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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7 10: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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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 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
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
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
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 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
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
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
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
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
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 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
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 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熊培云/原载《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