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2007-2-21 http://www.chinesepen.org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德] 温德 (Wind,R.) 著,陈惠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
对中国读书界来说,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和《作门徒的代价》早已脍炙人口。但他的形象多少被简化为了另一种类型的斗士。作为 20 世纪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一个非基督徒很难把他的信仰,放回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恰当位置去理解。但作为一位身体力行,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一位在旷野中吹响角声的先知,每个曾在 20 世纪活过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不由衷敬重他。不管怎样,这个人以生命见证了那个最黑暗的世代。无论你是否基督徒、是否知识分子,是否犹太人或雅利安人,读完这本传记你都会说,感谢朋霍费尔,在那个时刻没有让人类交白卷。
我一直想了解,朋霍费尔牧师决意参与抵抗运动的那些细节和脉络。在 1934 年,有人问他,如果德国发生战争,你会怎样?他回答,“我将祈求上帝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 。他主张教会用“文明的不服从” 的和平主义方式,去阻挡独裁者的脚步。因为“任何战争准备都是基督徒不允许的,爱不允许拿起剑来面对一个基督徒,这样做同时等于谋杀基督” 。他希望像祖母那样,穿过冲锋队的警戒线,去一家犹太商品。说“ 我爱在哪里买东西,就在哪里买东西” 。这一年他也希望去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回信说“您可以住在我这儿,因为我已经不在监狱里了” 。但这两位 20 世纪的伟人最终还是缘悭一面。如果朋霍费尔去了印度,他会最终放弃基督的和平主义,拿起剑来参与叛乱计划吗?
也许这本传记不能完全给你提供答案。尽管对他童年时代的描述,帮助我触摸到这一颗谨慎和坚决的灵魂。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谨严的精神科医生。像多数德国市民阶层一样,家庭中充满了节制、权威和对国家的热爱。“苦涩的父子关系” 使他的童年不像我们那样草长莺飞,而具有一丝不苟的方向性。一战的爆发,亲族中的阵亡者,使少年朋霍费尔每个夜晚清醒的躺在床上,尝试着想象死亡和永恒的意义。当时的德国在民族国家的理想下,充满对死亡的浪漫化。这个10 岁的男孩一面梦想着“美好而敬虔的死亡” ,一面又在每个夜晚闭上眼睛时,对死亡满怀恐惧和退缩。仿佛他的一生都在为最后的殉难做准备。
朋霍费尔是一位活出来的神学家。他以坚决的态度面向法西斯,也面向教会的问题。问题之一是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宗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 。当帝国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时,朋霍费尔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干预教会选举,把反犹政策强加给教会时,他和上千名牧师一道签名,宣称“ 顺从神不顺从人” 。他辞去了牧师职位,发表演讲说,“教会没有权利将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但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 。这就是他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立场,也是一个更倾向于加尔文宗的、符合《圣经》的立场。
问题之二是信仰和世界的关系。朋霍费尔猛烈的批评“廉价的恩典” ,一方面教会热衷于向世界推销打折的福音,以至当世界陷入绝境时,教会也变得一文不值。另一面是在苦难面前关起门来的敬虔生活。朋霍费尔相信真正的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 你当为哑巴开口’ ,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 ?他甚至如此宣称, “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 。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
朋霍费尔的一生,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尽管他在《狱中书简》中更多强调了前者,对上帝的主权不像改革宗那么坚信,因此和他深受其影响的卡尔。巴特一样,显得颇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和新教改革宗在“文化使命” 下谈论的基督徒的社会担当,就有许多差异。我想这是他最终拿起剑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能被二战之后的主流知识界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如台湾学者曾庆豹所说,中国思想史的列传中,你找不到与朋霍费尔的精神品质相似的人。我们敬佩他的生与死,但他对自己的生与死的看法,只能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中被理解。
200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