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24日 - 平安夜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大学先修班法文组女学生生沈崇往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的回家途中，在北平东单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 皮尔逊和下士普利乍得绑架到东单广场强奸，被北平工人孟昭杰目睹，跑到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案，主犯当场被逮获。
翌日，北平亚光通讯社发表新闻：“本市讯：某大学某姓女生，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戏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时，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迄行至东单操场，即对该女施以非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某行路人闻之，急至内七分区一段报告，由警士闻德俊电知中美警察宪兵联络处，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军已逃去其一，当即将另一美兵带走，某女生被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验后，转送警局办理。”
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为世家之女、名门大家闺秀。事件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进而掀起“反政府”，“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
皮尔逊被美国在华军事法庭判刑。但回美国后，经上诉，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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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谢泳：《重说沈崇案》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１２月２５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象。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⒈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可是，２６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新民报》还将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电令编成一条新闻发表出来，把他们封锁消息的行为也告诉了社会。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一、沈崇案中的社会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重庆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即将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常任侠在他１９３９年的日记中说：“至小石先生处，先生言刘成禺云：中国若亡，是无地理；中国民族若亡，是无人理；中国国民政府若不亡，是无天理。其言近谑，颇含至理。”⒉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加以另外一种政治势力非常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事件所带给青年学生心理上的剌激，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２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一、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二、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三、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的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四、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１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一篇他记者所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son of gun't”，“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⒊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不错，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⒋
二、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共有意制造的。当时就有传言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下一个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⒌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我们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历史视角，如此而已。虽然现在找不到沈崇案是由某一党派故意制造的证据，但中共有意识地参预和利用了沈崇案，确是事实。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说过：“（一）北平学生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⒍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弱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说：“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⒎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⒏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２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做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⒐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⒑在沈崇案中，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还应当说是胡适和傅斯年。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１９４７年１月５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１１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机抵平，萧一山往迎，一起返回东厂胡同寓所。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１２
《观察》周刊第一卷二十一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 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
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１３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三、沈崇案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分子的评价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ＭＩＳＳ’、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１９４７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１４
１９４８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１５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１６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旨起的学生运动，陈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要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国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ＷＩＮＴＥＲ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ＷＩＮＴＥＲ也是受中共指使罢？”“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第３卷第３期）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第１卷第２３期）。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费青就说过：“ 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来的悲剧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⒈张大中等主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页５０
⒉《战云日记》（海口：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页１８０
⒊《文萃》第１５、１６期合刊（上海：１９４７年），页１６页
⒋⒍⒎⒑１２ １３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编《记抗暴运动》中的一段话，中共北京市委党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页６８１，页３，页７１９，页３８９，页４８９，页４９１
⒌蔡咏梅《百年中国十大政治悬案》，《开放》杂志１９９９年１１期，（香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页４５
⒏《吴国祯口述实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页４５
⒐《罗家伦先生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１３１号），页１４８
１１《胡适研究丛刊》第３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页３５８
１４高增德 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６卷（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页４４４
１５杨静远《写给恋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２月），页２３３
１６《观察》第１卷２１期（上海：观察社１９４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