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3日 - 毛泽东长沙谈话

1974年12月23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节录）

（未经毛、周审阅）

1974.12.23

（毛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涨红着脸，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谈到邓小平时说）他（邓）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注：毛当时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就把笔放下了。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沉默片刻）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

（注：这是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此件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1974.12.23-1975（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对，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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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邓榕最新回顾作：《邓小平文革岁月 68》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後一次长谈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後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後，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对修改後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参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後机会了。会後，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要坚持让刚刚交锱的老干部周荣鑫当部长，文化部和体委两个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此次会议後，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後，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後冲刺阶段。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要顾及身体，就不能去长沙，可是，周恩来不能不去长沙。如若让王洪文一人前去，就会给江青一伙以极大的可乘之机，後果不堪设想。目前，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最後阶段，痉痘能功败垂成，周恩来一定要去长沙。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周恩来强撑病体毅然出行。离开医院时，他消瘦而又虚弱，到了机场，虽然感到费力，却意志坚定地走上了飞机。周恩来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最後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对於邓小平，毛泽东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在报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後，你安心逊丁，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於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泽东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当场明确指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交锱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谈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八十一岁老人心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绪。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後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斗痘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於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後一次促膝长谈中，毛泽东谈到，要尽快解决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後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对於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於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於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形势，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也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但是，在‘文革’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谈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皆系於毛泽东一人之身，皆系於毛泽东的一念之间。凭着自己所亲身经过的政治经历，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父亲深深地感到，这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系於一人之身的状况，实在有太多的问题和弊病，甚至是危险的。但同时，他也深知，这样的一种政治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因一时一事而形成的。这种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错综复杂的原因。
　　
12月27日，虽然身体极度疲劳，但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四届人大各项安排，特别是人事安排，已由毛泽东一锤定音。在这一场生死恶斗之中，毛泽东再一次用清醒和理智，扶住了那个极不稳定的政治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