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7日，由于热河沦陷，举国一致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南京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6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
3月7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引咎辞职。他说：“热河之变，来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愆儆。”
张学良虽然发出引咎辞职电，但这时的他仍想坚守长城一线，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徒劳的。张学良本来是兴冲冲地想再去打日本，哪里知道蒋介石实际上已在准备他下台的后事，因为在蒋介石的妙算里，战必败，那只有牺牲张学良来了局。
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往汉口，再偕宋子文乘专车北上石家庄。何应钦等前往石家庄迎接。蒋介石问何应钦等人，对张学良的请辞有何意见。蒋介石同何应钦等人谈完之后，即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晤。
1930年5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两派都派人联络张学良，张学良权衡再三，出兵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联军，蒋封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并把华北大权交给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丧，华北受侵，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电令节节败退，替蒋介石背了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为了平息全国民众的怨情，逼张学良引咎自辞，张学良只得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出国去疗养，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
3月8日晚，张学良偕顾问端纳，副官处长汤国祯，秘书王卓然、周从政前往保定。9日晨5时，张学良专车抵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但此时仍未到，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自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学良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约10时，宋子文的专车来到保定。张学良立时登车与他接洽，约30分钟后，张学良匆匆下车，神情紧张。王卓然、端纳等人趋前急问。原来，宋子文对张学良说：蒋介石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会受到全国民众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蒋自己首当其冲。这正如同三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张学良只好告诉宋子文，当然自己先下去了。宋子文立即向石家庄方面打电话，告诉蒋介石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
蒋介石与张学良会见时，是讲了一套为“不抵抗政策”做辩护的“理论”，说什么“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无法战胜日本，如果再打败仗，我们的责任将更重大，目前的做法只能是稳定局势，和缓敌人，做好准备，长期抗日”。蒋介石以此来应付张学良，张学良无可奈何，惟命是从。此时的张学良一心想夺回失地，他对蒋介石说：“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对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点头称“是”，但内心是反对的。蒋介石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二人。我与你同舟共济，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接着试探性地对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集中攻击我们两人，我们好比在大风浪中同乘一条小船，必须有一人下去，否则就要翻船。”张学良说：“当然我下去。”其实并非张学良真心话，天真地认为老蒋不会抛弃自己。没想到对自己的托辞正中蒋介石下怀。蒋迫不急待地回道：“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在张学良向全国通电时，东北军将领义愤填膺，曾欲联名通电，表示与张学良共进退，以示抗议，但被张学良婉言劝止。张学良的下野通电一发出，南京政府立即照准。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
就这样，在蒋介石示意下，张学良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批准张学良辞去各兼职，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于当日飞往上海，准备出国。所留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