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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12日 - 丁汝昌自杀殉国

(2008-02-11 18:08:51) 下一个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湘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艘蚊子船来华,北洋军舰日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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