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金唢呐：我看阿三（2）

2、阿三为什么叫阿三　

老上海人都管当年的印度巡捕叫“红头阿三”，上海人念这几个字的发音非常有节奏感，叫人听一遍就忘不了。下面就我所知，说一下上海人为什么称印度人为“红头阿三”。 　　

红头的说法比较一致，是因为印度人头缠红布。虽然中国人也喜欢红色，但印度人用的红色和我们全球华人的大游行中的红海洋的红色不一样，我们用的那种颜色叫“中国红”，特点是“红得像火焰，灿烂的像朝霞”，和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高度一致。而印度人用来包头的是一种暗红色，配上他们凶神恶煞的面孔和手中的大棒，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害怕甚至战栗。红色容易让人联想起血液，“中国红”像是动脉流出来血，红头阿三的“红”更像是静脉血。　　

其实到上海的印度人不一定包红头，他们初到上海包头布的颜色，青黄赤白黑，五花八门各色俱全。我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好像以白头为多。但不管平时缠什么，一旦他们吃了巡捕房饭，或者做了门卫，就一律包起红头来，红头乃是他们的“制包”，如果派在外国牢监里服务，就一律包着蓝头，不过“蓝头阿三”总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猫着，平常人们看见的不多，见到的都是那些戳在大门口的门卫，或者是脖子上挂着哨子，手提哭丧棒的巡警，所以“红头阿三”的称呼最为普遍。若当时印度人在中国各行各业就业的话，我们看到的情况可能就不只是“红头阿三”，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阿三头巾神州舞”（改编自《毛主席诗词》），可能看到的就是“彩虹阿三”。 　　

至于为什么称“阿三”，而不称“阿二”、“阿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知道的有下面五种说法： 　　

其一，阿三是洋人的统称，“猢狲”的雅篆。 　　

那时的上海人形容猴子为“阿三”，在国人看来，举凡洋人，形貌举止皆如猴子，尤其以印度人之面貌黧黑更甚，而且民族“优越性”使然，觉得自家进化程度高印度一头（体毛稀疏就是一例），故此特（蔑）称印度人为“阿三”。但据说印度人虽然面孔是黑的，但其实是白种人。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仔细观察一下，就觉得他们虽然皮肤是黑的，手上有饭粒儿，身上有奇怪的香气，说起英语来有咖喱味，但凹眼窝，高鼻子，大胡子，除了皮肤的颜色，构造和形状和金发的白种人都很接近，若身上涂满白灰，和西洋人无二，和前门楼后梆子的厚嘴唇非洲黑人则完全是两回事。 　　

上海人管猴子叫阿三很有历史了，远在印度人到上海之前。婺源王仲贤君《上海俗语图说》，曰“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老上海在其开裆裤时代观赏街头耍猢狲时，但等耍猴人之铜锣一奏，“花果山来水帘洞”一唱，常常会人来疯似地大唤其猴曰：“阿三，屁股头火着哉！”就是“阿三”同训于猢狲之明证也。老上海人说，小时候路上看见玩把戏人手里牵着的猢狲，嘴里就会这样唤出来，因为猢狲屁股是红的，所以要嘲他火烧，“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　　

据达尔文《原种论》上说：“人类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们都是猢狲的灰子灰孙。”凹眼窝，高鼻子，黄头发，狭面孔的高加索白种人，看来是猢狲的嫡系子孙，因为他们的形态与猢狲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输入我中华以前，我国的小把戏，早就看出这个特点来了，所以对于一切红毛洋人，皆尊称他们为“猢狲”，有时候亦直呼他们的雅篆“阿三”。小朋友们不谙事理，见解有限，把印度巡捕看作是街头猢狲的嫡派，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却不经意地与伟大的达尔文氏暗合。 　　

其二，阿三来源于洋泾浜英语发音。 　　

有一种可信度颇高、已经被列入俚语辞典大百科的说法，就是当时上海租界的民众经常要与这些印度警察沟通，不过中国人的英语不好、印度人的咖喱味的英语也是怪腔怪调，所以当时上海的“警民沟通”、“警民共建”开展不顺畅。不过上海人居然从这种鸡同鸭讲式的沟通上，又找到了新的乐子。因为他们发现印度警察每回遇上了舌尖嘴利的上海民众的时候，总是会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喜欢结结巴巴地反复讲着：“I say.....，I say.....”作为语言停顿。所以上海人就把印度警察的经典结巴名句：“I say.....”用上海话来发音，又变成了“阿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是“I say.....”而是“I see”。由于 I see 的发音和上海话的“阿三”也很接近，因此便有了“阿三”的称呼。 　　

另有一说认为阿三来源于“阿Sir”，Sir沪语音读如“三”，而“三”是单音节词，沪语（包括江南大多数地方方言）一般在单音词前置“阿”（或后置“子”、“头”等）组成词组使用。于是洋径浜英语称“Sir”为“阿Sir”，音读如“阿三”，是市民对巡捕客气的称呼，而“印捕”头缠红巾，于是被叫作“红头阿三”，也就是“缠着红头巾的警察叔叔”。联想起今天的香港人也叫警察为“阿Sir”，所以此说也有道理的。还有一说是这样解释的：印度巡捕每天须在长官的指挥下出操，他们在表示对长官指令理解和执行时常齐声高喊：“Yes Sir！”最初上海人不明白“Yes Sir”是什么意思，就把巡捕叫作“阿三”，也就是说，阿三是“Yes Sir”的沪语表达方式。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印度巡捕作为打工仔的身份对boss唯唯喏喏的模样。 　　

据玩疯狂英语的李阳说，上海人说日语漂亮，说英语不咋地，原因是上海人说话嘴张的小，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是这么回事。他们说“三”，绝不像北方人那样张开大嘴，只是发出类似普通话“塞”的声音来；我仔细听了一下，沪语中“三”的读法介于英语的“see”“say”“sir”之间，上面几种说法都说得过去。而沪语中“阿”的读法与英语的“I”也接近，只是离“Yes”差的远了点，但这儿说的是标准英语，洋泾浜英语“Yes”应该如何发音就不得而知了。 　　

其三，阿三说得是职业，凡是巡警都叫阿三。 原因是巡长制服的袖子上有三道杠标记，上海人又把他们叫作“三道头”、“三条杠”。租界的巡长大多由本国人担任，巡捕则多为印度巡捕。印度巡捕的袖子管上有三条白道道，类似少先队的大队长。不同的是巡长红色的“三条杠”靠近肩膀，而巡捕白色的“三道头”在下边袖口上。阿三是指袖子上“三条杠”，按说安南巡捕和华捕也应该包括在内，但因为印度巡捕数量多、样子特别，给人的印象深，叫来叫去，就成了印度巡捕的专用称呼了。 　　

其四，阿三说的是印度人的肤色。 印度巡捕头缠红布，脸如黑炭，在国人看来一定印象很深：“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在东山送过炭，西山剜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摘自：相声《卖布头》）”，故称“红头黑炭”。“炭”与“三”上海话同音，故后来上海讹呼为“红头阿三”； 　　

进口黑炭的壮举不能算英国人首创。据记载，早在唐朝，李家父子搞对外开放，长安就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了，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见怪不怪。当时流传的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等同于今天的菲佣，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且从未发生过拐卖婴儿的事情，声誉胜过今日安徽保姆。而昆仑奴就是黑人奴仆，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干活实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贵族豪门都抢着要。在唐代各类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昆仑”二字甚至作为形容词用来描述脸面乌黑的中国人。 　　

原来都以为昆仑奴是非洲黑人，最近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葛承雍教授提出，在唐代史料中和许多传奇小说中，黑人都是能够飞檐走壁的大侠。他们大都水性非常好，能够钻入水中为主人捞起落入水中的物品，还能像猴子一样快速爬上桅杆。从非洲来的黑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功夫。为了查明唐代黑人来源问题，葛承雍教授遍查了各种史料，并在唐代黑人俑最多的西安几个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库房进行了仔细的辨认，与同行讨论磋商后，提出唐代黑人来源不是非洲而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新解释。这一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上。是不是真的，且姑妄听之。昆仑奴是南亚或东南亚黑人倒可能，只是以那出土的“唐代黑人俑”为依据有些悬乎，不知“唐代黑人俑”是不是又是大写意，和真人到底有几分想像很难说。若按古代人物画考证，上面的人物个个龟背蛇腰不说，很可能还会得出古人都没脖子的结论来。 　　

其五，称阿三是因为印度人地位低下。 因为印度是殖民地，所以印度人是亡国奴。中国不管怎么折腾，靠着李鸿章的左拦右挡，以夷制夷，也还捞了个“半殖民地”，地位应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所以印度巡捕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尽管印捕块头大，手持警棍，但也只能是排行老三，故称呼“阿三”。这里的“阿”，也是沪语单音节词前置“阿”的用法，跟阿哥、阿妹、阿信、阿发的用法差不多。开个玩笑，鲁迅写的《伤逝》里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涓生）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上海人对“中国人在中国的位置”定位的也很清楚，自觉了“自己的地位是在英国佬和印度人之间。” 　　

虽然阿二中国人这么认为，可阿大英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发给印捕阿三的薪金比华捕阿二高一倍，还配给住房等，并在当时的戈登路巡捕房内（解放后为江宁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层楼印度教堂。 　　

印度阿三在上海滩的种种劣行我在文革期间就听上海人说过，据说当年上海人最恨的、最怕的、最瞧不起的人就是“红头阿三”。尤其是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们，一提起“红头阿三”，话就会说个没完没了。原因是“红头阿三”狗仗人势，整天警棍乱舞，特别是对社会底层的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警棍与皮靴是家常便饭。 　　

阿三们虽然也是殖民地出身，但狗仗洋势对半殖民地的华人十分凶狠。他们人高马大，腰间挂着一根警棍，胸袋中放一只警笛，见了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只要认为不顺眼，不管你是否违章和所谓犯法，轻者拳打脚踢，重者警棍伺候。大概因为他们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所以特别知道脑袋的重要，犯起狠来，经常是警棍敲头，专门欺负没有包头的华人。估计越南阿四也没少来皮靴踢警棍敲这一套，否则根本管理不了租界，只是身材瘦小，给人的印象不那么凶巴巴就是了。 　　

人力车夫最怕遇到“红头阿三”。阿三也都是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出身，最懂得穷人怕什么。他们最狠的手段是“撬照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收营运执照”，没有了执照人力车就不能上街，那时候也没有办假证、无照黑车这么一说，没有了营运执照这就等于断绝了车夫的生意，只好挨饿，要取回执照就得罚款。而阿三不通人情，软硬不吃，老刀牌烟卷、绍兴花雕酒之类的二十响、手榴弹阿三都不认，非得交罚款才行。 　　

阿三另一教国人痛恨的事情是“抄把子”，也就是搜身。当时中国人在租界里等于亡国奴，见到“红头阿三”只要人家要检查，你就得举起双手，不管男人女人只好全身让他摸个遍。阿三们很多都是单身青年，尽管我没听说，估计吃豆腐的事没少干。因此，当时上海人恨透“红头阿三”，远远超过帝国主义买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人当时的反抗方式是以夷制夷，小孩子见了印度巡捕常常会高喊：“阿三———老鹰（即老英，英国人）来了！”因“红头阿三”最怕英国人，见了英国警官像老鼠见了鹰，因此很紧张，大概会像我们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原地跺脚、立正、挺胸抬头、口喊Yes Sir，旁边的孩子们一定看得很开心。但接下去阿三看见没有老英来就知道受到了捉弄，“阿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就跑来打小孩，孩子们前面跑得快，他们后面追的急，而且还要吹警笛，让四周阿三集体围剿，一时间警笛四起，警棍飞舞，这就大大出了“红头阿三”的洋相，小孩子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些传说比较可信，群众自发的反抗活动，恐怕大都停留在这个水平。我记得有位老教授告诉我说，40年代他在北平上中学的时候，只要有单个的日本学生在公共电车上，他们就仗着人多挤两下日本学生，或者说借着刹车的机会踩一下小鬼子的脚，和上海孩子们逗弄“红头阿三”满街跑的水平差不多。 　　

“阿三——老鹰来了！”给人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印度阿三撤出上海后，上海人在街头看到耍猴戏的还这么叫。耍猴者划地为圈，手敲铜锣把过路行人吸引过来看，于是猴子在耍猴者的指令下作各种表演。在观看猴戏时，经常会有人大呼：“阿三！老鹰来了！”上海人都知道，这喊声是吓唬猴子的。当时来上海耍猴戏者大多来自山东、河南等地，并大多不会讲上海话。而猴子又大多购自云南、贵州一带，肯定听不懂上海话，再讲上海城市里也很少能见到老鹰，所以“阿三！老鹰来了”还是阿三在的时候留下来的流行语言，就跟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多年，静静躺在水晶棺材里，不再管世间凡事，让13亿中国人撒开欢地在小康路上狂奔，可我们在信誓旦旦到激烈处还要来上一句：“向毛主席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