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3日 - 外蒙古从此独立
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5年8月14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为其附属协定，两国外长还互换了《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因外蒙古公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依约，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中国国民政府派员参观。
1946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大国民会议、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宣布蒙古独立。
附录：外蒙独立始末
沙俄在强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谋求霸占我蒙古地区，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迷梦，其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马耶夫计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领从西伯利亚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条约中，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没改变蒙古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但沙-苏俄仍野心不死！
外蒙是如何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要重清初讲起。清初把蒙古分为三部分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1917年，俄国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1919年，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列宁见过他俩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京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俄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蒋介石忧心忡忡，但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46年，外蒙代表与南京政府谈判外蒙主权归属问题。苏俄处心积虑的制造外蒙独立，在中俄边界屡造摩擦，多次侵入我新疆、蒙古地区，利用中国的内乱，将军事控制线南移，在民族、经济和政治上煽动外蒙政权及人民的反华情绪，同时想方设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45年的雅而塔会议使苏俄在华获得利益，包括租用旅顺和优先使用大连港，同时确保外蒙维持分裂现状。为确保雅尔塔协议的落实，苏俄邀请南京政府去莫斯科和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着雅尔塔协议的英、美、苏的签名，蛮横地要求中国同意外蒙独立，并指着地图说“一旦敌国利用外蒙进攻西伯利亚，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孤立，尽管中苏结盟立约，也不足确保苏联的长远利益，只有独立并与苏联结盟的蒙古存在才能确保苏联的安全。中国除承认外蒙独立外别无选择！”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另派蒋经国再使苏俄，然而仍旧毫无用处，经过一番痛苦的考量，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同意在外蒙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南京政府在东北、新疆主权和中国割据问题上的利益，不过外蒙独立要“全民公决”。宋子文不愿承担卖国骂名，立马辞职把任务交给王世杰完成。
1945年8月10日，王得知日本拟接受波次坦公告，由于害怕苏军占领全部满洲后态度更加强硬，当晚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斯大林同意取消在旅顺和大连派驻行政官员实行共管的要求，同意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苏军全部撤出满洲。但要求中国不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提边界划分的要求。
外蒙主要和新疆有边界划定的问题，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苏俄要求把阿尔泰地区划入外蒙，遭南京拒绝。由于1944年在阿尔泰地区发生过叛乱，蒋介石对苏俄有很大疑虑。而苏俄也怕南京借边界划定问题迟迟不批准外蒙的“全民公决”，使外蒙独立没有名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威胁说，如果再不批准协议“内蒙也将申请加入蒙古！”。鉴于东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老蒋最后含糊其词，让王世杰权宜处理，就这样在划界问题上南京又让一步。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共集会13000次，举行投票，共有选票381242张，结果是全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1946年1月5日，无力回天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告了外蒙独立，使蒙古正式离开了“家”，外蒙的最终分离，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页！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接受了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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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02.24 ）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