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胡平：为理想承受苦难——流亡

胡平：为理想承受苦难——流亡

世间有一些苦难是很难向别人描述，很难被别人理解的。流亡便是其中一种。 
    
尤其是我们这次流亡。我这里指的是“六四”后的流亡。 
     
    
较小的苦难依然是苦难 
    
流亡有什么苦？想想国内那些还在坐监狱的异议人士吧，想想那些被开除公职、找不到正当工作、家庭破裂并且不时被警察骚扰的朋友吧，想想那些泪眼哭干的天安门母亲吧，想想那些十五年前喋血长安街头永别人世的死难者吧——其中大部分死时还那么年轻。当上述一切苦难仍在残酷地持续时，流亡者讲述流亡的苦难，是不是太奢侈、太自我中心了呢？ 
    
再想想那些偷渡客吧，他们宁可花上几万美元，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投奔海外，两手空空，从最繁重最廉价的工作做起，开始新的人生。他们不是流亡者，但是他们常常要冒充流亡者，假称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以便取得在外国的居留权。如果流亡是苦难，为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要冒充流亡者呢？毕竟，和这些冒充的流亡者相比，大部分真正的流亡者的日子总要好过些。在这些人旁边，流亡者讲述流亡的苦难，是不是太脆弱、太贵族气了呢？ 
    
是的，是的，但也不全然是。苦难确有程度的差别——无怪乎古人要把地狱还分成十八层。但是，较小的苦难依然是苦难——第一层地狱终究还是地狱。另外，苦难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因为归根结底，苦难总是由具体的个人独自承担的，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不会因为还有人失去两条腿而不感到痛苦：他的痛苦是他的，你的痛苦是你的。 
     
    
安土重迁与轻举妄动 
    
那是一个圣诞之夜，民运组织借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生会的一个大房间举办晚会。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位客人，有流亡的民运人士，也有留学生。C君和我站在窗前，一边喝着饮料一边交谈。 
    
“有些情景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一写成文字反而给读者造成错觉。”C君说，“你看，如果我们要描写现在的情景：”在洛克菲勒大学39层楼上，来自中国的流亡者在这里聚会，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望去，曼哈顿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我手持高脚杯，轻轻地呷一口红葡萄酒，和朋友们交谈……‘这些文字没有一句不真实，可要是让国内的朋友看了，他们一定会觉得：你们过得好优雅、好舒服啊！至於我们的苦恼，我们的焦虑，不论你怎么写，他们都不会明白。“ 
     
国内国外，有时真是很难沟通。我听一个留学生讲过类似的事情。这位留学生在美国中西部小城念书，他给国内的同学写信，写到他怎样经常地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感到百无聊赖，感到生活无意义；愁绪万千，无法排遣，有时就只好一个人开着车上高速公路狂飙一阵。他同学回信说：“你还愁什么呀？我还想有部车开着在高速上狂飙呢！” 
     
文字的无意识的误导作用，古人早就发现了。明人张潮指出：“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肖索者”，“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但这里的情况还有所不同。 
     
中国人本来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向把背井离乡视为畏途。就拿“背井离乡”这四个字来说吧，一看就让你产生孤苦淒凉的联想。只是到了近一百多年，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用大炮从迷梦中唤醒，发现了在我们中央王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强盛的世界，一种更高明的文明。从此，西方就成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神往之地；连那些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地名物名，由於沾着洋气，一说出一写下就能造成一片奇妙的气氛，引发你想入非非。中共闭关锁国三十年，物极必反，尔后实行对外开放，立时兴起出国大潮：留学的留学，移民的移民，外加偷渡与流亡。中国人一反其安土重迁之旧习，变得比几乎任何民族都更轻举妄动。西方国家确实比中国自由，比中国富裕，中国人在这里确实可以过得还不错；只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异国他乡，那种孤单寂寞总是如影随形，难以摆脱。问题是，这种孤单寂寞之苦，用文字是很难表达的。尽管在古代中国，人们对背井离乡的苦难有很深刻的理解，但那时的背井离乡多是指离开中心去向边缘，离开丰裕去向贫瘠；如今的背井离乡却差不多是反过来的，所以它的痛苦一般人就不理解了。 
     
     
事非亲历不知难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辗转英美，最后落脚于巴西，1942年与妻子一道在里约热内卢的家中自杀。按理说，流亡对茨威格不应该是什么难事苦事，因为他早就立志做世界公民，以四海为家。茨威格出生于世界文化之都维也纳，年纪轻轻就周游列国，懂得多种外国语言，广交天下名士，着作畅销全球，无论是开罗还是开普敦，无论是里斯本还是上海，无论是巴塔维亚还是墨西哥城，他的作品都大受欢迎。在流亡期间，他有年轻的妻子陪伴，并不孤单，生活一直很富裕，绝无衣食之忧；在他流亡经过的每座城市都受到国际和文坛知名人士的盛情欢迎。在流亡期间，他的创造力并未衰竭，先后完成多部着作，包括《异端的权利》，自传《昨日的世界》，《巴西：土地与未来》，以及那部死后发表的遗作《象棋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茨威格都称得上是流亡者中的骄子与宠儿。你一定会以为，没有人能比他更适应流亡？ 
     
可是，错了。茨威格对流亡生活并不适应，非常不适应。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茨威格说：“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於事。”从流亡生涯的第一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於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事非亲历不知难。茨威格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他十分感慨地说：“这也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 
     
当然，茨威格无法适应流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对未来的绝望（这是他自杀的主因）。正如他在绝命书里写到的：“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另外，或许也正如茨威格自己所说：他从很早开始就太放纵，本性又太敏感，由於时代的变化太急剧而太受刺激。但无论如何，茨威格的经历告诉我们，流亡要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艰难，更为痛苦，而这种痛苦在自己未曾亲身经历前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没移植过的树，不觉得自己有根 
     
流亡之苦，首先在於失去归属。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可见，一个窝的条件好坏，这是一回事，一个窝是属於自己的还是属於别人的，这是另一回事。“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揭示出归属感对人的重要意义，它甚至比条件的优劣更重要。 
     
关於归属感，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阐发最为有力。赫尔德强调归属感。他认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动自由，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假如没有可归属的群体，人会觉得没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会觉得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他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习俗。寂寞不是因为没有别人共处，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你的话；必须是属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费力地——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沟通，才可能真正听得懂。赫尔德不相信有所谓世界主义。他认为人们若不属於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的。即便人会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於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新的潮流会产生，但追根究底，人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这个在潮流底部的固有传统源头，有时候虽然会整个改头换面，却始终在那儿。然而，这源头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个文化里，却不是这文化的产物，他们在生活环境里找不到归属，不觉得和某些人有亲切感，不能讲自己的本地话，这会造成一切人性特质严重脱水的现象。 
     
为什么流亡异国之苦，非亲历者很难理解呢？因为我们本来就出生在、成长在我们所归属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觉不到它存在的意义。离家才会想家；别乡才会思乡；和他人相处，你才会意识到自我；到了外国生活，你才会体会到自己是中国人；没移植过的树，不觉得自己有根。 
     
     
异议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惩罚 
     
波兰流亡学者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说：“俄国由於幅员辽阔，存在一种独特的国内流放制度，它使被流放者处於双重最恶劣的境地，既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又和过去一样经受着同一压迫制度的统治。”“新中国”有没有这种国内流放制度呢？有，不过它不叫流放叫下放。国内流放确实是双重的恶劣，这是旁人也很容易看出的。相比之下，流放国外的恶劣就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了。鱼在沙滩上扑腾，人们都知道是沙滩不对，不是鱼不对；咸水鱼在淡水湖里扑腾，人们不觉得是淡水湖不对，人们只怪鱼不对。 
     
流放是惩罚，而且是很严厉的惩罚。但是把异议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惩罚，那似乎就不大清楚了。把一个追求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流放到自由民主的西方，这不是把鱼儿扔进大海，怎么算惩罚呢？不，流放西方是一种惩罚。因为异议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国家实现自由民主，把他们流放国外，不仅仅是禁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们为追求自己理想而战。 
     
流放国外是受难，但看上去不像是受难，有时倒显得是享福。事实上，流放国外的情况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流亡使他们获得了在国内不可能获得的广阔天地；对大多数人来说，流亡海外是较小的恶；另外还有一些人，流亡海外反倒比留在国内更不愉快。这就不像在国内流放（包括坐牢、失业、被监控）。在国内流放毫无疑问地和毫无例外地是受难（尽管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你知道你在为理想而受难，别人也知道你在为理想而受难，这就使你的受难产生了意义。在异国流放就不同了。你是在为理想而受难，但别人却以为你是享清福；你不但没有因为受难而使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反而是使原有的光辉都迅速地黯淡下去。在国内流放，你是从中心放逐到边缘，从相对文明之地放逐到相对蛮荒之地。你在流放地默默无闻，遭人打压，但是你可以保持内心的骄傲，你自以为鹤立鸡群，虎落平阳，因而你有权孤芳自赏。流放国外则不然，既然你是被流放到欧美，流放到更文明更中心的地方，流放到自由精神的故乡，按一般人的想象（也许你自己原来也这么想），你该在这里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大放光彩，如果你有了更大的机会却未能做成更大的成就，甚至销声匿迹，默默无闻，你的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很容易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你很难再坚持内心的骄傲，你很可能变得沮丧消沈，心灰意懒。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说流亡教人学会谦卑，茨威格说流亡使他失去自信：他们说的究竟是两件事呢，抑或是同一件事？ 
     
     
不仅仅是乡愁 
     
流亡的痛苦，首先是乡愁，但又绝不仅仅是乡愁。移民、难民，甚至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也都是有乡愁的。流亡者的痛苦，要比移民、难民或流浪者更複杂，更深刻，更矛盾。 
     
要对流亡者和移民、难民或流浪者加以明确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态上。 
     
流亡者不是移民，因为他始终把寄居他国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暂时状态。 
     
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为他不是没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着家但有家不能回。就连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虽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己选择了不回去；但他是基於某种原则而拒绝回家，而不是把拒绝回家当作原则。 
     
流亡者是难民，但不是单纯的难民。单纯的难民只是为了躲避对自己的迫害，一旦进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在於他们总是执着地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不论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并且还热切地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虽然因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祖国，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祖国；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於迫害，但从此也就将他的灵魂撕裂成了两半。 
     
正因为流亡者和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心态上，因此，你只要调整心态，你就可以从流亡者转变为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事实上也确有不少流亡者变成了移民、难民或流浪者（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流亡者把自己变成移民、难民或流浪者，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自己的流亡身份和立场，也就是说，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他过去追求的事业，那岂不是有背於初衷，自己否定了自己？ 
     
     
为理想而承受苦难 
     
这就是流亡者的特殊困境了。譬如流亡作家，一个来自中国的流亡作家，他和其他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面临着种族、文化、生活习惯和谋生方式的种种严峻挑战。由於流亡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和流亡的自愿性或被迫性没有关系，因此很多流亡者通常比别人更缺少在海外生存的准备（例如语言上的准备、谋生方式的准备）。所以，流亡作家往往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去调整自己以适应海外的生活。然而，既然他要坚持从事流亡的文学创作，他又必须保持本色，保持自己原有的经验。他必须始终保持对本国状态的深刻感觉，必须始终保持对母语运用的高度技巧。换句话，他必须在努力进行调整适应的同时，又努力地抗拒调整适应。对他而言，过分的不适应和过份的适应很可能同样都是有害的。搞得不好，他会变成“四不象”而一无所成：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外文学不好，中文却退步了；既没有过上安稳的小日子，同时又没有做出可观的大成就。 
    
流亡的政治活动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应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作家们更严峻。写作是超越时空的，政治活动却不能不受制於时间与地点：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一次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同样的抗议活动，其意义是很不相同的。没有了危险，没有了恐惧，很多活动的份量就大大减轻了。勇敢本来是许多民运人士最重要的特质，可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它却无从彰显。假如说在国内坐监狱是难以承受之重，那么，在海外流亡则是难以承受之轻。多少流亡者来到海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他们所能做的事其实很有限。他们决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在这里他们又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流亡者会悄悄地选择了回去（或许作过某种言不由衷的承诺）。但仍有许多人宁肯坚守，默默地坚守——并不是为了做多少事情（他们知道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而只是为了忠於自己的理念。在中国的流亡者中，有不少人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流亡者们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然而在我看来，也许，最是在那些默默地坚守的流亡者身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到流亡的苦难、沈重、以及神圣与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