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 吴稼祥(胡耀邦秘书)
一、六四的起源
如果没有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会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偶然中一定有他的必然性。即使胡耀邦不死，我想这一场决战也是一定要发生的，只是发生的时间和形式会有变化。
胡耀邦的去世和他的下台是相关联的。如果他不下台，在1989年那个时候就不会去世。因为他患的是心脏病。1987年初，胡他被罢免以后，我亲眼目睹他的脸就像过冬的桃子一样一天一天干瘪下去——他内心的平衡失去了。我认为，人的平衡分三种：人与环境的平衡、心理平衡和生理平衡。人与环境失去平衡，先失去心理平衡，后失去生理平衡。所以，如果没有胡耀邦的87下台，他就不会死，也不会有六四。
因为如果没有1986年的学潮，他的反对者就找不到借口，就不可能在1987年初把他整下去，他就有可能坚持到“十三大”，担任中央顾问主任，然后接过邓小平的职位——当军委主席。那样，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但事情恰恰不是这么发生的。86年的学潮，导致了胡耀邦下台。
再则，如果没有1985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借祝寿之际宣布退休， 86年学潮也不太可能导致胡下台。当时，杨尚昆非常着急，他是军委副主席，而且是靠邓小平当上的军委副主席。如果邓小平一退，胡耀邦一旦当上军委主席，首先免掉的就是他。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他决不可能顺顺利利让胡耀邦当上军委主席。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形成三大集团：改革派，保守派，阴谋家派。阴谋家派就是以杨尚昆为首的一个帮派。在挽留邓小平（不要让他退休）阻止胡耀邦接班的问题上，杨尚昆和保守派结成同盟。表面上他不断和赵紫阳胡耀邦握手，给他们讲好话，实际上已经和李鹏进行了很多阴谋交易。我记得在1986年10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李鹏刚从门那里出去，杨尚昆就追了出去。他们在走廊里咬耳朵，窃窃私语，然后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因为平常这些人很难见面，每个人的电话实际上都不安全，在里面要跟人谈一点事情，通常会到中南海边去“散步”。我们知道里面的窃听设备多么先进，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所以，他们联络，只有通过这些会议。
我认为，从邓小平宣布退休开始，六四事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在十三大的时候，薄一波和杨尚昆在主席团会议上，我当时是主席团会议秘书，工作是作记录。他们两个有一段对话，已经把他们的心理揭示的非常清楚。在邓小平1985年宣布要退休以后，中共之间的改革与不改革的事情已经退居其次，首要的问题成为谁能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且，这个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因为1985年距离”十三大”召开还有两年的时间，邓小平这个时候宣布，大家都知道不是最后的决定。他是一个试探。如果是最后的决定，他就不会在1985宣布。他可能在1986年，不给你任何时间。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解释空间：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不在决定好了之后宣布？他为什么要借寿辰的机会进行试探？
这是中国传统谋略一个经典案例。历史上的朱元璋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没有绝对的权威，在作一项决定的时候，先放一个气球，看看是反对的人多还是赞成的人多，如果反对的人非常多，他就可能把这个决定收回来；如果反对的人不是很多，他就可能做下去。去年，江泽民对小林蕙善有一个谈话，说国家主席有任期制，但是总书记没有任期制。这句话也是一个试探性气球，就是看看国内外舆论的反映，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没有人提出解释，他16大可能就不退。
邓小平那个时候宣布他要退休，实际上也是给大家一个相互商量的时间，实际是说你们考虑一下，我这样做怎么样。从此以后，各个派别的活动极为频繁，斗争日趋激烈。
第一个回合，作为六四起源，一个非常重大的权力斗争的回合是在胡耀邦下台以前。这一次决战就是在前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这个会议之前，围绕着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央已经分成了两派，并且开始了非常明显的权力斗争。
在什么问题上开始的争夺呢？主要是在六中全会的决定上要不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要写继续“清除精神污染”这两个提法。胡耀邦坚持认为这个文件不要用这两个提法。每次把这两个文件起草好送上去，小平同志都批示：很好。邓力群一定要批两三页，要阐述一下，强调党的文件要有连续性，一定要把两个提法写进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何如何重要，给人家写两页以上的纸。陈云很暧昧，根本不批示。1986年，围绕这件事情大概双方争夺了半年多时间。
到开会之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邓力群修改稿的全部删掉以后，胡耀邦又把决议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说这一稿可能是最后一稿，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可能在六中全会上要摊牌。邓小平批示说：摊牌就摊牌。
在这次会议通过之前，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有人给薄一波做了工作。这个工作，我现在怀疑，那就是让杨尚昆给他做的。薄一波说：没有必要做这样一个决定。这是薄一波的说法。中央已经通知第二天上午要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临到开会之前，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也说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没有必要开。结果他自己缺席了这次会议。这个过程就看出当时的这种权力角逐的紧张和激烈。
在六中全会最后一天开会的时候，这个决议经过各小组讨论——因为邓力群当时几乎控制着整个意识形态，在邓力群帮派的坚决要求下——留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有几个人知道耀邦同志对此不满意，至少在会议上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陆定一，一个是万里。在会上，陆定一首先站起来发言……
因为耀邦同志记住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摊牌就摊牌。他认为这次会议是摊牌的时机。我认为，作为政治家，他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摊牌，是你去摊牌，不能当着老同志的面摊牌。你当着这么多老人的面摊牌，就等于把邓小平逼上梁山了。他当时还要问大家：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呀。那时还能有什么意见？都已经改好了。这时候陆定一首先发言：说我还有点意见。他建议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文件中删去，为什么要留这一句话呢？他讲完之后全场楞住了，没有任何人吭声，大家面面相觑。大概静止了足有几十秒钟，突然有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从前排响起来了，这个人是万里。他说：我赞成陆定一同志的意见。应当把这句话从这个决定里删去。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难道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吗？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哪儿呢？中央委员席位上掌声雷动。中共党内的斗争已经表面到会场上了。停顿了一会，首先发言的是彭真，接着是杨尚昆。彭真说，我不同意删去这句话，这句话要保留。后来，邓小平就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这时，已经注定了胡耀邦的败局。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1982年胡耀邦过多干预了赵紫阳主管的经济工作以外，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支持是一贯的。在处理86年学潮的书记处会议上耀邦提出，现在学生在闹事，这也并不可怕，进行现代化建设怎么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呢？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事件呢？怎么可能没有动乱？有点动乱不要紧，这完全是要考我们的、锻炼我们的领导才能的时候。然后，赵紫阳接着讲。他说，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这是我听到的中央领导讲得最明确的一次！就是说：不要怕动乱；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当时我看到这个会议记录，我感到中国有望，应该说为中国庆幸。但是第三天，风云突变。我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听说当时——告诉我这个情节的人不是一般人，至少是出席会议的人——杨尚昆跑去对某人耳语了几句。这个会临到结束时，耀邦同志说：散会。这个人突然站起来说：等一等，我有几句话要说。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书记处对学潮这个事情还没有深刻反省。我认为这一次学潮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中央长期以来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放松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结果。
大家原来以为这些话是不是邓力群说的？或者是薄一波说的？都不是。是胡启立！这就是为什么胡启立后来在耀邦去世以后感到那么愧疚，跪在他的灵前；最后在戒严问题上弃权，投反对票。这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过了几天就在小平家里开生活会，要免去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捏估的？仍然是个迷。将来只有中共文件完全解密，我们才可能知道这背后的秘密。但是有一条，旨意是杨尚昆转达的。杨尚昆在邓小平面前说了什么？怎么去运作的，我们现在根本不清楚。
当时事情事实上已经过去，学潮已经平息，而且中央书记处已经有这样一个共识：要在中小动乱下管理国家。事请都过去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免去总书记职务呢？就是不要让他平安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定是杨尚昆最需要看到的事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两年内再发生一次这样大的事情，可能很难。这个事情如果平安过去，胡耀邦还可能兼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这件事情，我估计可能陈云也不愿意看到。
在胡启立发言之后，邓力群乘胜追击，说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事情，耀邦同志不坚持，紫阳同志也是不坚持的。紫阳同志保护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比如像严家其这样的人，居然在他的政治改革办公室里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小平同志就问紫阳：紫阳同志有这件事情吗？紫阳同志说：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非常努力的，我坚持改革开放，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严家其同志，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他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这是交锋，这就是第一次的交锋。小平同志说：那好, 就这么办吧。
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躁动性的学潮不可能导致中央政权有多大的变动。如果要变动的话，他就要利用学生。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就是这个意思。他早就想干掉刘少奇，只是找不到一个借口。六四事件的起源，其中是两个问题，一个必然中的偶然；第二个问题就是三个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对抗。
二、六四的前的政治格局
“十三大”过后，改革派与保守派和杨尚昆联盟胜负各半。改革派胜了一半，是邓小平终于半退了，没有全退，军委主席的职务还在邓小平手里，杨尚昆还有可能控制军权。这也是杨尚昆和保守派胜的一半。而且这个会议上，中央顾问委员会保住了，因为邓小平如果全退的话，中央顾问委员会可能马上就撤消了。因此，保守派还有一个发言的阵地和权力运作的空间。保守派负的一半，是他们在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全线挫败。因为当时内定的保守派人物胡乔木要兼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邓力群要做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在“十三大”会议上，中央委员他都没被选上，差额选举把他“差”掉了。又选举一次，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内定他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在顾问委员会选举时他又被选掉了。所以说保守派在一线决策岗位上受到了挫败。
改革派也是胜负参半。赵紫阳仍然是个“儿皇帝”，他上面仍然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像古罗马还有元老院一样。而他在这次大会上想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没有通过，只在“十三大”报告里写了一些条款。这是改革派负的这一半。因此，“十三大”实际上并没有终结这场权力斗争，只不过是给这场权力斗争做了一个幕间休息——由邓小平退休开始发动的、到六四事件的两幕戏的幕间休息，而且是下半场，接近高潮了。
幕间休息以后，到了1988年春天，一些老同志到珠海去过春节，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反赵紫阳的“指挥部”。1988年的夏季，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要进行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进行加强改革，发了政治局会议公报。此事导致了一场抢购。这件事情后，保守派和野心家们想争取最高权力的这些人蠢蠢欲动，开始对赵紫阳全线反攻。反攻的第一个信号是李瑞环发动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向赵紫阳首先发难，说现在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要批评、批判赵紫阳的“外向型经济”的思想，批判两个“大循环”的思想。接着王震（他当时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提出《河殇》的问题，因为当时赵紫阳当“代总书记”以后，《河殇》播放在电视上，他们就认为《河殇》是赵紫阳要和邓小平争夺天下，分庭抗礼。他们提出“到底谁是我们党的领袖”的问题。王震的背后是邓力群。他是“创作”者，王震是“表演者”。王震说：谁敢反对邓小平？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
实际上从那时开始，他们的斗争策略已经改变了。他们开始挑拨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邓小平退休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半退是可以的，但是我推荐一个人来做中央军委第一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做常务副主席，我随时把这个职务让给他。那意思是说杨尚昆一定要随时干掉赵紫阳。有了邓小平这句话，他们就等不到“十四大”了。因为邓小平可能在“十四大”以前就把他的职务让掉。
一般这个权力斗争都是五年代表大会一次。因为有邓小平这句话，这个权力斗争被提前了。1988年的春节，这些老人们，包括王震、薄一波这些老人在珠海具体商量怎么搞掉赵紫阳的方案。这件事是日本记者先探听到的。
总之，在胡耀邦去世前，形势可以归纳为三条：
1、受到重创的保守派在重整旗鼓，并在寻找反攻的新的契机。
2、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已经出现嫌隙，主要是因为《河殇》的出现，加上一些人的挑拨离间。改革派之间最高领导层，出现分裂。就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和民意领导人——邓小平是实际权力的掌握者，赵紫阳是民意权力的掌握者，这两个人中出现缝隙，出现问题了。
3、杨尚昆成为邓小平与中央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这三条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改革派试图卷土重来；邓赵之间出现缝隙；杨尚昆掌握了中央权力的主动权，掌握了杠杆。
三、六四的性质
我把“六四”定义为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联盟之间的一场决战。它的结果是全部都是失败者，没有一个胜利者。
胡耀邦去世以后，对胡耀邦去世感到最内疚的是1989闹过事的在校大学生。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胡耀邦的去世与他们的闹事有着某中说不清楚的连带关系。胡耀邦去世以后他们受良心的呼唤，开始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同时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悼和愧疚之心。他们大概只能看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最高位置上面，他们并不了解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了这个动作──挥泪斩马谡；他为了向保守派妥协──保守派的进攻非常强大，自己把他提起来又自己把他干掉了，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学生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街上的标语越来越多，都是反邓小平的。这正是杨尚昆烧三年高香都烧不来的局面。那恰好可以制造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进一步冲突。要不你进一步镇压，你如果不坚决镇压，就表示你赵紫阳有野心，也就是想搞倒邓小平。因此，对待学生的态度，就成了一个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问题。
其实，学生“见好就收”最符合赵紫阳的利益，因为赵紫阳一直不主张镇压学生，他主张对学生怀柔。学生越闹得凶，保守派就越高兴。他坐山观虎斗。当时的利益结构就是这样的。所以最不想让学生退的就是杨尚昆，就是陈云、薄一波、邓颖超这一大批老人们。
那么怎么样让学生们不退呢？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告诉你，我要秋后算帐！因为一秋后算帐学生的分配就没有去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闹。你要秋后算帐我能回去吗？参加过这个活动的都知道，就是这个心理。而保守派决不可能说你这个运动是爱国的，我一定要把它定性为“动乱”；只要是“动乱”，我秋后就算你的帐。只要你定性为“动乱”，学生就不会善罢甘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当时的形式和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的。保守派是想坐山观虎斗，他们希望学生不要退场，希望邓小平和赵紫阳斗的越剧烈越好，那么他就可能让赵紫阳在“十四大”之前下台。
保守派利用了学生，杨尚昆利用了保守派和学生、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冲突。他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既能沟通邓小平、赵紫阳，还能沟通保守派。他有一个大家都有求于他的“身份”，他可以跟所有人说话，没有人认为他是两面三刀，因为他要扮演邓小平的传话人。他的位置使他可以做到一箭三雕：让赵和邓和保守派同归于尽，自己做“太上皇”，控制军权，找一个“儿皇帝”，他想重演邓小平的故事。而且，他确实办到了这一点，在其后的两年内，他就是“太上皇”。
但是赵紫阳毕竟在中国共产党里滚了这么多年，他有他的政治谋略。他的谋略是什么呢？以退为进，隔岸观火。在学生闹得最凶的时候，他去北朝鲜访问。他效法的是1966年的毛泽东，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毛泽东躲到杭州去了，让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北京处理事情，处理完了，8月份，他回来便把他们打翻在地。赵紫阳现在重演这样一个故事。他临走之前交代三条：第一，我走了以后不能召开中央常委会；第二，重大事情向我汇报；第三，由李鹏主持中央工作——他想把这个“祸水”重新引向李鹏，。但是，杨尚昆比他还高明。赵紫阳前脚刚刚走，杨尚昆后脚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委会他没开，他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当晚结束后，杨尚昆就带着李鹏、李锡铭和陈希同去见邓小平，把这场运动描绘为一场疯狂的反对邓小平的运动。于是邓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讲话。这篇讲话大家都知道，当时就在党内公开传达了。邓小平的中心就是三句话：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 对学生要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的调子，当天晚上胡启立奉命主持起草了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把这场学生运动，定义为反革命动乱。
从此以后，赵紫阳和邓小平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邓小平讲话传达时，一点也没有介绍背景资料。这篇讲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谁去汇报的？一句话都没有。他同时也促进了杨家的灭亡的命运。因为他这样做实际就是把邓小平逼到了墙根，火山口，就把邓小平变成了一个暴君。就是这场运动将来不论以什么方式发展，其罪过都在邓小平身上，因为有这篇讲话。这叫一箭双雕。赵紫阳回来以后，你要是讲怀柔，就是直接与邓小平的讲话对抗，邓小平已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你这不是与邓小平对着干吗？赵紫阳不知道，以他的背景和功力，是不能跟毛泽东相比的，所以他不能玩那个谋略。他本来是想你们镇压完了之后，我来收拾。如果你们镇压了或你们非常严肃地处理了，我回来进行怀柔的处理，就我一个人对。但是，赵紫阳出的这个招，被杨尚昆以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彻底的毁灭了。杨尚昆已经看穿了他的用意。
邓小平的讲话以后，包括李鹏、杨尚昆这些人，唯一的担心是学生坚持不住，会撤退。结果他们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紫阳同志回来以后，在5月3日发表了讲话，学生觉得这个讲话很舒服，就回去了。但5月13日中午，学生“绝食”出台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抉择。思想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生无法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他们上街是因为何东昌在各大学演讲：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这个讲话把学生刺激得坐不下来，没办法在学校里读书，他们要讨个说法，要求承认他们不是动乱。
从学潮开始，到学生上街绝食，所有的的事情都按照杨尚昆的意图在发展。那时侯他已经成立了戒严指挥部。戒严指挥部刚成立的时候在中南海办公，几天以后搬走了。
大家知道，一但动了军事行动，对改革派无论怎么进行清洗都不为过，因为已经流血了。如果不流血，那什么事都好说。在这之前——邓小平时代，他们没抓多少人，最高的处罚就是开除党籍，像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他们并没有被投进监狱。投进监狱就是在“六四”，动了军队以后才开始的。冲突已经升级到军事冲突，他们无论做出什么人们都不会惊讶。现在老抓人，就是六四抓惯了，抓起来已经没什么了，那么多的人我都抓了，现在我还不能抓吗？
但是，杨尚昆想当“太上皇”，也就为自己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因为他做的这些都瞒不过邓小平，只是邓小平当时不敢和他动手。一方面，邓小平不可能既打赵紫阳，又打杨尚昆，这样的话他马上会灭亡。杨尚昆不管倒向哪一边，哪一边的力量一定加强，所以邓小平一定要稳住他。另一方面，杨尚昆军权在手，对他动手必须小心谨慎。就像一个公司经理，你的卫队长如果对你不忠心，你可能还要安抚他，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把你软禁起来，一个电话就行了：小平同志，你不安全，我给你重新派一个警卫连，让那些反革命不要进入你的家里。从此以后你连电话也打不出去——你无法联络，他只要一个动作就足够了。
当然，邓小平并不好“玩”。中共“十四大”前，杨尚昆兄弟莫名其妙地下台，可以被看成是他那次“玩”性发作的代价。他的失败，只是比那次保守派与改革派“同归于尽”的大火迟到两年而已。
四、六四的教训和价值
六四的第一个教训，我认为是权力被“不规则垄断”。
在中国，不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社会会衰退，甚至会野蛮化。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社会就会动乱。社会动乱的根源不是民众要求政治参与，而是少数人对社会政治权力的不规则垄断。少数人垄断权力，社会可以不动乱，比如中国的王朝时期，唐代可以繁荣四百年，权力是被所垄断。但是权力被少数人不规则的垄断，权力的更迭没有程序，是通过权力斗争和阴谋的方式来解决，它就成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我在《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书对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分析，对中国民主化为什么一百年没有搞成也有一个分析。六四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少数人不规则的垄断不解除，中国的动乱就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于政治参与的小镇压，会带来小的反抗；大的镇压就会带来大的反抗。在1978年的北京，一开始只是很小的思想方向座谈会，然后才有北京大学的竞选；你再镇压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又批了十个人，如于光远、胡绩伟、郭罗基，结果就出现1986年的学潮；1986年的学潮被压下去了，1989年又有了更大的学潮。这一次压得更深，时间更长，反弹其结果难以预料。也可能比1989年更大，也只能更大，因为它压得更久，积蓄得更深。而且不规则、当局的这种不理性超过邓小平时代。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是学生运动，不可能完成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学生是一种不稳定的、不自主的中间的政治组织。它是一种潜在的组织力量，但不构成一种完整的组织势力。学生运动只是激发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如果没有中共政治力量的分化，没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无论多少次学生运动都不可能把中国导向民主化。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学生运动实现民主化的，即使是苏联，它靠的也不是学生运动，而是苏共中央的分裂，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靠的是政治力量的分解，最后靠的是工人。在南韩，学生运动也非常多，但导致南韩实现民主化的决定力量，是社会自主力量的发展和南韩内部政治力量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对学生运动崇拜的心结。我认为对学生运动不应该崇拜。学生运动永远都是一个催化剂和导火索。而且，它在黑暗的政治下容易被人利用，在一个有希望的政治下则可能成为政治民主运动的催化剂。我认为，对学生运动过度的崇拜和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化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不是经验。第三个，六四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六四仍然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其民众的参与程度是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它的伟大程度我有一比：它是东方的法国大革命。不能认为这个运动它一开始是学生发动的，就认为这个运动有任何被玷污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是非常纯洁的。不能因为这个运动被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就损害了这场运动的价值。这场运动可以看成是中国民众第一次采取的一个集体行动，不在官方发动的采取的一个集体行动，它跟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宣布了中国统治的不合法，终结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它用街头呼喊的形式，比投票要强烈得多。它用呼喊、用标语那个选票是非常巨大的，人人都能看得见，连卫星都能看得见那个选票，宣布了中共统治的不合法性。
但是，这场运动的价值，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它的意义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等量齐观。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是一场终结君主制度的革命，宣布了君主制度的灭亡；而“六四”则宣布了共产主义僭主制度的灭亡。法国大革命以后，导致了君主制度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法国大革命成功以后君主一个一个的倒台。而君主的统治比僭主的统治要文明的多，所以结束僭主制度比君主制度更加困难。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区别：法国大革命是首先砍掉了自己君主的脑袋，然后去砍别国君主的脑袋；中国的“六四”是别国君主脑袋先砍掉了，最后砍本国君主的脑袋。
一、六四的起源
如果没有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会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偶然中一定有他的必然性。即使胡耀邦不死，我想这一场决战也是一定要发生的，只是发生的时间和形式会有变化。
胡耀邦的去世和他的下台是相关联的。如果他不下台，在1989年那个时候就不会去世。因为他患的是心脏病。1987年初，胡他被罢免以后，我亲眼目睹他的脸就像过冬的桃子一样一天一天干瘪下去——他内心的平衡失去了。我认为，人的平衡分三种：人与环境的平衡、心理平衡和生理平衡。人与环境失去平衡，先失去心理平衡，后失去生理平衡。所以，如果没有胡耀邦的87下台，他就不会死，也不会有六四。
因为如果没有1986年的学潮，他的反对者就找不到借口，就不可能在1987年初把他整下去，他就有可能坚持到“十三大”，担任中央顾问主任，然后接过邓小平的职位——当军委主席。那样，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但事情恰恰不是这么发生的。86年的学潮，导致了胡耀邦下台。
再则，如果没有1985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借祝寿之际宣布退休， 86年学潮也不太可能导致胡下台。当时，杨尚昆非常着急，他是军委副主席，而且是靠邓小平当上的军委副主席。如果邓小平一退，胡耀邦一旦当上军委主席，首先免掉的就是他。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他决不可能顺顺利利让胡耀邦当上军委主席。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形成三大集团：改革派，保守派，阴谋家派。阴谋家派就是以杨尚昆为首的一个帮派。在挽留邓小平（不要让他退休）阻止胡耀邦接班的问题上，杨尚昆和保守派结成同盟。表面上他不断和赵紫阳胡耀邦握手，给他们讲好话，实际上已经和李鹏进行了很多阴谋交易。我记得在1986年10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李鹏刚从门那里出去，杨尚昆就追了出去。他们在走廊里咬耳朵，窃窃私语，然后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因为平常这些人很难见面，每个人的电话实际上都不安全，在里面要跟人谈一点事情，通常会到中南海边去“散步”。我们知道里面的窃听设备多么先进，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所以，他们联络，只有通过这些会议。
我认为，从邓小平宣布退休开始，六四事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在十三大的时候，薄一波和杨尚昆在主席团会议上，我当时是主席团会议秘书，工作是作记录。他们两个有一段对话，已经把他们的心理揭示的非常清楚。在邓小平1985年宣布要退休以后，中共之间的改革与不改革的事情已经退居其次，首要的问题成为谁能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且，这个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因为1985年距离”十三大”召开还有两年的时间，邓小平这个时候宣布，大家都知道不是最后的决定。他是一个试探。如果是最后的决定，他就不会在1985宣布。他可能在1986年，不给你任何时间。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解释空间：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不在决定好了之后宣布？他为什么要借寿辰的机会进行试探？
这是中国传统谋略一个经典案例。历史上的朱元璋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没有绝对的权威，在作一项决定的时候，先放一个气球，看看是反对的人多还是赞成的人多，如果反对的人非常多，他就可能把这个决定收回来；如果反对的人不是很多，他就可能做下去。去年，江泽民对小林蕙善有一个谈话，说国家主席有任期制，但是总书记没有任期制。这句话也是一个试探性气球，就是看看国内外舆论的反映，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没有人提出解释，他16大可能就不退。
邓小平那个时候宣布他要退休，实际上也是给大家一个相互商量的时间，实际是说你们考虑一下，我这样做怎么样。从此以后，各个派别的活动极为频繁，斗争日趋激烈。
第一个回合，作为六四起源，一个非常重大的权力斗争的回合是在胡耀邦下台以前。这一次决战就是在前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这个会议之前，围绕着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央已经分成了两派，并且开始了非常明显的权力斗争。
在什么问题上开始的争夺呢？主要是在六中全会的决定上要不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要写继续“清除精神污染”这两个提法。胡耀邦坚持认为这个文件不要用这两个提法。每次把这两个文件起草好送上去，小平同志都批示：很好。邓力群一定要批两三页，要阐述一下，强调党的文件要有连续性，一定要把两个提法写进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何如何重要，给人家写两页以上的纸。陈云很暧昧，根本不批示。1986年，围绕这件事情大概双方争夺了半年多时间。
到开会之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邓力群修改稿的全部删掉以后，胡耀邦又把决议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说这一稿可能是最后一稿，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可能在六中全会上要摊牌。邓小平批示说：摊牌就摊牌。
在这次会议通过之前，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有人给薄一波做了工作。这个工作，我现在怀疑，那就是让杨尚昆给他做的。薄一波说：没有必要做这样一个决定。这是薄一波的说法。中央已经通知第二天上午要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临到开会之前，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也说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没有必要开。结果他自己缺席了这次会议。这个过程就看出当时的这种权力角逐的紧张和激烈。
在六中全会最后一天开会的时候，这个决议经过各小组讨论——因为邓力群当时几乎控制着整个意识形态，在邓力群帮派的坚决要求下——留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有几个人知道耀邦同志对此不满意，至少在会议上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陆定一，一个是万里。在会上，陆定一首先站起来发言……
因为耀邦同志记住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摊牌就摊牌。他认为这次会议是摊牌的时机。我认为，作为政治家，他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摊牌，是你去摊牌，不能当着老同志的面摊牌。你当着这么多老人的面摊牌，就等于把邓小平逼上梁山了。他当时还要问大家：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呀。那时还能有什么意见？都已经改好了。这时候陆定一首先发言：说我还有点意见。他建议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文件中删去，为什么要留这一句话呢？他讲完之后全场楞住了，没有任何人吭声，大家面面相觑。大概静止了足有几十秒钟，突然有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从前排响起来了，这个人是万里。他说：我赞成陆定一同志的意见。应当把这句话从这个决定里删去。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难道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吗？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哪儿呢？中央委员席位上掌声雷动。中共党内的斗争已经表面到会场上了。停顿了一会，首先发言的是彭真，接着是杨尚昆。彭真说，我不同意删去这句话，这句话要保留。后来，邓小平就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这时，已经注定了胡耀邦的败局。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1982年胡耀邦过多干预了赵紫阳主管的经济工作以外，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支持是一贯的。在处理86年学潮的书记处会议上耀邦提出，现在学生在闹事，这也并不可怕，进行现代化建设怎么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呢？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事件呢？怎么可能没有动乱？有点动乱不要紧，这完全是要考我们的、锻炼我们的领导才能的时候。然后，赵紫阳接着讲。他说，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这是我听到的中央领导讲得最明确的一次！就是说：不要怕动乱；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当时我看到这个会议记录，我感到中国有望，应该说为中国庆幸。但是第三天，风云突变。我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听说当时——告诉我这个情节的人不是一般人，至少是出席会议的人——杨尚昆跑去对某人耳语了几句。这个会临到结束时，耀邦同志说：散会。这个人突然站起来说：等一等，我有几句话要说。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书记处对学潮这个事情还没有深刻反省。我认为这一次学潮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中央长期以来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放松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结果。
大家原来以为这些话是不是邓力群说的？或者是薄一波说的？都不是。是胡启立！这就是为什么胡启立后来在耀邦去世以后感到那么愧疚，跪在他的灵前；最后在戒严问题上弃权，投反对票。这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过了几天就在小平家里开生活会，要免去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捏估的？仍然是个迷。将来只有中共文件完全解密，我们才可能知道这背后的秘密。但是有一条，旨意是杨尚昆转达的。杨尚昆在邓小平面前说了什么？怎么去运作的，我们现在根本不清楚。
当时事情事实上已经过去，学潮已经平息，而且中央书记处已经有这样一个共识：要在中小动乱下管理国家。事请都过去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免去总书记职务呢？就是不要让他平安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定是杨尚昆最需要看到的事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两年内再发生一次这样大的事情，可能很难。这个事情如果平安过去，胡耀邦还可能兼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这件事情，我估计可能陈云也不愿意看到。
在胡启立发言之后，邓力群乘胜追击，说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事情，耀邦同志不坚持，紫阳同志也是不坚持的。紫阳同志保护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比如像严家其这样的人，居然在他的政治改革办公室里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小平同志就问紫阳：紫阳同志有这件事情吗？紫阳同志说：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非常努力的，我坚持改革开放，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严家其同志，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他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这是交锋，这就是第一次的交锋。小平同志说：那好, 就这么办吧。
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躁动性的学潮不可能导致中央政权有多大的变动。如果要变动的话，他就要利用学生。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就是这个意思。他早就想干掉刘少奇，只是找不到一个借口。六四事件的起源，其中是两个问题，一个必然中的偶然；第二个问题就是三个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对抗。
二、六四的前的政治格局
“十三大”过后，改革派与保守派和杨尚昆联盟胜负各半。改革派胜了一半，是邓小平终于半退了，没有全退，军委主席的职务还在邓小平手里，杨尚昆还有可能控制军权。这也是杨尚昆和保守派胜的一半。而且这个会议上，中央顾问委员会保住了，因为邓小平如果全退的话，中央顾问委员会可能马上就撤消了。因此，保守派还有一个发言的阵地和权力运作的空间。保守派负的一半，是他们在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全线挫败。因为当时内定的保守派人物胡乔木要兼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邓力群要做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在“十三大”会议上，中央委员他都没被选上，差额选举把他“差”掉了。又选举一次，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内定他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在顾问委员会选举时他又被选掉了。所以说保守派在一线决策岗位上受到了挫败。
改革派也是胜负参半。赵紫阳仍然是个“儿皇帝”，他上面仍然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像古罗马还有元老院一样。而他在这次大会上想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没有通过，只在“十三大”报告里写了一些条款。这是改革派负的这一半。因此，“十三大”实际上并没有终结这场权力斗争，只不过是给这场权力斗争做了一个幕间休息——由邓小平退休开始发动的、到六四事件的两幕戏的幕间休息，而且是下半场，接近高潮了。
幕间休息以后，到了1988年春天，一些老同志到珠海去过春节，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反赵紫阳的“指挥部”。1988年的夏季，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要进行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进行加强改革，发了政治局会议公报。此事导致了一场抢购。这件事情后，保守派和野心家们想争取最高权力的这些人蠢蠢欲动，开始对赵紫阳全线反攻。反攻的第一个信号是李瑞环发动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向赵紫阳首先发难，说现在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要批评、批判赵紫阳的“外向型经济”的思想，批判两个“大循环”的思想。接着王震（他当时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提出《河殇》的问题，因为当时赵紫阳当“代总书记”以后，《河殇》播放在电视上，他们就认为《河殇》是赵紫阳要和邓小平争夺天下，分庭抗礼。他们提出“到底谁是我们党的领袖”的问题。王震的背后是邓力群。他是“创作”者，王震是“表演者”。王震说：谁敢反对邓小平？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
实际上从那时开始，他们的斗争策略已经改变了。他们开始挑拨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邓小平退休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半退是可以的，但是我推荐一个人来做中央军委第一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做常务副主席，我随时把这个职务让给他。那意思是说杨尚昆一定要随时干掉赵紫阳。有了邓小平这句话，他们就等不到“十四大”了。因为邓小平可能在“十四大”以前就把他的职务让掉。
一般这个权力斗争都是五年代表大会一次。因为有邓小平这句话，这个权力斗争被提前了。1988年的春节，这些老人们，包括王震、薄一波这些老人在珠海具体商量怎么搞掉赵紫阳的方案。这件事是日本记者先探听到的。
总之，在胡耀邦去世前，形势可以归纳为三条：
1、受到重创的保守派在重整旗鼓，并在寻找反攻的新的契机。
2、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已经出现嫌隙，主要是因为《河殇》的出现，加上一些人的挑拨离间。改革派之间最高领导层，出现分裂。就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和民意领导人——邓小平是实际权力的掌握者，赵紫阳是民意权力的掌握者，这两个人中出现缝隙，出现问题了。
3、杨尚昆成为邓小平与中央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这三条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改革派试图卷土重来；邓赵之间出现缝隙；杨尚昆掌握了中央权力的主动权，掌握了杠杆。
三、六四的性质
我把“六四”定义为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联盟之间的一场决战。它的结果是全部都是失败者，没有一个胜利者。
胡耀邦去世以后，对胡耀邦去世感到最内疚的是1989闹过事的在校大学生。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胡耀邦的去世与他们的闹事有着某中说不清楚的连带关系。胡耀邦去世以后他们受良心的呼唤，开始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同时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悼和愧疚之心。他们大概只能看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最高位置上面，他们并不了解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了这个动作──挥泪斩马谡；他为了向保守派妥协──保守派的进攻非常强大，自己把他提起来又自己把他干掉了，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学生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街上的标语越来越多，都是反邓小平的。这正是杨尚昆烧三年高香都烧不来的局面。那恰好可以制造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进一步冲突。要不你进一步镇压，你如果不坚决镇压，就表示你赵紫阳有野心，也就是想搞倒邓小平。因此，对待学生的态度，就成了一个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问题。
其实，学生“见好就收”最符合赵紫阳的利益，因为赵紫阳一直不主张镇压学生，他主张对学生怀柔。学生越闹得凶，保守派就越高兴。他坐山观虎斗。当时的利益结构就是这样的。所以最不想让学生退的就是杨尚昆，就是陈云、薄一波、邓颖超这一大批老人们。
那么怎么样让学生们不退呢？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告诉你，我要秋后算帐！因为一秋后算帐学生的分配就没有去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闹。你要秋后算帐我能回去吗？参加过这个活动的都知道，就是这个心理。而保守派决不可能说你这个运动是爱国的，我一定要把它定性为“动乱”；只要是“动乱”，我秋后就算你的帐。只要你定性为“动乱”，学生就不会善罢甘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当时的形式和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的。保守派是想坐山观虎斗，他们希望学生不要退场，希望邓小平和赵紫阳斗的越剧烈越好，那么他就可能让赵紫阳在“十四大”之前下台。
保守派利用了学生，杨尚昆利用了保守派和学生、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冲突。他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既能沟通邓小平、赵紫阳，还能沟通保守派。他有一个大家都有求于他的“身份”，他可以跟所有人说话，没有人认为他是两面三刀，因为他要扮演邓小平的传话人。他的位置使他可以做到一箭三雕：让赵和邓和保守派同归于尽，自己做“太上皇”，控制军权，找一个“儿皇帝”，他想重演邓小平的故事。而且，他确实办到了这一点，在其后的两年内，他就是“太上皇”。
但是赵紫阳毕竟在中国共产党里滚了这么多年，他有他的政治谋略。他的谋略是什么呢？以退为进，隔岸观火。在学生闹得最凶的时候，他去北朝鲜访问。他效法的是1966年的毛泽东，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毛泽东躲到杭州去了，让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北京处理事情，处理完了，8月份，他回来便把他们打翻在地。赵紫阳现在重演这样一个故事。他临走之前交代三条：第一，我走了以后不能召开中央常委会；第二，重大事情向我汇报；第三，由李鹏主持中央工作——他想把这个“祸水”重新引向李鹏，。但是，杨尚昆比他还高明。赵紫阳前脚刚刚走，杨尚昆后脚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委会他没开，他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当晚结束后，杨尚昆就带着李鹏、李锡铭和陈希同去见邓小平，把这场运动描绘为一场疯狂的反对邓小平的运动。于是邓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讲话。这篇讲话大家都知道，当时就在党内公开传达了。邓小平的中心就是三句话：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 对学生要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的调子，当天晚上胡启立奉命主持起草了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把这场学生运动，定义为反革命动乱。
从此以后，赵紫阳和邓小平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邓小平讲话传达时，一点也没有介绍背景资料。这篇讲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谁去汇报的？一句话都没有。他同时也促进了杨家的灭亡的命运。因为他这样做实际就是把邓小平逼到了墙根，火山口，就把邓小平变成了一个暴君。就是这场运动将来不论以什么方式发展，其罪过都在邓小平身上，因为有这篇讲话。这叫一箭双雕。赵紫阳回来以后，你要是讲怀柔，就是直接与邓小平的讲话对抗，邓小平已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你这不是与邓小平对着干吗？赵紫阳不知道，以他的背景和功力，是不能跟毛泽东相比的，所以他不能玩那个谋略。他本来是想你们镇压完了之后，我来收拾。如果你们镇压了或你们非常严肃地处理了，我回来进行怀柔的处理，就我一个人对。但是，赵紫阳出的这个招，被杨尚昆以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彻底的毁灭了。杨尚昆已经看穿了他的用意。
邓小平的讲话以后，包括李鹏、杨尚昆这些人，唯一的担心是学生坚持不住，会撤退。结果他们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紫阳同志回来以后，在5月3日发表了讲话，学生觉得这个讲话很舒服，就回去了。但5月13日中午，学生“绝食”出台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抉择。思想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生无法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他们上街是因为何东昌在各大学演讲：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这个讲话把学生刺激得坐不下来，没办法在学校里读书，他们要讨个说法，要求承认他们不是动乱。
从学潮开始，到学生上街绝食，所有的的事情都按照杨尚昆的意图在发展。那时侯他已经成立了戒严指挥部。戒严指挥部刚成立的时候在中南海办公，几天以后搬走了。
大家知道，一但动了军事行动，对改革派无论怎么进行清洗都不为过，因为已经流血了。如果不流血，那什么事都好说。在这之前——邓小平时代，他们没抓多少人，最高的处罚就是开除党籍，像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他们并没有被投进监狱。投进监狱就是在“六四”，动了军队以后才开始的。冲突已经升级到军事冲突，他们无论做出什么人们都不会惊讶。现在老抓人，就是六四抓惯了，抓起来已经没什么了，那么多的人我都抓了，现在我还不能抓吗？
但是，杨尚昆想当“太上皇”，也就为自己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因为他做的这些都瞒不过邓小平，只是邓小平当时不敢和他动手。一方面，邓小平不可能既打赵紫阳，又打杨尚昆，这样的话他马上会灭亡。杨尚昆不管倒向哪一边，哪一边的力量一定加强，所以邓小平一定要稳住他。另一方面，杨尚昆军权在手，对他动手必须小心谨慎。就像一个公司经理，你的卫队长如果对你不忠心，你可能还要安抚他，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把你软禁起来，一个电话就行了：小平同志，你不安全，我给你重新派一个警卫连，让那些反革命不要进入你的家里。从此以后你连电话也打不出去——你无法联络，他只要一个动作就足够了。
当然，邓小平并不好“玩”。中共“十四大”前，杨尚昆兄弟莫名其妙地下台，可以被看成是他那次“玩”性发作的代价。他的失败，只是比那次保守派与改革派“同归于尽”的大火迟到两年而已。
四、六四的教训和价值
六四的第一个教训，我认为是权力被“不规则垄断”。
在中国，不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社会会衰退，甚至会野蛮化。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社会就会动乱。社会动乱的根源不是民众要求政治参与，而是少数人对社会政治权力的不规则垄断。少数人垄断权力，社会可以不动乱，比如中国的王朝时期，唐代可以繁荣四百年，权力是被所垄断。但是权力被少数人不规则的垄断，权力的更迭没有程序，是通过权力斗争和阴谋的方式来解决，它就成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我在《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书对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分析，对中国民主化为什么一百年没有搞成也有一个分析。六四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少数人不规则的垄断不解除，中国的动乱就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于政治参与的小镇压，会带来小的反抗；大的镇压就会带来大的反抗。在1978年的北京，一开始只是很小的思想方向座谈会，然后才有北京大学的竞选；你再镇压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又批了十个人，如于光远、胡绩伟、郭罗基，结果就出现1986年的学潮；1986年的学潮被压下去了，1989年又有了更大的学潮。这一次压得更深，时间更长，反弹其结果难以预料。也可能比1989年更大，也只能更大，因为它压得更久，积蓄得更深。而且不规则、当局的这种不理性超过邓小平时代。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是学生运动，不可能完成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学生是一种不稳定的、不自主的中间的政治组织。它是一种潜在的组织力量，但不构成一种完整的组织势力。学生运动只是激发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如果没有中共政治力量的分化，没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无论多少次学生运动都不可能把中国导向民主化。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学生运动实现民主化的，即使是苏联，它靠的也不是学生运动，而是苏共中央的分裂，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靠的是政治力量的分解，最后靠的是工人。在南韩，学生运动也非常多，但导致南韩实现民主化的决定力量，是社会自主力量的发展和南韩内部政治力量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对学生运动崇拜的心结。我认为对学生运动不应该崇拜。学生运动永远都是一个催化剂和导火索。而且，它在黑暗的政治下容易被人利用，在一个有希望的政治下则可能成为政治民主运动的催化剂。我认为，对学生运动过度的崇拜和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化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不是经验。第三个，六四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六四仍然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其民众的参与程度是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它的伟大程度我有一比：它是东方的法国大革命。不能认为这个运动它一开始是学生发动的，就认为这个运动有任何被玷污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是非常纯洁的。不能因为这个运动被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就损害了这场运动的价值。这场运动可以看成是中国民众第一次采取的一个集体行动，不在官方发动的采取的一个集体行动，它跟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宣布了中国统治的不合法，终结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它用街头呼喊的形式，比投票要强烈得多。它用呼喊、用标语那个选票是非常巨大的，人人都能看得见，连卫星都能看得见那个选票，宣布了中共统治的不合法性。
但是，这场运动的价值，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它的意义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等量齐观。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是一场终结君主制度的革命，宣布了君主制度的灭亡；而“六四”则宣布了共产主义僭主制度的灭亡。法国大革命以后，导致了君主制度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法国大革命成功以后君主一个一个的倒台。而君主的统治比僭主的统治要文明的多，所以结束僭主制度比君主制度更加困难。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区别：法国大革命是首先砍掉了自己君主的脑袋，然后去砍别国君主的脑袋；中国的“六四”是别国君主脑袋先砍掉了，最后砍本国君主的脑袋。
六四“权力大玩家”
自-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自-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评论
bfcook
2012-01-18 03: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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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听上去和看古装电影一模一样，中国历史上总有有忠臣，奸臣， 庸君，小人， 21世纪依然一样，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 因为仍然是一样的文化老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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