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种承受,也是一种付出,我瘦小的母亲承受的多、付出的更多。
我出生不久后,我的奶奶来到我家,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得了中风。她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去世的,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不能自理,全凭我母亲照料。我奶奶从没有得过褥疮,身上也干净。为了照料奶奶,我母亲在单位申请将工种变成工作时间灵活些的清洁工。清晨她将我奶奶安置妥贴去上班,上午抓紧时间清洁好楼道、厕所后,中午匆忙乘十几站公共汽车回家,照料我奶奶,再赶回单位继续上班。她在那十几年里,从没看过一场电影,单位发的电影票也没时间去看。要知道我母亲单身时,是很爱看电影的,她曾说,她每部电影都要看上几遍,直到把影片里的歌曲全部学会唱为止。
我父母工资不高,家庭人口多,父亲又嗜酒,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我母亲在自己身上处处节约,她的一个同事曾对我说,“你妈妈真不容易,几十年如一日,中午只买食堂里最便宜的一毛钱一份的面条,从来没买过炒菜。”这件事她从来没提起过,只是有一次在聊天中,她无意中淡淡地说,“我生了三个孩子,做了三次月子,只吃过一回鸡。”我的母亲尽她最大可能让我们三个孩子吃饱、吃的有营养些。她那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我不添置家具、不存钱,让孩子吃好点、长高个,孩子长大了就都好了。
我觉得我必须写我母亲做过的的一件“傻事”。文革时的一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全北京市停运停课,工厂也大多停产。我母亲怀着8个月的身孕,大着肚子,步行2个多小时去单位上班。她的领导说,“全北京市也找不出第二个象你这样傻的人。”
我上研究生时,我父亲因车祸突然去世,车祸责任方是总参下属的一个车队。事情发生后,我的母亲没有哭天抢地,只是在没人的时候默默地留下眼泪。我命运多劫的母亲,她在日常生活中总显得有些慌乱,大事来临时,她反而显得比别人镇定。部队给的赔偿是1万4千元人民币(89年时,据说算是高赔偿)。事情处理完毕后,部队的一个领导曾对我们说,你们家人和别人家不一样,有的人是撞伤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就到他们单位大闹特闹,你们家是人都死了,一点也不闹。他还主动说,我们单位在分大米,你们要不要?给你们送点来。我妈妈说,不要,干吗要你们的大米。
我奶奶、父亲去世后,我们姊妹三人相继毕业都有了很好的工作。我母亲也退休了,算是步入了老年。她的身体也发福了,皮肤变得白净细腻,她成了一位慈祥、达理的老太太。母亲后来和我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她的房子出租给温州来京做生意的一家人。SARS时期,我母亲看商场内买东西的人不多,她体谅生意人的难处,主动提出把租客的房租每月减少一百元。SARS过去了很久,我母亲想把过去的房租恢复了(本来就比别人的低),但那家人不同意。我母亲有点不高兴,和我念叨。我安慰她说,我们少一百块也穷不了,多一百块也富不了。他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钱。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们把家搞的也干净,就先算了吧。我母亲一听马上就释然了,这事就不再提了。
我常常感叹1米53的母亲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力。我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8斤多重,还是臀位生产。我自己近1米7,生7斤的女儿还剖腹。三年前,我正准备申请我母亲来加拿大探亲,她在一家商场购物时由于楼梯上有水,不慎从楼梯上滑倒滚下,摔断腰骨。医生说我的母亲可能会卧床不起了。可奇迹在我母亲身上出现,她又站立了起来,行走自如了。
我现在又一次为我母亲办理赴加的手续,我想这一、两天她应该收到我的材料了,这算是我母亲节送她的一份礼物吧。我从未为母亲做过什么,这一次我希望她能顺利来加,给我一次尽孝心的机会。我要打电话询问她,我知道,电话那端的母亲会一再叮咛她说过多次的话,“千万别给花钱给我买机票,我自己来买,一定、一定。。。”
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