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愤愤们为什么不去惹阿三？
首先还得说几句什么是愤青。愤青的全称是“愤怒青年”，国内有个关于愤青的顺口溜，我附在后面。其实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多数情况下愤青们并不“愤怒”而是“亢奋”，而且愤愤们的组成各个年龄段都有，从人数上看当然是青年为主，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愤老学者也不少，这些人“愤”量重，而且愤老们最大的特点是好为人师，彼此之间为争当愤愤们的精神领袖打得不可开交。凡是愤青们取得一点成绩，都宣称是自己正确领导或引导的结果，都认为是自己关键时刻的某个发言或贴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若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一定是对愤老指示贯彻执行不力所致。
在中外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今日愤青这样的等价物或类似物。
一提起愤青，我看到的类比，常常是义和团、五四青年、红卫兵、韩愤，偶尔也有说古代名士的。其实细分析一下，并不一样，区别甚大。义和团是由没文化的农民构成，明显带有一种抵制现代文明的倾向，方式尽管可笑，但人家可是誓死捍卫中华文化价值。其所作所为倒是和塔利班相似。而现代愤青们都有很高的学历，硕士博士在愤青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农民工。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建筑工人有不少接触，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对时事关心的程度远不及博士生，一说台湾独立就是关我球事。而博士生们却是一提起这类事情来就亢奋，好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李勇奇一样，人人心头一把火，争着去打台湾岛。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套极为成熟、实用的作战方案，至于攻打台湾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不拿下台湾，大陆就没有出海口。
和义和团的师兄弟们不同，愤青们看似愚不可及，实际上却高明，人家从来不干义和团杀洋毛子传教士那样的蠢事。若遇到老外，大概首先要考虑的还是能不能可以抓来当个推荐人、保证人什么的。即使对于二毛子，当代愤青也做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主要手段是泼粪，昔日赵薇和今日王千源都是这么给恶心了一下。至于古代的名士狂士，时髦的做法是“仰天大笑出门去”，远离尘俗，隐身于山林寺庙，从不干泼粪之类的事情。古代狂士话虽然说得很大，但对现实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代愤青行事的准则是下可以哗众、上可以邀宠，所以成了任何有头脑的执政者不能忽视的一种力量。
愤青们和红卫兵也不一样，红卫兵都是些有革命理想、勇于献身的热血青年，讲究的是一切让毛主席满意，让毛主席放心，目标是“Free All Mankind”，让世界山河一片红。后来他们挨整，一部分红卫兵成了阶下囚，文革后还有一部分成了三种人，主要问题是弄不清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哪儿。而现代愤青根本不必有这种担忧，他们的心和中央是相通的。当年红卫兵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毛主席挥挥手，“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朱镕基语）。但现代愤青却精于算计，砸日货，要砸别家的日货；砸大使馆，前提是必须不影响出国。满嘴的反美反日，一肚子签证绿卡。愤而不乱，从来没有过方寸大乱的时候。
我认为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世界里大搞爱国运动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创举，比起毛时代来要聪明许多。以前老毛是对第三世界输出革命，毁了不少华人华侨。那些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们不管这一套，只要对政权有威胁就大开杀戒，一弄就是几十万人头落地。而且不用政府动手，只要给个舆论导向，当地百姓自己就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把一切搞掂。六十年代印尼、缅甸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处理的。
今后海外华人该怎么定义，还真是个难题。以前周总理用通俗的话解释说，华侨一旦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象嫁出去的女儿一样，成了婆家的人，应该和新家中的人友好和睦相处。同时，也是中国的亲戚，应该成为两国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可实际上，女儿在婆家真受了欺负，娘家人根本不出面。六十年代印尼发生九州军事政变，中国被怀疑是幕后策划者，因而印尼掀起排华浪潮，逾30万名华侨遭杀害，更有无数华人逃往海外，或留在印尼沦为“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杀便杀了，也未见咋地。
在49年以前，海外华人自己没“嫁出去的女儿”这个概念，像毛泽东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一样，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平时在居住国认认真真做人，规规矩矩干事，闷头发财，讨生活。一旦出了事，能跑便跑，谁也想不到娘家人还可以出来说话。像印尼是荷兰殖民地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中国人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的中国皇帝乾隆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现代中国愤青虽然和红卫兵在献身精神方面不能比，韩愤倒是和红卫兵有些像。记得当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有几个韩愤到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口切小指头抗议，切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血乎次拉的，后来好像还有切腹的。当时网上对棒子赞不绝口，说高丽民族有血性、真男儿之类的贴子满天飞，网上中国愤青还号召向韩愤学习，结果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最后也没听说谁这么干了，很是教韩愤看不起。其实大家都希望有人去干，自己在一旁助威呐喊，问题是大家都这么想，谁也不比谁傻。
至于民国的愤青，老芦在《我们的爱国与前辈的爱国》中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张国焘们人家玩的是火烧赵家楼、痛打外交部长，不是像今天的愤青一样与政府高度默契，说一些政府不便说的话，干一些政府不便出面干的事，有些是政府组织的，有些是和政府唱红黑脸，演双簧，你方唱罢我登场。比如最近的铁公鸡排行榜，为什么都在肯德基门口闹事，在那么多铁公鸡里面唯独没有日企，难道和锦涛书记前些日子的“暖春之旅”无关，鬼才相信。而且我的手机接到铁公鸡排行榜短信5天后政府才出来辟谣，既然是谣言，为什么不早辟谣？愤青此举完全是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替政府催缴捐款，客观上为这次捐款立下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它的震摄效果和远期效应，以后谁不捐款就恶心谁，把政府乐得前仰后合。
对于政府来说，愤青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可以转移注意力，绑架中国。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是诸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生态破坏等国内问题。这显然不是CNN节目主持人或好莱坞脱星的一句话造成的。中国一个堂堂大国，在目前毫无战争危险的情况下，正像老邓讲的那样，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国内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愤青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对西方冲锋陷阵，杀声四起，好像由于西方世界的原因，中国马上就面临亡国灭种之灾一般。对于国内，愤青们高举的是爱国大旗，对观点不同者尤其是主张向西方文明学习者进行道德绑架，一顶汉奸走狗的帽子扔过去，便可将一切搞掂。
至于说什么愤青做法有损国际形象、影响投资之类的话在国内没人爱听，谁都知道外企来中国投资是因为这里劳动力性价比极高，绝对为世界之最。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样多的国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而且还可以偷税漏税洗黑钱，也不用考虑什么坏境污染，绝对是投资者的天堂。通过这次家乐福和铁公鸡排行榜这两件事，国内现在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世界500强敢情都是一群纸老虎，不刺激它要赖在中国，刺激它也要赖在中国，赶都赶不走，不敲白不敲，敲一笔算一笔。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有如此好的投资环境，可以这样自由剥削任意解雇工人。举个例子，今年世界上对船舶的需求量剧增，三个造船大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接到了超过自己生产能力的订单。日本和韩国都缩手缩脚的不敢接单，像个小脚女人，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扩大再生产容易，但将来需求量萎缩可怎么打发这些工人。中国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城市来的回家吃低保，农村来的回家接着种责任田便是。这些工人也会很知足，总比一直在家里呆着强啊，是不是？
要说政府和愤青完全一致，也不是。我在前边说过，现在政府最大的进步就是不再“舍利求荣”、“舍命求荣”，但“舍真求荣”还是必须坚持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在民众中混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小步，中国大飞跃”。过去我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现在不过是抓起白灰抹自己的脸，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而愤青在考虑国家大事时，还是要求政府不但要“舍真求荣”，甚至还要“舍利求荣”、“舍命求荣”，但愤青们大都欺软怕硬，根本没有挑战政府的勇气，一旦政府发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爱国”的信号，就会非常识相地偃旗息鼓，暂时休养生息，以利再战。至于愤愤们会不会有朝一日逼着政府“舍利求荣”、“舍命求荣”，还要看政府功能的弱化程度。
说到愤愤们为什么不去惹阿三，铁木网友认为搞阿三没快感，这句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就从“有快感、不伤身”的角度看，搞阿三确实欠了点，弄美国又怕伤身，最理想的应该是玩日本。首先小泉纯一郎这个混小子确实不地道，像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事情不管有什么理由（如为了选票），实际结果就是挑衅，成心要戳中国政府的面子，挑战中国的底线。再就是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历史上又欺负过中国，所以收拾小鬼子肯定有快感；而日本又是个战败国，一无军队二无核武，国土狭窄无战略纵深，经济上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性又很强，所以不会伤身。综合考虑，收拾小鬼子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认为日本在处理外交问题上非常失败，别看那些政客们个个衣着鲜亮，比披着沙丽、缠着头巾的下贱阿三差了一大截。日本人的毛病，简单说就是该硬的时候不硬，不该硬的时候瞎硬；没事的时候爱惹事，惹出事来又怕事。无论对待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德行。像日本经济超过美国的80年代中期，一下子又跟当年偷袭珍珠港得手一样飘飘然，忘记了自己这个半导体推销员应该吃几碗干饭，首相中曾根康宏居然说“美国没有能力使其多种族社会取得更大进步是因为存在少数民族，如有色人种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弄得美国举国愤怒，中曾根不得不向美国道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动不动就跳出来个二百五大臣，说点敏感话题，然后中方抗议，大臣下台，首相道歉，再搭上大把日元。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叫人很看不上眼不说，还又能最大限度的刺激愤青们的G点，你说不收拾小鬼子收拾谁。
阿三虽然对西方世界的依赖性非常高，但人家并不是像日本似的，对美国唯唯是诺，事事唯山姆大叔马首是瞻，而是不该硬的时候不瞎硬，该硬的时候一定悄悄硬，时机、分寸都拿捏的恰到好处。像搞核武器这件事办的最漂亮。印度搞核武器起步晚，已经成了敏感话题，可人家照样搞成了，不管你什么“核俱乐部”、“核不扩散条约”，邻国有的我也要有，也不管你美国同意不同意，就这么着了，爱谁谁。最后布什也来拉拢阿三，居然说出“印度是美国在亚洲的天然盟友”这种话来，这么漂亮的事情日本人肯定干不出来。
我看也不一定搞就阿三没快感。只要煽情功夫到家，愤青浑身都是G点。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伟大领袖的说法，只有阳痿的领导，没有阳痿的群众。老帮菜大概都记得，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不光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莫为善小而不为，搞缅甸这样的国家也照样有快感。
缅甸1948年独立，1962年军阀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驱逐华侨，1974年改称“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在胸前佩带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并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属于合法存在，但在异国的土地就完全是一种令缅甸当局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派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要捍卫“伟大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发展到后来演变为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被卷入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中。
按照当时的说法，奈温反动军人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联合豢养的走狗。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文革开始后，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被打死打伤。部分革命侨领与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通过秘密渠道回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指使”的暴徒又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并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这是缅甸当代最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当时国内的红卫兵也没闲着，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如果没有这档子事，我这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知道“德钦巴登顶”这个绕嘴的名字。凡是老帮菜大概都记得，此人是60年代末缅甸共产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在当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他老人家不甘寂寞，在北京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张口闭口就是“同志们、战友们”，俨然一副造反派的口气。那时候一提起缅甸首相吴奈温，前边一定要加上一个“反动军人政府”， 德钦巴登顶为了和中国人套近乎，又把奈温和老蒋扯在了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红卫兵们都很爽，并没有因为缅甸是个弹丸小国而减少了快感。倒是缅甸政府有些架不住，以后奈温访问中国，一肚子不满向周恩来总理倾诉，说自己当时受到了缅甸红卫兵的攻击。总理“机智而幽默”地说，我也被攻击了，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例外。李先念副总理跟着说，总理的大字报，街上都有。听这口气就跟后来人们谈论西藏喇嘛挨斗的事情一样：十年动乱，汉人也是受害者。
愤愤不惹阿三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不让惹，至少是不提倡惹。关于中印边界那档子事情以前还提一下，比如86年的人民日报，现在则唯恐避之不及，怕愤青们再哪壶不开提哪壶，失地事小，安定团结事大。尤其这件事涉及到伟大领袖的名誉，弄不好就暴露了真相，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让人们认识到伟大领袖“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送地娘娘。如果我是胡锦涛的话，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伟大领袖的声誉。甚至自己倒了都不要紧，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家族照样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本人也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老毛一倒，则共产党和官僚集团永无翻身之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再有，印度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几乎没有敌人，无论东西方世界都一样，弄不好又像上次一样，被人认为是挑战“不结盟运动”。若跟印度作对可能会死得很难看，所有我们的手段人家都会，对付西方那套对付阿三恐怕不好使。而且印侨在黑非洲在非洲，特别是在南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型印侨企业团体遍布，虽然人家政府投资不如中国多，但皮肤颜色相近，沟通起来比我们容易多了。如果跟阿三别苗头，那些非洲小兄弟们可不会闲着，肯定会借机狠狠地敲我们一笔。
煽动民族主义，中国也有失手的时候。像当年老江处理美国炸馆事件，就属于玩了多年鹰最后被鹰啄了眼。现在回国头来看，当时不如或者就接受美国“误炸”的说法，趁机敲老美一笔；或者就索性硬到底，该打就打，弄个阶段性胜利再说；不开打，至少也撤回大使弄个临时代办糊弄几个月表示个姿态。老江倒好，义正词严地把大家都挑逗的火烧火燎的，他倒跑到美国访问去了。国人对你先去还是对方先来看得很重，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谁求谁的问题，谁服了谁的问题，所以认为这次是老江丢了中国人的脸面。当时我听某愤老教授在报告中公开耻笑老江：“块头挺大，就是没有骨头，全是囊踹。”
其实现在的中国存在的很多现象，完全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别，甚至是人脑进化中的差别。就拿奥运会来说，无论古今，奥运都是摘金夺银，着重于彰显人类因坚定的信念而激发的潜能与荣获的成就，只不过古今的信念截然不同。洋古人和现代中国人一样，是舍命求荣，赢了就是国家英雄，输了就是民族败类，连回家都要“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和当年朱建华没拿金牌的情况差不多。而现代奥运是战胜自我，挑战极限，一瘸一拐跑到在最后的肯尼亚黑人选手照样受人尊重。
还有现在自治区讨论的“总体思维（或曰捆绑式思维）”也是一样。倒退千百年，人们对自然界、生命的认识只能是总体思维。现在国人一是爱说谋略，二是爱谈兵法，三就是爱拿思维说事，“改进中国人思维”之类的书泛滥成灾。老芦在凯迪贴出的“捆绑”系列，我原来觉得内容深奥，恐怕没多少人有兴趣，没想到点击率四五千，而且争论激烈。国内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已形成共识，认为光有社会制度变革不行，还要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光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也不行，还必须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只要一提思维，就要举中医的整体观念，要恢复发扬优秀传统思维。
其实在远古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要观测人体内部的奥妙几乎不可能，认识的直观性和模糊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所以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整体多于微观，推测多于实证，哲学思索多于客观观察。根据几种自然元素组成万物的哲学思辨贯穿整个中西医学史，他们认为世界的万物可最终归因于几种简单的物质，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是是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气血津液学说。古人认为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是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生理活动的产物，也是这些组织器官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看看别的国家的情况吧。尽管古印度医学发展缓慢而曲折，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还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理论。在《阿输吠陀》中就有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三体液学说。这三体液是气、胆及痰（即气、粘液、胆汁），又称三大。古印度人认为三者必须均衡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一旦紊乱，人就会生病。西方埃拉希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公元前310-250）提出过“灵气学说”：主张血液从静脉到动脉的循环；提出空气被吸入肺，进入心脏而形成“灵气”（pneuma），以后“灵气”再分布到全身，维持生命活动。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59-355，被尊为“医学之父”）和罗马时期的盖仑（Galen of Pergamum 公元131-201）提出过四体液（humor, 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学说，认为机体的状态决定于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有机配合。中医有六淫致病学说，六淫中的“六”指的是风、火、寒、暑、湿、燥等六种气候变化，“淫”指的是太过，所谓过犹不及，当六种气候太过时，则侵犯人体的外邪，损害人的健康。古罗马时期的盖仑四特质学说（special qualities，热、冷、干和湿），从本质上这些中外古老医学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都认为阴阳或体液平衡和谐就构成健康，不平衡或偏胜则产生疾病，治疗就是纠正偏胜，恢复平衡。区别就是后来西方人开始搞解剖生理，中国人仍然乐此不疲。
至于国人津津乐道的“天人合一”、“调动人体的内在抗病能力、调整机体和外界环境的平衡”的理论和做法，国外照样也有过，盖仑和希波克拉底都提出过自然疗法，要求医生相信病人自身的抗病能力。希波克拉底说：“只要给‘大自然’一次机会，大多数疾病都能自愈”，医生的职责只是协助他们进行抗病奋斗。其中在脍炙人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还有这么一句：“为了病人本人的利益，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诊断和治疗的措施，同时，我一定要避免两种不正当的倾向:即过度治疗或无作用的治疗。”现在国内不少医科大学学生入学的时候还要像入党一般，举起右手，攥着拳头假模假式地庄严宣誓，字正腔圆地念这一句。有什么用啊，现在开一张CT片子回扣是50元，药品回扣是10%，现在国人的处事准则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谁愿意当王八蛋？
再拿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来说，在没有现代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各国都这么干，只是中国人一直坚持了下来，所以花样多一些就是了。不信把一群医生患者都赶到一个荒岛上去，没有CT、心电图机、B超、核磁共振，不能化验血象，你看他们能怎么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古代由于对人体知识的严重不足，所以当时的医生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对患者进行检查，特别内部脏器的检查（连正常解剖知识都不具体，检查根本无从谈起）。
甚至连最基本的体格检查办法也只有在１８世纪后才完备起来。叩诊法是维也纳医生奥恩布鲁革(Auenbruger , 1722-1809)发明的，当时主要运用于胸部，即利用叩击产生的回音来判断胸腔情况。奥恩布鲁革的父亲开了个啤酒店，经常的需要用叩击酒桶的办法来了解酒桶里还有多少酒，奥恩布鲁革在父亲叩击酒桶的启发下发明了叩击法，但起初他的方法没有得到推广运用，直到１９世纪拿破仑的军医Corvisart读了他的书，才将他的方法在军队里推广。
药物也不例外，远古时代各国的药物都是有草根啃草根，有树皮扒树皮，有树叶搂树叶，只是到了近代，人们才想到了用化学的办法从里面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到了现代，才知道搞清这些药物的化学结构去人工合成、改造，甚至根据构效关系，合成一些自然界没有的物质，这过程倒是“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进化过程。
最近国内有人基于爱国主义的原则，提出了职工体检要突出中国特色，用中医诊断。据说还有单位搞了试点，结果弄出一堆阴虚阳虚，还是不知道血糖是不是高，血脂是不是浓，胆囊和腰子里是不是有石头。结果试点单位发表了几篇论文，获了个什么奖，以后再也没了动静。
近30年中国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拿中国愤青泄愤和二战时期日本的愤青治国做比较我认为是不合适的。麦克阿瑟当时曾感言“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如果是45岁的绅士的话，日本人不过是12岁的少年。”而中国现在非常务实，如这次东海油气田日本就有评论家说谈判的结果是WIN-WIN，日本赢得了面子，中国赢得了里子。中国现在执行的是以务实为主、愤青为辅治国的治国方式，或曰务实为里，愤怒为表，比起二战时期的日本来要年长了许多，要按麦克阿瑟的计算方法，大概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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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关于愤青的一个顺口溜：
愤青是误国的，大家是公认的，
年龄是很小的，读书是很少的，
头脑是简单的，思维是混乱的，
知识是贫乏的，思想是幼稚的，
判断是总错的，碰壁是经常的，
吃亏是较多的，经常是愤怒的，
脾气是爆燥的，心情是郁闷的，
态度是无理的，开口是很脏的，
自称是爱国的，本质是自私的，
民主是不懂的，公理是不讲的，
反美是盲目的，保萨是乱说的，
作用是当枪的，指哪是打哪的，
心态是冲动的，一点是就着的，
经验是不多的，受骗是必然的，
调教是容易的，上面是喜欢的，
大脑是进水的，好坏是不分的，
感觉是良好的，精神是阿 Q的，
于国是有害的，于己是不利的，
前途是不大的，长大是后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