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茶淡饭
江南农村的农忙季节有三季：三夏，双抢和三秋。1966年我到农村当拖拉机手耕地，三夏和三秋去松江县的华阳桥公社和佘山公社，双抢去上海县的颛桥公社。上海郊区的农业机械化在当时已经比较发达了（松江农机站还挂了一块“全国农业机械化试验站”的牌子）。农忙要抢季节、农时，往往是刚收下成熟的庄稼，就要用到拖拉机翻地、整地，再种下下一季的庄稼，“早上一片黄，晚上一片绿”，就是描写这种情景的。我们拖拉机手只要接到消息，哪里有地要耕，就要马上赶过去，而且要连夜赶工，一点也不敢延误。我跟师傅学了一段时间，铧犁、旋耕犁和水田耙都会用，可以独立操作了，有时就一个人上夜班。夜深了，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拖拉机上的前后大灯和仪表板上的两盏小灯伴着我，虽然发动机的声音很响，还是觉得有点冷清。开到地头，骤然看见田埂上有人站着跟我打招呼，原来是生产队里来人叫我去吃夜点心了。拖拉机一熄火，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可以听见虫鸣蛙叫了。此时又饿又累，跟着来叫的社员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回村里。机耕队到了生产队里，常常落脚在队长家里，帮着做饭、招呼的往往就是队长的妻子，松江人叫“队长娘子”。农忙时节，队里大家都忙，不会特地到街上买菜，所以总是白米干饭，炒个蔬菜或是酱菜，蒸点咸鱼。好在松江出米，队里会分给社员一点好米，加上肚子饿，所以觉得还是很可口。有时候准备饭的人见我还是个半大的小伙子（那年我还没满二十岁），照顾我，另外给我蒸点山芋，算是开小灶了。我受了厚待，心下感动，就觉得那山芋格外的香甜可口。
以后我在生活里也每每有这样的体验，一餐一饮，哪怕是粗茶淡饭，也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也会留下好的回忆。
还是在松江的事。那年的三秋接近尾声，已经找不到什么地块了，师傅带我到另一个机耕队的临时住所去串门，那里住着好几个拖拉机驾驶员。我们有口福，那天正赶上他们烧红烧肉。附近的生产队杀猪，所以肉是极新鲜的。每人出五毛钱，肉按人头分成若干份，用稻草扎了，加酱油下锅煮，松江人叫“扎肉”。没煮多久，就肉香四溢，可以吃了。火候正好，肉酥了，却也不烂，很有咬嚼。这是我生平吃到的最香的红烧肉了。
喝酒讲究酒的醇厚，下酒菜的可口，最好还要行有趣的酒令。但是我曾经在一种很不一样的环境里喝过酒。1974年深秋我们车间一批人去长春、沈阳、天津、南京几个城市参观同行业的几个工厂，回上海途中陪一位同事去河北沧州他老家探望他的父母。那是道地的华北农村，我第一次睡了真正的炕。第二天同事的母亲特地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老太太派她老伴到街上割肉，还一再吩咐：“肉要割肥的。”同事有好几个哥哥，有当老师的，有在县里工作的，还有在北京大机关里工作的，这天都聚齐了。那天还请我到当老师的哥哥的学校里喝酒。大家坐在学生用的小椅子上，围了一圈，轮着用一只化学实验室里的烧杯喝酒。在南方只有黄酒是烫了喝的，白酒、桂花酒这样的酒只喝冷的。但这天喝的是很烈的烧酒，又用酒精灯加热过，喝下去马上觉得一股热气往下流，又往上直涌，顷刻间好像身上充满了幽燕大地上热血男子的那种慷慨悲歌的豪侠之气。
在我的记忆中，一群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一起开怀畅饮，不管有没有好的饮食，可以营造最好的气氛，让大家过得最高兴。
七十年代中，我厂的排球队参加公司组织的排球联赛，我算是教练，另一位同事当队长，也有十几个队员。打球本身就是一件乐事，而且逢到比赛可以趁机回市区家里，车费还可以报销。在厂里训练，也都是用的上班时间，不用干活，小组长有意见也不大会响。逢到外出比赛，厂体协发给每人一张夜班劵，价值一角七分（原来是二角五分，后来国务院 下文件，各行各业节约开支30%，所以夜班劵也相应减了下来），队长把这些夜班劵都攒了下来。联赛结束，我们厂得了个亚军，大家自都欢喜不尽，当然要庆祝一下。于是约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郊区的厂里回到市区后，到陕西南路上的粤海饭店（原为美心酒家，文革中改此名。现在那一片房子都已拆了，盖起了大楼，美心酒家迁到了徐家汇）聚餐，就用那攒下来的夜班劵的钱，可能各人还再付了一点。排球队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厂里又是活跃分子，本来就不安分，现在聚在一起，更是热闹。吃了点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兴致都很高，喝得很爽。现在我有时候听见年轻人在公共场所大声谈笑，会皱眉头。那天在粤海饭店一定也会有不少人皱眉头。我喝了十三杯啤酒，而且没有醉。那是是我记忆中喝得最痛快的一次。
我是1965年进厂的，到七十年代中的某一天，有人发起，当年一起进厂的（仅限于男的）聚在一起吃一顿。当时厂里三令五申不许用电炉，但是每间宿舍都有电炉，所以许多菜肴就是在宿舍里准备的。吃点什么已经记不详细了，记得用了某位同事的洗脸盆煮了一个罗宋汤，还用油条嵌了肉糜放在油里炸，香极了。上班时可以溜出来的，或是上晚班的，下午就开始忙了。我溜不出来，就一趟趟从车间里跑到宿舍里帮帮忙，其实纯粹是凑热闹。
那天晚上厂里开全厂职工大会，按理是不许缺席的。但那时早已过了文革初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做法，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会议，否则溜会是很容易的，车间里不一定会点名。聚餐就放在我住的那间宿舍，大约十四、五平方米左右，放五张双人床。那天弄了几张桌子拼成一张大桌子，铺上白纸，再换上大支光的灯泡，顿时满室生辉。桌子两边是双人床，人就坐在床上，十几、二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很挤了，但我们并不在乎。几杯酒下去，气氛马上热起来了。那应该是个冬日，但是挤了一房间的人，又是有吃有喝的，还开了电炉，所以一回儿就热了。就有人打开了窗，还有人坐在窗台上。那宿舍的窗有三扇，中间的那一扇并没有铰链跟窗框相连，用手往上抬就可以拆下来。那位坐在窗台上的不知怎么一来竟把那扇有三块玻璃的窗子给拆下来了，而且一失手让窗子从四楼掉了下去。幸好楼下是绿化地，有软土，也没有伤着人。不巧的是厂党委书记正好从楼下走过，看到了这一出，大为光火，朝楼上大喝一声：“楼上不要太过分了！”我们自知闯了祸，紧张极了，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等了一阵，却并没有民兵冲上来，大家才放下心来，但声音小多了。过后领导也没有再追究，算是过去了。那时全厂有两千职工，一半以上是三十岁以下的，住在集体宿舍里的总有一千多，而且工余没有什么文体活动，所以小青工打架、闹事的几乎天天有。而我们那一批在厂里一向是干活卖力而不给领导添乱的，所以那件事领导大约就放过了。
新疆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文革中大串联后期，我和厂里一些朋友跟着新疆塔里木农垦大学的一批上海学生一起到新疆去。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途中在兰州停了一夜），正好中央发了文件，禁止地方上的人员到新疆建设兵团串联，于是在建设兵团的招待所睡了一夜，又在火车站等了一夜，就搭火车回上海了。临出发那天早上，我和同去的一位朋友找到了火车站旁边一家小饭馆，想尝一下心向往之的新疆抓饭。饭端上来了，其实就是用胡萝卜和羊肉煮的米饭，很可口。看看周围的人都是用筷子吃的，于是我们也入乡随俗用筷子吃了。可等到吃剩最后一口，我还是忍不住，试着用手扒了一口饭送进口，这才觉得是真的吃到了抓饭。
在乌鲁木齐只度过了一整天，记得的事情已经不多了。站在火车站，可以看见极远处隐隐约约有一列雪山，旁边有人说那就是天山。还记得有个百货商场叫红山商场。我怕时间久记错了，上网查了一下，乌鲁木齐真的有个红山商场，不过现在已经拆了盖别的楼了。在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一个指挥交通的民警边嗑葵花籽边跟一个赶驴车的维族老乡聊天，显得那么悠闲、平和。好在马路上的车辆很少。
那次新疆之行印象最深，也让我当时很兴奋的是在乌鲁木齐还看到了我们厂的产品。六十年代初，中国进口的捷克生产的太脱拉重型卡车的另配件供应突然中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后来工作的那个厂当时还只是个县办的农机厂，但是克服了许多困难，造出了太脱拉柴油机的曲轴和气缸头。我刚进厂的时候这件事还用来对新人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我还装配过太脱拉曲轴，那是一些很沉的大家伙。在乌鲁木齐街头看见一辆大卡车停在路边，发动机罩打开，装在发动机上的铝合金的气缸头上清楚地铸着“某某农机厂”几个字，那就是我们老厂的厂名。离家几千公里，却看到了自己厂的产品，心里觉得暖暖的。那一刻，我想家了，也记挂起我的厂了。
当然如果有稍微考究点的东西可吃，我也会去尝试的。我所工作的厂在上海郊区，离镇上（也就是公社所在地）有十几分钟路程。镇上大街往尽头走，有一家饭馆。同事间都知道它的剥皮大烤和肉丝菜汤面特别好。有好多年我的月工资是三十九元（另外还有十几元的奖金，叫综合奖，但数量不固定），一碗肉丝菜汤面三角七分，还不舍得吃。厂里的食堂供应一日三餐，基本上够了。偶尔上街夜宵，也只吃一角几分的阳春面。但还是抵制不住别的同事的邀约，去尝了一次。面条是大锅煮的，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但肉丝和青菜是小锅炒的，而且好像是一客一炒，味道确实比阳春面好，至今不忘。
算来上面说的那些事都是四十多年前的老话了。
201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