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芦笛: 也谈所谓“举国体制”的利弊

也谈所谓“举国体制”的利弊


芦笛


网友转贴了国内经济学者李子暘谈“举国体制”的文章，写得似乎不太高明，我看了一半就没法看下去了，觉得或有可补正之处。

诚如作者指出，“举国体制”乃是个意义含混的词，不过他认为这是个中性词汇就大谬不然了。其实发明此语者用心良苦，乃是用来取代“极权制度”那不好听的名称。

所谓“极权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并非集权制度（centralized government），我已经讲解过多次了。此乃政治学常识，这里不想再作详尽解释，只想再简略重复一次：所谓极权制度乃是专制程度最高的专制制度，特点是政府权力空前庞大，剥夺了人民的所有权利甚至生产资料，垄断了国家的一切资源。最恶劣的形式就是苏式社会主义，其次是纳粹。今日中国则已经走出了毛中国的最黑暗的时代，只能算半极权半威权（authoritarian），当然这比例尚待讨论，到底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是威权成分重还是极权成分重，还有待于国内网友指出。

因此，作者认为民主国家也可以有举国体制，无法成立。所谓“举国体制”，讲的无非是举国集中全力去作某件事，例如这次开奥运会。但要这么做，前提是政府拥有全面掌控调拨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权力，这在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思议。

咱们也不用说大事，就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当年某诺贝尔奖得主去中国访问，我认识的某人作东道主，给人家上满汉全席，招待的跟帝王无异。等到后来这家伙回访，那诺贝尔奖得主却招待得无比寒酸简陋。这原因毫不难懂：我那熟人动用的是国库的钱，而诺奖获主掏的可是自家的腰包，这两者能比么？虽然那阵中国还穷得要死（80年代的事），但再穷也穷不了国库不是？

当然民主国家也有实行所谓“举国体制”之时，作者也指出了，那就是进入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之时，此时国家便采用所谓“战时体制”，政府获得了和平时期根本不敢指望的巨大权力，甚至实行舆论管制。但这和极权国家的“举国体制”还是不同：第一，它是特殊状态下的应急措施，有明确时限。第二，政府获得的权力毕竟有限，并不能剥夺人民财产，对人民权利的限制也极度有限。英国甚至还在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便举行了大选，把领导人民获得对德战争完胜的丘吉尔选了下去（英国人民真TMD伟大，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作领袖。丘吉尔只能用来作战马，指望他那右派领导建立福利国家则毫无希望）。第三，虽然战时两党暂停争吵，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反对党的权利毕竟没有被剥夺，可以随时质疑战争的组织与指挥，必要时换马。这些都是极权国家不会发生的现象。

也正因为这些特点，民主国家战时体制的动员力根本就没有极权国家的强大。作者用美国在二战中激发出来的强大国力来作为人家动员能力的证明，似乎无法成立，盖他忽略了美国原有的强大工业生产力。我已经在跟帖中指出了，以苏联之落后，如果不是靠极权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把西部工厂悉数搬迁到西伯利亚并立即开工的奇迹，就绝对不可能出现，遑论生产出几万辆T-34坦克来。如果当时苏联是民主国家，则绝对不会幸存下来。极权政体的生存力是惊人的，我早在介绍苏联二战的一系列译作中介绍过了。哪怕是实行了战时体制的民主政府，也绝不会有哪个首脑敢像斯大林那样，命令列宁格勒守军无情射杀德军用来作肉盾的俄国人质（见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

正因为极权制度的惊人动员能力，它才会被民主国家在战时或处于紧急状态时部分采用。当年罗斯福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国会授予他相当于战时总统的权限，使得政府能获得空前的权力去应对大萧条的空前危机。由此可见，赋予政府巨大权力，去调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确实能形成巨大的合力。这也就是我们热衷于歌颂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容否认，就是这制度优越性保证了上次地震救灾活动的及时与成功。

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只存在于应付战乱或其他紧急状态之下。它的最大弊病，作者已经指出了，就是使得举国只有元首一个脑袋，全民起到的只是肌肉作用。即使是斯大林的脑袋，使用这种制度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但也势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若那脑袋是毛泽东的，则就一定会遇上“全民炼钢”的巨大灾难——谁敢否认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是“举国体制”造出来的奇迹？历史上有哪个政权有那权力规定农民必须把土地深耕到几尺？又有哪个君王敢下令全民把农具锅碗瓢盆砸了，塞进“土高炉”里去？

这一事实我已在《Russia’s War》的读后感指出了

“‘在１０年中，钢产量从１９２８年的４百３０万吨增加到１千８百１０万吨。煤从３千５百万吨增加到１亿３千３百万吨。卡车从微不足道的７００辆增加到１９３８年的１８万２千辆。在１９２８年初，红军只有９２辆坦克，到了１９３５年１月便有了１０，１８０架。１９２８年空军只有１３９４架不同种类的飞机，到１９３５年便有了６６７２架。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战斗机产量增加了５倍，轰炸机产量增长了４倍。’

可惜，毛享有同样的权力，也和斯大林一样残酷无情，不计代价，但因为他是惊天动地的治国白痴，便在花费了比人家更惨痛的代价后，非但未能使国家工业化，反倒制造出了大饥荒，怪不得培根要说‘知识即权力’。伟大领袖因为是绝对科盲以及高选择性的‘治国智障’，他的权力中便缺了这最重要的一项，成了‘权力跛脚鸭’，如同大力士生为瞎子那样不幸，专门以超乎寻常的动能以头猛撞石壁。”

因此，民主制度或许不能给我们带来奇迹，但它同样不会造成全国规模的巨大灾难，起码是安全的。

更严重的局限在于，极权制度的优越性，说到底在于它恢复了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不惜人命代价创造经济奇迹。既然实行奴隶制的古罗马能靠低下的生产力建起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奇迹，现代极权制度造出斯大林式的经济奇迹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在《Russia’s War》的读后感已经指出两者的相似：

“斯大林使用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巨大权力，以无比野蛮残忍无情的手段强行动员全国人力和物力，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损失之后，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重工业强国。客观说来，这应该算是个奇迹──当然是非人道的野蛮奇迹，它证明了在获得空前的权力之后，大独裁者的意志确实能改天换地。这种英雄业绩和古法老使用奴隶劳动建造出金字塔来一样，永远以其规模效应在肤浅者心目中引起如同对神灵一般的敬畏，这也就是苏联模式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所在。”

但正因为这种极权制度的基础是奴役，因此它必然具有与奴隶制相似的结局，亦即社会缺乏生机，增长势头难乎为继，最后不得不垮台。苏式社会主义是奴役全民，靠的是邪教感召力以及恐怖统治，但邪教刺激出来的无私献身迟早要耗竭信徒们的肾上腺，而恐怖统治则使得国家永远处在类似战时的紧张状态中，人民也不可能永远忍受下去。虽然现代科技进步剥夺人民反抗政府的客观可能性，但百姓总可以如古代奴隶那样消极怠工，而这就是苏联和毛中国后期出现的普遍景观。在极权国家生活久了，奴隶们迟早要“从必然走向自由”。我一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光，还是70年代后期在工厂度过的。到后来大家都参透了怎么对付政府，合法怠工并偷盗国家财产，政府也就没辙了。因此，化全民为奴隶毕竟是空想共产主义，缺乏长久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处于国际和平时期更如此。因此，其实是共产阵营经不起和平竞争，害怕国际形势缓和。此所以毛泽东要反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

这也是老邓为何要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改革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的要旨在于在 “举国体制”的框架下引入资本主义的活力，也就是化全民奴隶制为部分奴隶制，亦即把国民分为城市自由民与乡村奴隶两大类，由自由民们提供创业热情，由奴隶提供廉价劳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弥彰，缺一不可。正如老金转述的国内经济学家指出的，如果没有制度蓄意制造出来的不平等，没有政府用暴力维持这不平等，那就没有广大农村贱民在毫无福利保障甚至人身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苦吃苦做，高楼大厦又由谁来造？而没有自由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心满意足，社会安定又如何保证？

至此，我党似乎终于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勾画的蓝图：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用文明人的话语来翻译，那就是说，我党终于成功地造出了一种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极权制度。这大概可算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吧，起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问题在于繁荣的可持续性。政治上的动乱无足虑。虽然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剥夺人民权利上的，与费厄泼赖针锋相对（水蛮子竟因为我呼唤社会公正指责我“左倾”，大概以为我提出的“均富才是硬道理”主张的是毛共式“均贫富”吧，可见国人是何等缺乏西式公平观。不过要说我是左派也没错，我从来是西方所谓liberal，平生志向就是做乔治·奥威尔那样的左派自由知识分子，跟右派诸如曹长青、樊弓等人从来尿不进一壶去，此所以我要谴责美国发动侵伊战争），必然制造出深刻的社会危机，而现有制度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无法化解这种危机，只能把它积蓄下来，但在极权体制下人民根本没有造反可能，若发生动乱只可能是共党内讧引起的。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无这种迹象。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濒临“卖完”困境，资源已经被廉价地甩卖得差不多了。随着中国转向资源进口，产品将失去竞争力，美元的疲软也将导致国际市场丧失吸纳中国巨大产能，由此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发生。但不仅经济学家易明认为这种前景不存在，老金更认为中国是truly exceptional，并不受经济学理论制约。这很有可能，因为经济学从来是伪科学，迄今为止尚未揭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这两位都比我熟悉中国如今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的预测为真，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还将繁荣兴旺下去。

因此，看来我党确实证明了the impossible，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有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无从梦想的功利上的优越性。这对文明世界的常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值得学者们仔细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