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不曾以美国获胜告终，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否会获得如美国意旨的结局尚在不定之天。不过，倘若据此而以为美国文化输出并不成功却大错而特错。事实上，美国文化如今大有在全球泛滥成灾之势。任你走遍天涯海角，说话离不开美式英文“OK”、“吉普”、“卡基”，穿衣难免美式时装牛仔裤、“T恤”、球鞋，吃快餐躲不开美式快餐“麦当劳”、“肯德鸡”、“必胜客”，喝冷饮无非是美式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百威”啤酒，听音乐少不得美式音乐“摇滚”、“滚石”、“爵士”；电影一任美国好莱坞统领风骚，游乐总由美国“迪士尼”独占鳌头，新闻广播看美国“CNN”风头出尽，股票市场唯美国华尔街的马首是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说美国文化“全球泛滥”，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至于说“成灾”，则只是柞里子的一己之见，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视为福从天降也未可知。
美国文化的泛滥全球大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欧洲列强表面上各有胜负，其实是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伤得元气殆尽，于是美国文化趁虚而入，随着马歇尔重建欧洲的经济数划侵入欧洲，所向披靡。至于日本，则直接受美国统治多年，受美国的监护以至于今，因而日本战后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完全由美国一手包办，本来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日本文化遂迅速美化。以美式英文为主体的日语外来语如决堤之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创造这些外来语的必要性却似雾中之花，水底之月，依稀朦胧甚至无有。举此一端，可见其美化程度之广之深。
马歇尔计划本来也包括中国在内，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遂。不过，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结束而来的美国文化浪潮虽然未曾波及中国，中国却并非不曾受到美国文化的入侵。事实上，美国文化之入侵中国早在20世纪之初即已开始，而且不是像对欧和对日的文化入侵那样出于机会和偶然，而是出自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计划。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署城下之盟，勒索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美国为八国之一，却于一九零八年宣布有条件退还部份赔款，其条件是所退赔款只能用于培养留美学生。如此退赔的用意，不在退赔而在文化输出明显之至。(据另一说，退还的不是赔款而是部分受贿的赃款。不过，无论所退者为何款项，其目的并不受影响。) 在如此退赔的方案下，美国不仅在中国建立了美式学校（比如，清华大学的前身即为凭借退赔庚款而创始的留美预备学堂），栽培了一批依靠退赔庚款而留美而亲美的学生，并由此而掀起一股留美的热潮，造就一大批虽非凭借退赔庚款却同样留美并亲美的学生。这些留美学生回国之后，凭借美国的势力而把持或垄断中国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于是，中国文化的一切领域皆改宗西方为正统，而中国固有的种种都得冠以“国”、“中”或“民族”等字样以示其非主流。
比如，中国画得称为“国画”、中国医学得称为“中医”、中国音乐得称为“民族音乐”、有关中国的学问得称为“国学”。西方的种种固然也可以冠以“西”字，但其作用只是强调其“非中国”而已，与“非主流”无涉。无冠词的“医学院”实仅指“西医学院”，无冠词的“乐团”实仅指“西乐团”，无冠词的“美术”实仅指“西方美术”，即其佐证。其实，就是所谓“西”和“东”这一简单的方向认识，也由这批留美并亲美的势力垄断中国文化之后出现改观。否则，如果中国人仍视“中国”为“居中央之国”，则所谓“东方”，实为“中央”，所谓“远东”，实为“近东”，所谓“中东”，实为“中西”。
这类“改观”往往通过所谓“科学”的途径而输入，因而罕为人知其为美国文化入侵之结果。比如，方向意识的改观，就是经地理学而输入。再如，中国人素以“炎黄子孙”自居，自从引入人类学之后，受过教育的人就会邈视这种“非科学”的观点，而接受中国人为蒙古人种的所谓“科学”的观点。实则，“蒙古人种”的说法并非出自科学的推理，而是文化的产物。无论是从起源的时代、文明的开化、文化的影响、人口的数量和国土的面积等等一切可以作为推理的标准来分析，中国人都绝对不可能成为蒙古人的亚种，只是出于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无知和蒙古的武力曾经一度涉及西方，才会有如此谎谬的分类。
或曰，名称问题无关紧要，舍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称谓而改从西方的称谓并无所失。此说似是而实非。从纯粹语言逻辑而言，把“东”说成“西”，或把“中国人”说成“蒙古人”，的确无可无不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改换一种说法本身，而在于为什么要改。两千年前秦朝的权臣赵高为试探自己的权势，故意在皇帝秦二世面前跪称一头鹿为马，秦二世大笑赵高谎谬，可是朝廷上的臣子慑于赵高的权势，无不阿附于赵高。赵高于是得知大势已成，遂弑秦二世以谋篡夺。由此可见，名称的变异其实意味着潮流的转向和权势的易手。中国人放弃自我文化中固有的称谓并不只是换个说法而已，而是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式微。
更为重要的是，一切定义都由名称而表达，一切逻辑推理都建立在定义之上，在名称上依附于人，则不能不在定义上也依附于人，在定义上依附于人，则不能不在推理上也依附于人。左撇子打球有可能出奇致胜，左撇子写字则难于同用右手者竞争，因为写字的方式和方法是用右手者根据用右手的长处而制订的。同理，放弃自我的推理方式而追随他人的推理方式，只可能束缚自我的思维，限制自我的创造。长此以往，则罕有能不在文化上沦为他人殖民地者。
此话绝非凭空想象，实有端绪可征。上文提到日本自从接受美国的统治和监护之后盲目地出现一大批以美式英语为主体的外来语，类似的现象目前正在中国出现和流行。比如，“托口秀”源自“talk show”，“克隆”源自“clone”，“多媒体”源自“multi-media”，电子计算机硬件术语“鼠标”源自“mouse”，电子计算机软件术语“菜单”源自“menu”，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出现外来语，为文化受到入侵的迹象，盲目出现外来语，则正是追随他人推理方式从而丧失自我思维能力的迹象。之所以称上述外来语的出现为盲目，是因为汉语并非缺乏表现这些英文词汇的能力而非如此这般生吞活剥不可。比如，“talks show”可以译作“单口相声”、“clone”可以译作“自体分生”或“自体繁殖”。“media”译作“媒介”本已通行多年，音意兼顾，远较译作“媒体”为胜。“mouse”之得名固因形似玩具老鼠，也因“鼠”在美国形像可亲可爱。比如，“米老鼠”就是“迪士尼”游乐园的招牌。“鼠”在中国则一向同卑鄙恶龊发生联想。比如，“鼠目寸光”，“贼眉鼠眼”，“鼠首两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比比皆是。照搬“鼠”字，于意于趣两无可取，当根据“mouse”的作用译作“定位键”。“menu”虽有“菜单”的意思，但在软件中的用意为“功能表”。中文“菜单”一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引申出这层意思，其生吞话剥之程度远过于将“milk way”译作“牛奶路”的老笑话。
如此这般盲目制造外来语，并不限于恨不得全盘美化之流，甚至一些自以为反美的英雄好汉也往往在所不免。比如，《妖魔化中国》一书的作者们想必不是坐视中国文化泯灭而无动于衷者，其书名中的“妖魔化”一词却恰恰是盲目制造外来语的典型产物。“妖魔化”源自“demonize”。“demonize”，其实就是“丑化”的意思。或许是因为对应于“demonize”的名词“demon”的意思大致相当于中文的“妖魔鬼怪”或“螭魅魍魉”，这批作者们于是以为译作“丑化”还不够确切。殊不知“丑化”者，包含“诋丑歪曲”、“造谣中伤”等等意思在内，并不只是“搞得难看”那么简单。此外，“丑”的本字为“酉”旁加“鬼”，不仅已经有“鬼”在，而且是个喝醉了的“鬼”。
盲目制造外来语的下一步极可能是乾脆放弃中文而用英文。这话也绝非凭空设想，也是实有端绪可征。台湾和香港两地大学理工科教材都用英文而无中文版就是极好的明证。香港或可归咎于直接受治于英国多年，台湾则除文化上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外，无可解说。
失去自我思维能力的迹象，不仅放映在盲目制造外来语，在现代汉语语法学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一种语言的语法，应绞是出自对该语言自身遣词造句方式之分析和总结，而所谓现代汉语语法，却出自对英语的生搬硬套。英语有所谓八大词类，现代汉语语法于是也有所谓八大词类，英语非动词不够成一句英语，现代汉语语法于是也称非动词不构成一句汉语。如何解释“山青水秀”、“柳暗花明”这类无动词的句式呢？生搬硬套者于是说，那是“山是青的”，“水是秀的”，“柳是暗的”，“花是明的”的省写。且不说所谓的“非省写”并不实际存在而只是出于杜撰。即使实际存在，所谓“省”与“非省”，两者并非一种意义的两种表现形式。有“是”、有“的”句式所表现的是一种客观的陈述，无“是”、无“的”句式所表现的是主观的印象，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英语借助动词的变化而表现“时态”，汉语的动词无所谓变化，于是现代汉语语法遂称汉语没有“时态”。殊不知所谓“时态”者，是任何语言皆不可缺乏的成份，只是表达方式可以各不相同而已。如果汉语真的没有时态，那么汉语就不会有“我吃饭”，“我睡觉”和“我吃过饭”，“我睡过觉”这样不同的说法。汉语通过“曾”、“已”，“过”这样的非定指时间副词而省却动词变化的麻烦，本当视为一种优点，却被歪曲为欠缺，好像汉语不能清楚表达动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似的。可见生搬硬套之患，还远不止于牵强。
在这批所谓现代汉语语法学者中，有赵某人，居然无视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的事实，仿英语词干词尾之说，称“桌子”，“椅子”的“桌”与“椅”为词干，“子”为词尾。尤为可笑。赵某人的汉语语法用英语写就，在美国发表，以教授美国人为目标，如此比拟不伦，或可收学生心领神会之效倒也未可知。却被国内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者捧为经典，译成汉语在国内发表，则实难免崇洋媚外之讥。或曰，八大词类云云，不仅英语如此，德法意西俄等等各语无不如是，拒不接受，不能无标新立异之嫌。但凡作如是想者，皆缺乏语言学的基本常识。英德法意西俄分流而同源，故其语法可以有共同基础。汉语同这些语言了不相涉，故汉语语法必须另辟蹊径。中国人往往小觑日本人，以为日本人一味模仿抄袭。日语语法学者却能摈弃八大词类的说法，根据日语的特点而建立日语的词汇分类法。至少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人远较中国人更具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曰，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式微，与其说是美国文化输入的结果，毋宁说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结果。就输入文化的内容而言，这话不为无理，但无论其输入文化的内容为纯美国的、偏重美国的、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西方的，其输入中国均大都假质留美和亲美者之手则无疑。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四点因果交错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其一，留学美国的人数远远超过留学其他国家的人数。其二，懂英文的人数远远超过懂其他外语的人数。其三，译成中文的外文著作绝大多数原本为英文作品。其四，虽然英国和美国同用英文，但凡英国和美国有明显显差异之处，中国所效仿的都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中国交通规则仿效美国而不仿效英国就是一例。
促成美国文化入侵中国的这批留美并亲美的代表人物之一为胡适。有人吹捧胡适，说什么胡某某毫无凭借就赶走了北京大学的保守势力云云。其实，胡某某何偿是毫无凭借，胡某某本人对于自己所凭借的靠山比谁都清楚，否则，也就不会腆着脸把并不曾获得的美国博士学位的头衔印在其所着《中国哲学史》的封面上吓唬人。以胡适为代表的亲美思潮曾一度在中国国内表面上受挫，实则由其徒子徒孙一脉相承以至于今而未曾多损。在当今新环境下，一度蛰伏的亲美文化思潮重新抬头，掀起又一次留美的热潮。如今胡适在国内时来运转，又有所谓陈（寅恪）学和钱（钟书）学兴起，这固然是学术开放使然，然亦皆为美国文化再度入侵中国的证例。无可否仍，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先中国，倘若某人以科技为专业，留美学成而归，贡献卓著，被人崇拜为权威、捧为泰斗，无可厚非。然而，胡、陈、钱均不属此。三人之学皆以中国的文史哲为其领域。其被人追随、崇拜和吹捧的根本原因，并非因为其学术的造诣远出其他同行学者之上，而只是因为三人者，皆出身于或任教于美国创办的学校，并皆受知于美国的学术界。美人以为重，于是国人也以为重，如此而已。留美回归者固然并不能都象胡、陈、钱一般青云直上，不过，视胡、陈、钱为典型则可，视胡、陈、钱为特例则不可，因为凭借留美而占便宜的远不止胡、陈、钱等寥寥可数之数，而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柞里子曾看见过四十年代好几所大学的教职员名册，其中但凡留美者无论所学者为何，也不问年龄老少，一无例外均为“教授”；而不曾留学者则即使所学者为中国之文史哲，即使年逾不惑，滞留在“讲师”一级者良多。就是在政治上反美最激烈的五十年代，留美者同样在学术和教育界出人头地。不信的人只消看看当年教授评级的结果就一定会前疑顿失，因为一、二级教授的职位几乎让留学美国者所垄断。据说，如今这种留美回归旋即升迁的风气有增无减，以致有些本来无意留美的人只是为了晋级加薪，也不得不设法来美国镀金。如果的确如此，则实可悲可叹之至。
然而，目前中国文化亲美思潮中最令人耽忧的，窃以为还不是留美回归的人在地位、名声和金钱上占尽便宜，而是电子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对美国软件，尤其美国操作系统的莫明其妙的依附。但凡在美国吃电子计算机技术这碗饭的人大都明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道斯”（DOS）以及在“道斯”基础之上开发出来的“窗”（WINDOWS，包括后来的和NT、XP 等等），在技术上毛病甚多。这一系列操作系统之所以能在美国个人电子计算机工业中形成近乎垄断的地位，依靠的并不是技术上的优势，而是庞大的“安装基础”（installation base）。换言之，只是因为大多数公司业已在先在“道斯”上投下太多人力和物力，舍不得放弃或实无法放弃，因而不得不在支持“道斯”的“窗”上进一步投资。“道斯”之所以曾一度风行，基于在当时电子计算机工业居实际垄断地位的IBM的大力支持。IBM选用“道斯”的原因也绝非以为或误以为微软的“道斯”在技术上优于其他公司的产品，而只是因为IBM向来不同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公司合作，而微软的规模在当年小得IBM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令之灰飞烟灭，其超越IBM的前景万万出任何人的意料之外。“窗”的流行首先是基于“道斯”业已流行，也就是说得力于所谓“安装基础”的庞大。其次是因为微软在“窗”上开发的“办公软件”（Office）有优于其他同类产品之处从而深受经理人员的欢迎。经理人员除办公应用软件之外，对于电子计算机一无所须因而也一无所知，大都在电子计算机和个人电子计算机之间划等号，在电子计算机和电子计算侬的操作系统之间划等号，在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上划等号，在应用软件和办公应用软件之间划等号，从而得出微软即电子计算机的谎谬结论。本文曾反复提到，美国公司的决策权完全操在治人的经理人员之手，技术人员无予焉。美国公司决策者既然大都得出如此这般谎谬的结论，美国公司大都选取微软的“窗”和NT为其标准电子计算机操作系统，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既无所谓“安装基础”的因素，又并非在技术问题上完全依赖非技术上的门外汉，却也纷纷拜倒在微软门下。且不说微软的“窗”在技术上远逊于其他操作系统如UNIX等，即使“窗”诚为技术上最先进的操作系统，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追随微软的“窗”和NT也无异于束手自缚。理由简单明确之至，微软的操作系统是美国人开发的产品，其原版为英文自不在话下，欧洲和日挂是美国最重要的市场，在英文版问世之后继而推出的是法、德、日文版，然后才会轮到中文版，也自然是不在话下。换言之，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一旦依附于微软的操作系统，这两项工业和其他一切依赖这两项工业的行业均必然永远落后于美国也自不在话下。此为中国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绝不可依附微软的理由之一。微软的操作系统既为美国人所开发，其版权归美国人所有自不在话下，版权既归美国人所有，更新中文版的权力自操在美国人之手，而不在中国人之手也自不在话下。既然如此，一旦美中交恶，倘若美国人拒不继续更新中文版，试问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以及其他一切依赖这两项工业的行业将如何继续生存和发展？此为中国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绝不可依附美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的理由之二。
窃以为有这两条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应当就足以引起中国有关方面的警惕，更何况这两条理由同时并存。说中国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莫名其妙地依附于美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还不仅在于微软的操作系统并非技术一流，也还不仅在于即使其为一流也绝不能依附，而且还在于中国人在美国计算机软件工业中人才济济，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主要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大都依赖中国人为其技术骨干，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和信息管理工业不设法吸引这些人回归，致力于开发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却因循苟且于依附甚至非法盗用美国的产品，舍“莫名其妙”之外，实无词以形容之。特别指明这一点的目的，在于说明同工业革命时中国因欠缺人才从而落后于欧美的情况不同，中国在信息革命的今天实有足够的人才与美国抗衡。如果因为如上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而坐失良机，致使中国文化进一步陆沉，实难逃历史的谴责。
美国文化输出虽或得之于偶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无论胜负均须乞食于美国），或得之于处心积虑（比如，利用庚子赔款收买中国的知识界），其输出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如此的成功，所依赖的基础却并不是机会，也不是计划，而是财富。近百年来美国在物质文明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四十年代以来更拥有可望而不可及的绝对优势。说美国财富的绝对优势可望而不可及，不是信口开河，实有案可稽。据最新一期《富布司》（《FORBES》）杂志的报导，美国前四百名首富的财产之总和超过一“trillion”美元。之所以用“trillion”而不用中文，绝非有意同盲目制造外来语者一较高下，只是因为“trillion”之大，业已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想象，因而在现代汉语中实无字以对应之。说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想象，是因为中文的“兆”字本来正好相当美式英语的“trillion”，只是在现代汉语中“兆”字的意义缩小了六个零，成了“百万”，而不再是相当于美式英语“trillion”的“万亿”。（之所以反复强调“美式英语”，是因为“trillion”在英国为数更大，不是“万亿”，而是“万亿”乘“百万”，其结果之大，就连想象力远远超过今人的古人也不曾虑及。）“万亿”究竟是什么意思？数学概念明晰者或许满足于“十的十二次方”的解释。
可能是考虑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数学概念不那么明晰，《富布司》杂志在说出“万亿”之后，作了一个注脚，说这数字刚巧超过中国国民经济产值之总和。中国的经济虽称不上多么发达，但中国绝非小国寡民，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在世界上虽不是数一，也不是数二，却也数不过三、四。四百个人的财富居然能超过十亿人口一年生产之总和，真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
物质文明对小民百姓的吸引力从来远远高于侪神文明，这一点早为中国人所深悉。否则也就不会有所谓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也不会强调衣食之足须先于礼义之教。当财富的优势达到美国如今这般地步的时候，恐怕就连孟子以为足以不受惑于财的所谓“士”，也难免不一旦弃所固学而相从，更何况“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庶民百姓。明乎此，眼见见举世之人把美国文化的种种，精糟不分、优劣不辨，统统当作美好和时髦的偶像，追之逐之，争相效仿，唯恐不及，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去财富的诱惑之外，美国文化以英语为表现形式，无疑是促成美国文化输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大英帝国积数百年殖民经营，不仅打下一大片以英逄为官方语言的天下，而且使英语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国语。伴随大英帝国没落而兴的美国，坐享其成，承继这批文化遗产。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激也，而闻者彰”。以财富之实，配英语之表，其效应正好等同登高而招、顺风而呼。
除财富和英语之外，美国文化的以基督教为根源，当为美国文化输出之所以成功的另一主要原因。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之深之远，说见前，此不复赘。
促成美国文化输出的第四个因素，窃以为同美国为白人的天下不无关系。美国虽号称民族混融的锅炉，混融的结果却始终以白为主流，因而美国文化也始终是哑人的文化。近三百年来欧美列强的势力所向披靡，遍及全球，不仅在白人心目之中播下白人至上的种子，也在受白人掠夺宰割的准白人种心目中诞下恐白、崇白和媚白的病症。白人因屡战屡胜而起狂妄自大之心，势在必然。非白人种因屡战屡败而恐，因恐而崇，因崇而媚，虽非势在必然，其实也当在意料之中，只是碍于面子，点破者甚少而已。
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频遭英、法、德、美等的掠夺劫洗，一再签定城下之盟，却只闻一片谴责自我当局如何如何腐败无能之声，不闻向英、法、德、美追还公道者。一旦遭到非白人种日本的侵略，则同仇敌忾之气、愤恨复仇之心至今犹烈。日本人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之渊薮，即使夷昆仑山脉为平地亦不足以填平之，此为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事实。日本历届政府对侵华罪行始终态度支吾扭捏，甚至有意隐瞒，实可鄙可恶之至，此亦为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当英、法、德、美等列强入侵中国之际，直接死于列强刀枪之下的生灵难道不也是数以万计？直接毁于列强战火之中的财产难道不也是数以亿万计？间接的财产和人命的损失难道不也是浩瀚无涯、无从统计？英国为这批列强的元凶首恶，英国人不曾向中国道歉，英国人的历史教材之中大多没有“鸦片战争”这一词汇，英国人的支吾扭捏，以至有意隐瞒，难道不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如果不是恐白、崇白、媚白综合症在作怪，试问中国人何以会如此厚此而薄彼？
“五四”运动向来被视为爱国主义的典范，触发“五四”运动的原因是欧美列强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如果说“五四”的动机纯粹是爱国主义的，试问这爱国主义为何不在德国侵占山东时触发？为何不在反对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同时也要求收回英、法、俄、美等一切外国势力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如果转手的对象不是日本而是英、法、俄、美，“五四”运动是否会暴发呢？极可能不会。何以知之？从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易手揣测可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香港，日本战败投降，香港转交英国而不是归还中国，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不曾暴发任何运动，平静得无以复加。倘若不是患有恐白、崇哑和媚白的综合症，试问这一动一静之别又从何而来？
前些年日本有人觊觎钓鱼岛，各地区的中国人群情异常激动，包括寄英人篱下、向以奉英人之公、守英人之法而自豪的香港居民在内。声讨之余，尚有亲临钓鱼岛欲于日人决一死战者。英人趁贩毒战胜之机割擂香港长达一百五十年有奇，何以从未有如此之愤慨？不仅未有如此的愤慨，当中国收回香港之际，公然反对者居然不乏其人，私下叹惋者居然也不乏其人。如此这般亲英而仇日，若不名之曰恐白、崇白、媚白综合症，试问将何以名之？美国文化既为白人文化，自然不难为其他白人文化所接受；既居白人世界的领导地位，自不难使恐白、崇白、媚白综合症演变而为恐美、崇美、媚美综合症，并利用之为其文化输入非白世界铺平道路。
不过，美国文化入侵中国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上述种种从中国的角度观之，可以归结为“外因”的原因之外，尚有内因。在进而剖析这内因之前，请先读一读柞里子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短文：
人在世上有幸有不幸，有遇有不遇。人的幸与不幸和遇与不遇，在天道之莫测。事在世上同样有幸有不幸，有遇有不遇。事的幸与不幸和遇与不遇，在人理之无凭。天道高远，何敢置喙？人理浅近，姑妄论之。比如，提起中国文化上的厄运，无不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罪魁祸首。殊不知所焚者限于民间的书籍，藏于府库者直到西楚霸王纵火焚烧阿房宫时方才化为灰烬，而项羽焚书之罪却少有人言及之。又如，清代之纂修四库全书，赞其保存古代文献之功者众，数其删禁焚毁书籍之罪者少。再如，近代之所谓新文化运动，仅闻其如何有功于文化之普及，有功于文化之革新，其导致中国文化传统面临中断之过却从未听人说起。其实，其功劳究竟如何，商有待商榷，其罪过之难逃，却无可置疑。
所谓有功于文化之普及，无非是说文言艰难，白话简易，故用白话取代文言能收普及之效。文言之艰难在今天有甚于白话，此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在认识到文言艰难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文言本不如今天这么难。文言在今天之所以会难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是因为一般人根本不曾接受过文言的训练，而之所以会根本不曾受过文言的训练，正是因为文言在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和否决之后，白话业已取代文言成为当今唯一合法的通用文体。柞里子曾见过一些老一辈的人物，虽然活到白话盛行的时代，其接受教育的年头却不巧恰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前。因从未受过白话文写作的训练，竟然只会写文言而不会写白话，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时不得不清人捉刀，将其用文言写成的底稿改成白话。如今来美国留学者，大都能大致听懂英文，但如果不是来自广东，大都于广东话一窍不通；如果不是来自上海，也大都于上海话一窍不通。广东话和上海话无论如何难，毕竟是中国方言，绝无难于英文之理，之所以会好像比英文还难，也是在于训练的有无。以上两例说明，难与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与否，而并非根源于表达方式本身的性质。
撇开文言与白话孰难孰易的争议不谈，即使承认白话的确较文言为易，也并不能由此而直接得出用白话取代文言就一定会有利于普及文化的结论。同文言一样，白话也有遣词造句的讲究。写白话文并不等于如实记录口头所说那么简单。有不少人不明此理，因而一辈子写不出一篇文从字顺的白话。一般来说，从识字到能写一篇勉强达意的白话文，至少需要六七个学年的正规训练。如果经过同样时期的训练，也不难写出一篇勉强达意的文言，只是写出一篇精彩的文言可能要难于写出一篇精彩的白话而已。换言之，推广白话文可能只是更有利于靠卖文为生的作家，并不见得更有利于一般民众，因而不见得同普及文化有多少关系。
其实，文化之普及与否，关键在经济状况而不在文字逄言的表达方式。即使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没有任何区别，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的普及程度也一定会高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拿得出更多的钱来办学校，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接受教育的人越多，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文化自然更普及，文字本身的难易实无与焉。
所谓新文化运动有功于文化之革新，其说大致有二。第一，白话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创新。第二，用白话取代文言使中国文化能适应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以为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的创举，以为陈独秀、胡适之、周树人之流为白话文的第一代宗师，以为在新文化运动前中国不存在白话文，以为在陈独秀、胡适、周树人之流之前中国不曾有人会写白话文，纯属误解。更早的不说，宋朝的话本小说就是白话之作，元人的小说《水浒传》，清人的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也都是白话之作。不信的话，不妨读一读下面这一段摘自《儒林外史》的文字：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
《儒林外史》成书于一七五零年以前，不仅早于所谓新文化运动二百五十年，而且其文风之“白”，也绝不在被捧为白赶宗师者的作品之下。
所谓适应现代化社会之需要，无非是以为撰写科学和翻译外文非白话不可。这种认识也同样是不折不扣的误解。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用先秦古文写成的《墨子》中就有探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篇章。成书于汉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也是用古文写成的。此外，最早把圆周率推算到现代水平的祖冲之，发明“杨辉三角”的杨辉，其数学论文和专著也都是用文言写就的。更有讽刺砩味的是，在文言流行的时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稳居世界的上游，到了白话风行的时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有所提高，却反而是下降了。柞里子并不认为白话的风行同科技水平的相对下降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只是想指出文言并不阻碍科技的发展，科技不待于白话的产生而后方能生存和进步。
以为只有白话才能胜任翻译外文，更为无稽之谈。林抒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至今被翻译界奉为标准的“信、达、雅”，正是由文言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严复有关西方生物学、哲学和经济学的译作如《天演论》、《慕勒名学》、《原富》等既是科学无须白话的明证，也是翻译无须白话的明证。柞里子曾试比较过用文言和白话两种方法翻译外文。据柞里子的经验，用文言翻译远比用白话翻译容易，其原因在于中文文言的语法远较中文白话的语法接近西方语言如英、法、德、意等文的语法。
综上所述，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云云，即使不说是子虚乌有，至少是夸大不实之词。至于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文化面临中断之过，却无可质疑。何以见得？其说如下：自从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唯一合法的通用文体以来，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除非以古典文献为专业，都于文言为文盲。即使是以古典文献为专业者，也大都需要依靠老一辈学者予以标点方才能勉强读懂文言原文的著作。诗词歌赋骈散等等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不能翻译的，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就一概失传。中国历史悠久，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的文献，数量浩瀚如烟如海，势必不能将其全部，甚至不可能将其百分之一逐一标点以遗后学，或逐一翻译成白话以享广大读者。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就同传统文学一样失传。有人以为失传了并不稀罕，并举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希希腊、古j罗马文化一一成为死文化为例，以为传统文化的失传是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凡是作如是想者，大概都不曾认识到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之所以失传，是因为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希腊、古罗马各民族均被消灭（现代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同古埃及人风马牛不相及。古希腊亡于罗马，现代的希腊建立于1830年，无论从人种还是文化而言，都同古希腊相隔悬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死亡，其文化之失传势在不免。中华民族好端端健在，为何要自置传统文化于死地？也有人以为既有现代文化存在，失去传统文化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柞里子见过不少自视为中国精英的年轻人，因为无能力阅读文言原文，不得不仰仗新文化运动以来或缺乏生机、或充满歪曲、或生搬硬套某种理论的白话新作去了解中国的过去，结果大都以为中国的传统或恶龊腐朽、或低级平庸、或空洞无物、或一团漆黑。于是一头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以为天底下只有基督教文化才是值得景仰和追随的高等人的文化。长此以往，中国民族虽不云亡，又将与既亡何异？
撰写上文的目的本在明辩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引述于此的目的则仅在于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因白话取代文言而失传的事实，以及传统文化的失传为外来文化的入侵铺平道路的事实。为功为过，或可争议，事实如此则无可否认。这无可否认的事实也就是美国文化的入侵中国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内因。所谓自坏我万里长城，此之谓也！
美国文化入侵中国究竟成功到何等地步？据《富布司》杂志上的报导，观看过一九八六年美国第二十届“超级杯”橄榄球赛录像的中国人多达三亿。数字来源语焉不详，或有夸大。但即使把三亿改成三千万，也是个惊人的数目，因为中国人从来不曾玩过橄榄球，从来不曾在中国国土上看见别人玩过橄榄球，从来不懂橄榄球是怎么个玩法。如果所谓“超级杯”者，不是美国人的玩艺，会有这么多中国人感兴趣么？但凡不信美国文化已入中国文化之膏肓者，都不妨再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