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1959年的春节刚刚过完,人们依然没看到他们渴望看到的雪或者雨。有经验的老人都说,今年会春旱,头茬麦子不会有好收成。
又过了两三个月,依然没有一星点儿的雨雪降落到这片干渴的土地上,空气愈发地干燥,尘土愈发地嚣张,人们愈发地焦躁不安,汉子喝骂老婆孩子愈发频繁,声调也愈发地高亢。地里的冬麦苗无精打采地蜷伏在干裂的土逢里,奄奄一息的样子。狗儿蔫蔫地低着头,懒洋洋地趴在门前,对过往的行人不理不睬,像个不问世事的隐者,深沉地思考着吃喝拉撒睡以外的东西。就连麻雀,也好像安静了许多。有人注意到今年许多家燕没有回来,“回来也没有东西吃。”村头没有牙的老人说,可不是吗,因为旱,虫子比往年少多了。就拿知了(学名又叫蝉)来说吧,只有下过一场透雨,他们才肯从地上钻出来,合奏他们的夏日交响曲,来释放他们忍耐了一冬天的聒噪。而现在,还没有一丝雨让他们可以破土而出。
一进三月,应该是繁忙的春耕时节,地里却冷清地如高倍望远镜中的月球,了无生气,寂静的可怕。往下挖半尺深,都是干硬的土,没有一丝儿潮气,种子种下去,也不会长出生命来。所以人们就等着,焦心地等着,每一天的等待都是一种煎熬。
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只是肃宁县,整个沧州地区,整个河北省,甚至整个华北,都被百年不遇的春旱笼罩着。干裂的土地像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等待着那场甘霖的恩赐。三月底,地里的冬麦开始死苗,大片大片地死,人们眼睁睁看着,心疼却无奈。一开始是一片片死,后来是整块地的苗都死了,然后整村的地里没有了活苗,象瘟疫一样,死苗迅速蔓延开来,到处都是枯黄的死气沉沉,到处都是麻木而空洞的眼神。
不只地里干,更可怕的是井里的水开始下降。原来放下水桶,绳子一抖,提上来是一满桶的水。现在,绳子一抖,提上来是半桶水,桶底还有些沙石。这样下去,连水都喝不上了。
村中的大户是老苏家,有将近20户人家是直系近亲。族里辈分最大的是住在村中心附近那个四合院里的苏玉宣,就是我爷爷。其他苏姓人家的当家的,不是苏春来的子侄就是孙辈,族里有个大事小情,鸡飞狗跳,都要请苏春来过去断断。
苏玉宣有三子两女,老大是儿子,抗美援朝回来升了大官,现在西安。老二也是儿子,没有成家,就死在朝鲜战场;老三是女儿,嫁到邻村的黄村;老四又是儿子,这就是我父亲,当年才17岁;最小的是个女儿,刚刚十一岁。
苏玉宣坐在正房的台阶上,叭嗒叭嗒抽着他的旱烟袋。我父亲在院子绕了几圈,终于鼓足勇气走到我爷爷面前,说道:“爹,来儿也走了,我也要去。”来儿是我爷爷大哥家的孙子,我的本家堂兄,也是我爷爷的孙子辈,住村西头。因为年景不好,和同村的几个年轻人出外便闯去了,听说去了东北,都说那里好活人。村里的年轻人已经走了十多个了,去哪里的都有。看着平时的伙伴走了,父亲年轻的心自然也活了,这已经是第三次求我爷爷。
苏玉宣继续吧嗒着烟袋锅,眼睛好像看着地上,但好像又不是,散散的,没个准星儿,就像没有听见儿子的问话,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身子一动不动。我父亲耐着性子等了半天,见没有回应,便突然一转身,钻进西厢房,往堂屋的石头磨盘上一躺,两条长腿像面条似的垂到地上,一双大眼直直地望着天棚。
说到这里,想把我父亲的外形简单描述一下,这与后来我母亲的倾情相许,有莫大关系。我父亲身量颇高,而且十分健壮,在我成年后,他在一次体检中量出的身高是1米80。父亲的容貌也是属于英俊类型的,大眼剑眉,眼梢有些上扬,略显瘦消的脸却很有棱角。
焦躁的干渴一直持续到七月份的下旬,在一个没有预期的清晨,惊喜若狂的人们发现外边正在下着雨,仿佛坠落深渊的绝望突然被一棵树拦了下来。空中合着雨丝的愉悦,是无论长幼的欢笑。
但突然而至的欢乐,却没有让人们幸福多久。很快,人们就惊恐地发现,他们陷入了老天爷的另一场震怒的惩罚中,那就是连续一个多月的暴雨倾盆,并引发了山洪大灾,整个华北大地有220万公顷被洪水无情吞没。如果春旱还能让人们稍微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场铺天盖地的暴雨以及它引发的山洪暴发所留给人们的,除了惊恐万状的瑟瑟发抖,就是狼奔豕突的阵地大逃亡,甚至连绝望的机会都没有。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只身一人,辗转去了东北,只为了年轻生命的尽量延续。
苏犁末
07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