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对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

书架上有一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厚厚一大册，因为时间的关系，书已泛黄。年鉴是资料性的东西，作为书来读的时候极少，如果遇到了涉及那个历史时期的史料，有时会拿出来查阅一下。商务当年出版的此类书很多，我有几种，编辑水平都很高。像《重编日用百科全书》（1934年出版），三大册，保存了当时很多重要的史料。如果研究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物，这套书很有用，我对民国时代一些事情的认识，就与常常翻看这本书有关。

《中国年鉴》出版时，北伐还没有成功，但从年鉴收入的各种资料看，这个社会还是在努力，并很有一些新东西。

我们读历史，如果先从资料下手，有时反而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再好的教科书也难免有误导人的地方。看这本年鉴时，注意到两件小事，特别有感慨。一是那个时代真是落后，人民真是贫穷。书中有一个“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是规定官员任命和到任的期限，当时分为“有交通的地方”和“无交通的地方”。

以北京为中心，到顺天要十日，直隶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龙江三十日，山东二十日，山西二十日。这是有交通的地方，而没有交通的地方，我们今天听起来真是恍如隔世了。到热河三十日，陕西四十日，甘肃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广西六十日，贵州一百日，云南一百日。往南到广东是三十日，江南其它地方也要二十日。最远是新疆，期限为一百六十日。

从官员赴任的期限看，那时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大致可以有一个了解，当时中国只有极少的工业，所有现代化的东西还只停留在观念里，这是它落后的一面，对于这一面，我们今天是完全有资格来给它一个评价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不一定有资格来评价它，这就是当年的政治结构和地方自治。

比如191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整个框架体现了现代宪政思想的理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已有这样的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它在宗教一栏中列出的就有：孔教、道教、佛教、回教、犹太教、基督教等，而且对外人在华的教会人数、神职人员、团体和所有活动都列表统计，非常真实。

《中华民国宪法案》第四章是关于国会的内容。参众两院议员选出办法，大体与美国相同，参议员按地方议会及选举团体选出，众议员按人口比例选出。具体条款我就不说了，只说两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两院各得受理国民之请愿；第四十七条：两院议员得提出质问书与国务员或请求其到院质问之。

民国初年的宪政历史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并没有落实，只是一场闹剧。我以为不能这样看，民初的宪政历史是有问题，但那个问题是宪政实现初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此点当年许多宪政专家都已指出过。更重要的是要看那个宪法的内容有没有与世界文明主流融合的倾向，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民初宪政历程，我以为就比较符合实际。

我手边还有一本1946年申报馆出的《申报上海市民手册》，对于上海第一届市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记载甚详。我把它的条文和选出来的议员仔细对比了一下，感到很有启发。

这本手册还附了许多照片，其中就有当选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宣誓的照片。我查阅了当选市参议员的简历，有两个感觉，一是文化程度很高，多数人有大学和留学经历；二是相对年轻，基本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为主。整个宪政的设计和操作过程基本上是以欧美宪政历史为参照的。

手册对于这次完成了的市参议会的选举有两个评价：

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基于民权的运用，基于政府与人民平等权力的调和，务必使民选而受人民监督的政府，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达到‘民治、民有、民享。’”

二是；“参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从社会各阶层，各区域，各团体中由市民投票选举而产生出来，代表市民参与督促市政，代尽言责。在这种意义上，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实是全国政治迈向民主宪政的一步，它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记程碑。”

了解了这段历史，如果再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教育水平太低，宪政会把最坏的人选出来那种话，我是不大相信了。

民初中国的宪政历史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很多，但那些问题是操作中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操作的问题。

中国现在是在乡村开始民主试验，西方对此评价甚高，这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多少有一点，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但这个评价如果过了头，就不对了。

我看过中国宪政专家、当时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张佛泉在《今日评论》（钱端升主编）上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意思是说，宪政在中国是一个新东西，而中国所有的新东西都是从城市开始的，他对当时中国已经开始的市县地方自治都提出了批评（而如今还只在乡村试行），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那里。我想他那个意思在半个世纪以后，可能还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