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2日 - 乡土作家刘绍棠

　　1997年3月12日，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

从13岁开始写作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出生在大运河岸边的儒林村一个普通农家。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从13岁就开始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立志要成为人民的作家。

        他走上乡土文学之路，是受到老作家孙犁和肖洛霍夫的影响。他那时就想过一辈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他以自己的家乡为基地，写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作品，受到作家孙犁的赞赏，其作品常常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

        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当时他上高中一年级，团中央便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曾找刘绍棠谈过四个多小时话，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他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这时，他就开始走上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即写家乡、写乡亲的乡土文学之路。


布谷鸟叫声给了他灵感

        这一年放暑假时，他又回到家乡。那时村里搞了互助组，引起他的兴趣。他了解情况，进行艺术加工，产生了创作冲动，可是从何入手，一时捉摸不定。夏天晚上很热，他就在村外找个风凉空地，躺下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浮想联翩，苦苦思索小说的开头。这时，河边的树林里布谷鸟叫着“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那声音清脆悠远，动人心弦，更使他夜不能寐。突然，布谷鸟的叫声给了他灵感，从这里开头不是很有意境吗？于是，小说的开头就写男女主人公在布谷鸟叫声中相识河边。

        《青枝绿叶》写成后，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16岁。

        1954年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刻苦读书，文学修养日深，作品更有力度，在写作上他更加投入。他的文学欲特别强，写小说时，一动了笔就融进自己作品的情境中，随着人物一起喜怒哀乐，甚至痛哭失声，跟“跳大神儿一样”。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


扎根乡土，不懈创作

        1957年他被错划右派，剥夺写作权力，先是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后来回到家乡当社员，一去就是20年。他扎根于芬芳的泥土中，收集材料，体验民情，不停地写作。家乡人民同情他，保护他，抚慰他，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给了他创作的动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趴在荒屋寒舍的土炕和炕沿上一字一字写出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等。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家家都搭了防震棚，夜间每户还须有一个人值班。他值班时也不忘写作，室内孤灯一盏，在大地颤拌时，他坦然处之，文思泉涌，笔不停挥。那时，他正在赶写第二部长篇《狼烟》。当发出地震报警时，他还沉浸在写作之中，人们招呼他才醒过梦来，持笔挟书从房门跑出来。他对于创作就是这样痴情投入。

        他曾写诗曰：芬芳故乡土，深深扎我根；运河水灵秀，哺育我成人。弄文违世情，无辜赤子心；仲永实堪伤，江郎岂才尽。……恶竹根除去，雨后发新笋；请君试目看，花开二度春。

        这诗写出了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情。不论环境如何艰难，遭遇如何坎坷，他绝不自甘沉沦，依然埋头写作。他说，在中国作家中，他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所有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一是先后在一个小村里生活了三十年。他把自己的笔伸向普通的农家。

        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又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而且接连获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被誉为乡土文学的作品散发着田园牧歌式的清新优美，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


重新从21岁开始

        他常说，作家要想到老百姓，别故意玩深沉，玩让人看不懂的东西，要写就写识字人爱看，不识字的人爱听的。所以他的作品有个性，老百姓爱读。从1984年到1988年，他先后写了《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十步香草》等七部长篇小说。

        1988年8月，由于他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治疗，除了他的左半部身体有一些不听使唤外，他的大脑和言语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大病之后的刘绍棠凭着自己的顽强的毅力和坚定信念又开始写作了。

        1991年7月，国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5月，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立了“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表彰他为祖国文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他说，我要重新从21岁开始，一刻不敢懈怠，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

        刘绍棠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写的也是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创作形成的大量书稿、资料，充满乡土气息，既是刘绍棠几十年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

        刘绍棠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著作中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并曾表示将全部文学档案捐赠给通州档案馆。目前通州档案馆建有“刘绍棠文库”，收藏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这些资料是刘结棠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开展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生动素材。


与胡耀邦的一次谈话

　　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又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行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绍棠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刘绍棠一愣，很快地断然一摇头：“没有!”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倒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了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去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快说吧!”“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

　　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发表了他在60年代惟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不愿这么没单位地干呆着，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可事不凑巧，为了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北京师范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日子还算安宁。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乡亲们的爱护下，他避开了“文革”初期的动乱，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说：“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