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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5日 - 毛岸英朝鲜遇难

(2007-11-24 16:37:24) 下一个


1950年11月25日 - 毛岸英朝鲜遇难




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防空的问题。会议决定,志愿军司令部司机关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

25日拂晓前,副司令洪学智急急忙忙来到彭德怀作战办公室,请彭到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彭倔强地说:“我不走。”洪学智劝说不行,也不顾彭德怀发脾气,拉着他就出了门。接着洪学智喊:“杨凤安!把彭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拿到防空洞里去。”另一位副司令邓华早已在那里等候。

三人进洞后,就研究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及打响后如何向纵深穿插和实施包围迂回等问题。过了2个多小时,彭德怀叫杨凤安到办公室去问前线情况。他刚一进门,敌人两架B一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杨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副处长、徐西元参谋询问前线情况。

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围着火炉热早饭。杨凤安问完情况准备回去向彭总报告,一开房门,看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凝固汽油弹已离机舱,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及其周围,乌烟冲天。成普和徐西元以及彭总的两个警卫员从火海中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毛岸英同志牺牲时还穿着杨凤安的呢子大衣。

当时,杨凤安急速跑到彭总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

彭德怀听后顿时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尔后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慢地来到出事现场。彭总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他沉痛地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他亲自起草电文,报告了此事。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当天,周恩来首先得到彭德怀电告此事,周见毛泽东正患感冒,又在指挥第二次战役,同刘少奇等同志商量后,暂时压下电报。直至1951年1月2日,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毛泽东感冒已好时,叶子龙等人才奉命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楼休息室报告了此事。据在场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听后怔住了,并一声不响。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没人敢说一句劝慰的话。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只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后来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岸英,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后,他随父母到过上海、广州、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随母亲及两个弟弟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蔽。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逮捕时,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与敌斗争和牺牲前的惨烈。随后,他被保释出狱,翌年被外祖母、舅妈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

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小弟去世(还有突然失踪一说)。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等事件一再遭到破坏,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因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董的原配妻子在生活困难时,对两兄弟的态度变坏。据毛岸英讲,兄弟俩曾一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董健吾将他们找回,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于1936年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兄弟送往欧洲,随后到莫斯科入国际儿童院。

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学习认真,不久便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不久,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被批准去军校学习。

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来回国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

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他直至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枪。

毛岸英到延安,毛泽东抱病到机场迎接。据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的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父子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并让他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这时睡农民的土炕,一样干起农活儿。

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他随中央机关北撤,又按毛泽东的安排去土改工作团,在山西临县参加试点。他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此后,他又到冀中、山东搞过土改,并参加了中宣部、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毛岸英与刘松林结婚,毛泽东参加了婚礼,只送了一件穿过的大衣,并对儿媳说:“白天岸英穿,晚间你盖,都有份。”

1950年春,毛岸英跟随李克农访苏并当过翻译,此后又要求到基层。

1950年夏,他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

同年10月,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彭德怀,便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

随后,他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除了彭德怀等几人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当时,毛岸英等四人在木板房中。燃烧弹落下瞬间,形成上千度高温。有两人先后跳出后,木板房便化成灰烬。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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