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月2日 - 左派旗帜沈钧儒
1875年1月2日，沈钧儒生于江苏苏州。沈钧儒，原籍浙江嘉兴，字秉甫，号衡山。清光绪时进士。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沈钧儒自幼聪颖， 有7岁(实为周岁5岁)能诗之誉。13岁即积诗成帙。15岁考秀才得中，诗赋列为第一。
晚清时祖国的深重苦难，激发着沈钧儒的爱国之情。沈钧儒 19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他见外患日深，更加关心时务，写了数篇诗文以寄忧国愤世的激昂之情。
1900年，父沈翰病逝。为解决家庭困难，沈钧儒与胞兄保儒 应叔沈卫之召，赴陕西三原学署任阅卷。在陕西，他与沈卫的学生于右任等创办了三原印书局，翻印康梁所著书籍，大谈维新革 命。
1903年，沈钧儒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应殿试得“赐进士出 身”衔，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当时，沈钧儒见日本维新后，日 益富强，遂申请留学日本盼能为振兴祖国寻求出路。
1905年秋，得以新科进士派赴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 习，后继入补修科，于1908年4月毕业回国。
1908年9月，沈钧儒任浙江谘议局筹办处总参议。次年春，与阮性存、褚辅成、陈敬第等发起组织立宪国民社，以推动浙江省 的立宪运动。10月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同时，沈钧儒参加了江苏省谘议局发起的国会请愿代表谈话会，三次进京请愿速 开国会，均遭失败。自此，他看出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不过 是一种骗局，决心转向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与陈时夏一起担任浙江起义的政治组 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 1912年初，沈钧儒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浙江省临时 议会议员。2月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任内，他整顿了省内学校， 对教育制度多所兴革。年底，他辞去各种行政职务，膺选为国会 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
1912年4月，沈钩儒被选为统一共和党参议，5月经褚辅成、 顾乃斌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8月继为国民党党员。约于此时，他参加了南社。
1913年他支持国会议员联合弹劾袁世凯，并积极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9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
1916年6月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沈钧儒被派为浙江代表到北京共商国策。1917年3月任司法部秘书，并参加以张耀曾、李根 源为首的政学会。?月辞司法部秘书职南下。
1918年6月，广州国会递补沈钧儒为正式议员，到广州参加 参议院活动及参加制宪，1919年9、10月间，为破坏段祺瑞政府 的武力统一计划，衔命赴闽潜入浙军潘国纲部，使该部脱离北洋军阀指挥，保持中立。1920年9月任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 10月离职回沪。
回沪后，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以写作为生，著《家庭 新论》论述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1922年任《中华新报》主笔。同 年6月北上，任国会参议院秘书长。8月，当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 员会委员。1923年6月，为反对曹锟贿选，坚辞秘书长职，赴沪， 与离京议员一起频发通电和宣言，抨击、揭露和声讨曹锟的违法 贿选。
1924年11月，沈钧儒等国会拒贿议员联合发表宣言成立国 会非常会议，企图以此对抗临时执政段棋瑞及其提出的善后会议， 以维护们临时约法》。最终，无结果而散。
1926年9月，与褚辅成、沈恩孚、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 三省联合会，反对军阀孙传芳等，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与褚辅成同时被捕，险遭杀害。
1927年秋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他 坚持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和自由结社，培养了不少法学专门 人才如著名法学家沙千里、林亨元等。1933年创办正行女子中学， 任董事长，1935年又亲任校长。同时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以敢 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律师界。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任上海分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上海分会执 行委员。4月，为营救被捕的陈赓等人，与宋庆龄、蔡元培等7人当选为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
“九一八”事变发生，沈钧儒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二八”战事爆发，他更是全力以赴的支援十九路军进 行淞沪抗战。1935年12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 马相伯、邹韬奋等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上海文 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次年1月，扩大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 会，任主席，5月31日联合全国各界抗日力量组成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任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 狱。为了抗日救国，沈钧儒等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 动派进行斗争。“七七”抗战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1937年 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8年10月到重庆，自此，他便主要围绕着坚持持久抗战， 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民主，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 权，反对独裁；要求早日实施民主宪政等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 斗争。终为国民党所不容，被排除在1942年7月公布的国民参政 会第三届参政员名单之外。
1939年9月初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 同志会。1941年为调解国共冲突，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第三党 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 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2月救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改 称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当选主席。1946年1月任民盟参加 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争取和平、团结、民 主、统一。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沈钧儒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后，于11月 26日秘密离沪赴港，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于1948年1月领导召开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 民盟的路线和政策。全会决定沈钧儒与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 全盟工作。同年5月代表民盟及人救会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 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并秘密离开香港，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 与中共中央代表就有关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进行协商，形成了 决议。1949年2月到北平，任民盟出席新政协代表和新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在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
中共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为建国初期建立人 民的法制体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国以来，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年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当选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1955年张澜主席逝世，沈钧儒任代理主席。次年，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直至去世。
著有《制宪必携》、《宪法要览》、《普及政法教育》等。
1963年6月11日，沈 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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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之女沈谱口述：《父亲的一生》
经历“四.一二”
父亲的一生是和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初，父亲参加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到杭州成立了临时省政府，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父亲当时是省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政策方面，父亲总是和共产党的委员（比如宣中华等人）事前交换意见、密切协商，然后再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纲领办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三月底，张静江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到杭州和国民党右派策划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长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清党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开始宣布戒严了。11日上午开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一度隐蔽起来，4月14日，他秘密赶往上海，在途中被捕，在经过残暴的审问之后，遭到了杀害。父亲当时也被拘留起来，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宣中华的遗物中发现宣称父亲为“真左派”。
父亲被拘留了七天，到了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本来是想把父亲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枪毙的。但是为什么父亲没有被枪毙而且还恢复了自由呢？这是因为父亲过去的一个学生马文车恰好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处的处长。他看到要枪毙父亲他们的文件之后，私自给压了下去，并积极进行活动营救父亲。另外，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当时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员，他找到蒋介石，说像沈钧儒这样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果处决掉会对蒋很不利。所以蒋介石只好把父亲释放了。
年纪最大的七君子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在上海的父亲忽然在住所遭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当天下午，父亲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到晚上8点左右，七个人就都陆陆续续地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亲到家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
在囚禁的过程中，父亲与其他五位先生的饮食都是在一间屋子里。父亲跟他们提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有“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经过商量，他们商议出三项原则：关于团体（指救国会）的事，应由团体解决；关于六个人共同的事，应由六个人共同决议解决；关于个人的事，应由个人自己负责。他们还商量好：如果当局把六个人分开羁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绝食来抵抗。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是怎么都不肯。
父亲他们被捕前期，国民党为了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系，规定18岁以上的人不允许探监。小孩子不在他们阻止的范围之内，当时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三家的孩子都在10岁左右，我哥哥的年龄跟他们几个也不相上下，都曾经到监狱里给大人们送信或者取信出来。
七君子事件经历了很多周折，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父亲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监狱。
直接接触共产党
七君子事件之后，我开始照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先是到了上海，后来又到达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父亲到达南京之后，蒋介石单独找到父亲，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根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
他跟周总理的联系更多一些，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父亲住的那个地方叫梁庄，住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党员叫王炳南，王炳南经常跟总理联系，父亲跟他住在对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亲自己也经常去找总理，常常跟他一起去的，还有董老，董必武。
到了1939年，局势开始变得复杂了。虽然还在谈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一期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后来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拒不出席，父亲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动解散了救国会。后来总理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可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但是那时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时事，父亲非常关心，对于当时的书报阅读得非常认真，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父亲的88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总理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等老人，为父亲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是对他一生恰当的评价。(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