廷受谤，一时传为美谈。不过，齐威王毕竟只是一区区诸侯，并非天子，事迹也不可深考，所以，…”
魏征说到这儿，把话顿住。目的何在？他希望李世民能够把话接过去。李世民绝对不是不明白的主儿，如果话说到这份儿上还不接下茬，不是无意于流芳百世，就是不信得靠他魏征方能流芳百世。无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他魏征都犯不着再废话。
李世民会意，笑道：“所以，只要我容忍你犯顏廷争，我就可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从谏如流的天子，从而流芳百世？”
“正是。”
“你这主意恐怕不只是为我着想吧？”
“实不相瞒，太子得以为流芳百世之君，则魏某或可附骥尾以传。”
听了这话，李世民不由得又一愣。这家伙是真老实？是大智若愚？还是大奸若愚？无论是裴寂，是房玄龄、杜如晦，还是长孙无忌、高士廉，都不敢在我面前如此这般直言不讳。这家伙果然不同凡响，当真出类拔萃？说不定我还真得靠他才能圆那流芳百世的梦。这么一想，李世民不禁喜形于色，道：“我喜欢同直爽的人打交道，你我这犯顏廷争与从谏如流的戏什么时候粉墨登场？”
“事不宜迟，何妨从今便开始？”
从今？嘿嘿，太性急吧？李世民心中暗笑。本来李世民对魏征还多少有些放心不下，魏征毕竟同房玄龄、杜如晦不同，上过瓦岗寨、跟过窦建德。跟众强人厮混过的，难免桀骜不驯，会不好驾驭么？“从今”两字暴露出魏征原来依旧是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点头称善道：“不错，事不宜迟。咱过几日就开始。”
过几日？听到这三个字，魏征顿时意识到方才的失言。他其实并不如李世民以为的那么呆，只因一时兴奋过度而有所忽略。忽略了什么？他李世民虽然已经掌握实权，毕竟尚未登基为天子。我魏某人的官职，不过是詹事主簿，级别既低下，执掌与进谏又了不相涉。如何能“从今”便开始？可不是还得等几日么！
几日是多久？无多。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六月初四，魏征获赦之后前往太子府谢恩在七月初七，八月初八，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即位于东宫，大赦天下之后，旋即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犯顏廷争与从谏如流的文戏从此开演。
这场文戏表演得如何？也同玄武门内的那场武戏一样，以李世民胜出而告终。以情节论，这场文戏不如那场武戏惊心动魄；以过程论，倒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当时史官编写的实录，对李世民与魏征等人之间的对话记录详细得惊人，名副其实“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由当时的史官编写当朝的实录，本是历代的传统，不足为奇。奇在如此详细，唯恐有所疏漏。何以会如此？显然是史官奉命不得不如此。
一百年后的史官吴兢根据太宗朝的实录私自写成《贞观政要》一书，集中而突出地表现李世民的从谏如流。“根据太宗朝实录”云云，其实有点儿失实，因为其中不乏根据吴某个人的臆想而作的篡改。篡改的目的何在？不是往李世民脸上抹黑，是往李世民脸上贴金。当朝的史官修官书而拍皇上的马屁，可以理解，情有可原。一百年后的史官修私书而为此，难以理解，亦不可原谅。况且吴兢还居然有刚直不阿的名声在外，这就更不好理解，更不可原谅了。难道是李世民的运气格外好，门板都挡不住？
《贞观政要》中究竟有多少无端的歌功颂德？难以考核，因为唐代的实录如今早已失传，无法比较。或问：既然如此，怎么能知道吴兢溜须拍马？因为有《资治通鉴》这么一部书在。宋人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之时，唐代的实录尚存。然而，司马光却至少在实录与《贞观政要》相悖的某一处舍弃实录的记载而依从《贞观政要》的篡改文字。哪一处？不是什么陌生之处，恰好是上文提到的李世民杀庐江王李瑗而夺其姬人一事。据实录，侍中王珪指责其非，李世民善其言而不能用。《贞观政要》改写为：李世民听从王珪之言，立即遣送这女人回娘家。实录是经官方审查并认可的记录，倘若李世民的确遣送这女人回娘家，即使编写实录的史官胆敢篡改事实，污蔑皇上，其篡改也绝对不可能通过审查与认可。吴兢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篡改事实，却竟然倍受司马光的赏识。《资治通鉴》不仅在正文中依从《贞观政要》之曲说，而且还特意撰写如下按语：李世民是贤明之君，既然器重王珪之言，怎么可能不用?按语的逻辑荒谬可笑之至。不过，还幸亏有这按语，否则，《贞观政要》的篡改就无从知晓了。
后世学者大都尊奉《资治通鉴》为历史经典，《贞观政要》在后世史学界也极其流行，李世民从谏如流的贤明形象遂因这两书的吹捧而深入人心、至今不可动摇。李世民的运气如此，替李世民划此计谋的魏征又如何？恰如魏征自己的算计，“附骥尾以传”，成为有史以来天字第一号犯顏廷争的直臣。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年号贞观。后世评论中国历史，罕有不视“贞观之治”为盛世之治者。所谓贞观之治，究竟有些什么内容？众评论家所津津乐道者，大都见诸《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所述，当然并非全部虚假，不过，内容以言论为主，有关实际行动的记叙不多。言论是否付诸施行？未可深考。既经施行的作为，是作为个案处理？还是定为普遍的法则？亦无从深考。倘若剔除这些未可深考的言论不谈，贞观年间发生的大事不过四件。
其一，恢复封建。恢复封建？不错。封建制早在秦朝就已经废除，西汉初年一度恢复，恰似昙花一现，不旋踵而亡。近百年来人称自秦至清，非封建、反封建的帝制为封建制，实为对封建一词的误解。李世民为何企图恢复封建？无可追寻。不过，原因虽然不明白，结果却清楚得很。什么结果？不是什么好结果。李世民恢复封建的努力因受封者的抵制而流产。受封者为何会抵制？因为李世民企图恢复的封建制，并不是独立于天子朝廷的健全的封建制，而是仅仅予以行政权而没有兵权与财权的世袭制。受封的达官显贵习惯了京师的豪华生活，不愿为这点儿世袭的好处而永久性地流落外地。李世民试图恢复封建之举，无论是否明智，既然以流产告终，自然是不能以丰功伟绩视之，只能视之为败笔。
其二，纂修《氏族志》。所谓氏族，并不泛指姓氏，而是专指世代官宦人家。当时民间流俗以崔卢李郑四姓为氏族之冠。不过，其中的李姓，并非李世民所属的陇西李，而是赵郡李。李世民登基伊始，便吩咐高士廉等人重新审定氏族的高下。目的何在？李世民似乎并未交代清楚。为何不交代清楚？也许是不好意思开口，也许是以为高士廉应当能够体会领导意图，用不着他开口。岂料高士廉等会错意，编写出来的《氏族志》收编天下二百九十三姓，定为九等，依旧以崔卢李郑四姓为氏族之冠。李世民见了初稿，勃然大怒，呵斥高士廉道：民间流俗以崔卢李郑四姓为尚，分明是蔑视我大唐的官职爵位，如何能够依循？拿回去重编！
重修过的《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后族次之，把原本名列第一的崔民干降至第三。崔民干并无爵位，官职不过黄门侍郎。无论是就爵位还是官位而言，皆不足以紧随皇族与后族，之所以名列第三，显然仍旧是依照民间的流俗。对于这样的安排，李世民肯接受么？不仅接受了，而且下令颁行全国。原因何在？是屈从于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如此？还是满足于自己与自己老婆家族的分列第一、第二，其他的就懒得予以计较了？无论原因为何，《氏族志》的纂修，也谈不上成功。况且，降至隋代，名门望族不利于社会稳定之流弊业已十分明显，所以至隋代而有科举之发明。李世民之智，不足以见此，汲汲于以树立门望、确定氏族等级为务，即使不说是倒行逆施，至少是没有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可言。
其三，破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不过，领军的统帅并不是李世民而是李靖。不仅止此，李世民之志，本来并无消灭之意，仅在臣服而已，并且已经遣使接受颉利可汗的投诚。李靖怀疑颉利可汗的投诚不过是缓兵之计，趁其不备而掩袭之，方才致令东突厥全面瓦解。换言之，灭突厥之功，难以记在李世民的头上。
其四，征高丽。这一回，不仅主意出于李世民自己，而且由李世民挂帅亲征。倘若胜，则为李世民之功无可置疑。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据史册记载，高丽与靺羯联军数十万扼守驻跸山。李世民望见，面有惧色。江夏王李道宗献策道：高丽倾国而来，平壤必然空虚，臣愿提精兵五千袭其根本，如此，则数十万之敌可不战而降。李世民不应。既合战，为高丽所乘，几乎倾覆。伤亡惨重，退回幽州。同样根据史册的记载，李世民应当是能征惯战的高手，为何临阵而惧？为何不懂得采纳李道宗之谋，以致铸成大错？难道见诸史册的以往的战绩，大都含有吹嘘的成份？或者并非李世民的功劳？无论如何，李世民亲征高丽的败绩，绝对超过隋炀帝。之所以未曾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仅因没有冒出个杨玄感。否则，唐继隋之后，不过二世而亡亦未可知。
综观以上四事，可见所谓“贞观之治”，实在皆为败绩。既有败绩如此，而李世民竟获英明皇帝之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岂易言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