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2日 - 刘少奇病逝河南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因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病逝，终年71岁。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原名渭璜，曾用名胡服。生于1898年11月24日。湖南宁乡人。青年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秋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安徽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参加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的领导工作。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930年3月出席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在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

长征途中，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代表，第三军园政治部主任。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6年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抗日战争初期领导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冬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

1945年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7年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朱德等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同年7月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着，空运到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添加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






附录

金钟：《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承友人赠送新书《刘少奇与新中国》，刘源着，并附DVD五张碟。这本书是同名电视片的文字说明（解说词）。作者说，该电视片二○○二年制作完成，这本书则经过多次修改而由香港大风出版社於去年出版，今年再版，公开发行。

四十年前的文革，是以打倒刘少奇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刘是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发动文革定刘为最大的走资派， “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九六七年开始挨斗、禁闭，终於一九六九年秘密死於河南开封。刘少奇的子女好几个，命运各异，惟小儿子刘源成为今日的红色接班人。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刘源，在文革中有过被拘押、下放农村、劳改、入狱、当工人的遭遇。文革后，毕业於北师大历史系，在河南从政，自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副省长。一九九二年转入武警部队，一九九八年任武警副政委，二○○○年授中将衔，二○○三年任总后勤部副政委，二○○五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已是主导中共军事研究的高级将领。

因此，从刘少奇到刘源，便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传奇，而蕴含着值得探索的迷藏。令我最好奇者，莫过於毛刘矛盾真相和刘源怎样继承父辈的“遗产”？这部电视片由刘少奇的爱子和爱妻主打，现身作证，应该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描述刘少奇夫妇六一年回乡经历

花了点工夫，看完五张DVD.这套政论片全面地为刘少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首先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入手，指出刘是最忠实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成熟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方针，从提出“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证明刘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要二、三十年时间的主张，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是符合马列经典的。继而谈到刘少奇在主持制定一九五四年宪法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贡献，奠定法制基础，主张阶级合作，以人民内部矛盾代替阶级斗争。

有了这样的铺垫，毛刘的分歧便逐渐展开，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后的分道扬镳。值得肯定的是，刘源没有回避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初期，刘也头脑发热，说超过英国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够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时，他也附合毛，主持批斗会。但是，事实教训了刘，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处。也是刘源书中最有价值的部份。

刘源详细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回故乡湖南作长达四十四天的调查经过。利用了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和访问倖存的当事人。经过大饥荒洗劫的故乡，令这位共产党领袖动了恻隐之心，他下榻养猪场的弃房。与数百人个别谈话，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他看到包括亲戚在内的乡亲们的悲惨，“无奈地看着姐姐一家，几乎没有说话。”他向乡民们道歉，甚至要他们将这次的教训“刻成碑、记上账、传给子孙，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位七十岁老农的话，令他刻骨铭心：“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弃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亲口转述的。

可以对照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乡韶山。那时，饥荒已经蔓延，彭德怀也回湖南作过调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坟、畅游水库，和少先队员合影等节目，写了一首七律，豪情万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丝毫万民已陷绝境的感觉。当然不是不知情。毛从韶山上庐山，毫不留情地将忧民如焚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中毛的“阳谋”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被史家们认为是毛刘分歧的公开化。刘源在影片中作了进一步披露。根据史载：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是中央委託刘起草的，可是在会前一天，毛提出，报告已印发，就不必念了，要刘在会上另作发言“放开讲一讲”。刘立即退席，表示要作准备。查阅《刘少奇选集》，可以看到关於七千人大会刘的报告及讲话各一篇。报告近五万字，讲话一万七千字。仔细研读，发现二者大有玄妙。报告是一篇标准的党八股，按照正统格式，形势任务，成绩缺点，条分缕析。维护党和领袖的声誉，引用毛语录达六十次之多。所谓教训、不足之处，用词皆极谨慎。显然，有庐山会议的前车之鑑，刘不敢冒犯毛。

然而，那篇遵毛之嘱，“放开讲”的讲话，却逆了“龙鳞”（李志绥语），只引毛语三次。刘讲话中，有两处，毛一定十分恼怒。一是他引老农的话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二是，否定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当作口头禅的公式），说错误可能比三个指头还多。——这两说，直接冲击了毛倡导的、延用至今的金科玉律。影片有纪录七千人大会的画面。我们清楚看到毛在刘讲话时，用手指沾口水翻阅文件，脸色很难看。

然后是毛的讲话。此文可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查到，毛虽然也空空地说了两句自我批评的话，也讲了些要民主、实事求是的大话，但更重要的是在维护“三面红旗”，说反对“三面红旗”的是外国帝修反。要下面各级都检查，并警告不准组织秘密集团。语气严厉，居高临下。在毛讲话之前，林彪作了一个肉麻地吹捧毛的即席发言，把大跃进的灾难形容成必须的“付学费”，说毛主席总是对的——和大会的反省气氛背道而驰。但毛竟然当场对林的讲话予以肯定，还要发至全国。

可见，刘少奇讲实话是中了毛的“阳谋”，虽然，在大会大多数的压力下，毛不敢像收拾彭德怀那样即时搞掉刘，他还要借刘之力收拾大灾难造成的残局，但这笔账他是记下了。文革中，六七年二月毛对阿尔巴尼亚巴卢库吐露了真情，他说七千人大会已看出苗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然而，数千万人死於“三面红旗”之下，这是毛内心去不了的结子。因此，最后打倒刘少奇也只好用“叛徒、内奸、工贼”之名义，不用路线分歧作罪名。

刘源主张防左反右的中庸之道

刘少奇平反已经二十多年，今天怎样看毛刘的分歧？刘源有一个回答。他在“作者的话”中概括地谈到毛刘的区别：

他说，毛追求的是农业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不择手段。从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出发，搞到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无论如何不能说服人。”刘少奇则是“实事求是，更多来自一线工作的具体实践、经济要运转、人民要吃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在最后一章，更肯定“刘少奇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前副总理谷牧还说：“今天所讲的所做的许多事情，是从他（刘少奇）那里开始的！”刘源特地把王小强一九七九年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作为后记收入书内，以凸显刘与毛的分歧。

但刘源没有把毛刘分歧对抗化。他说，“从刘少奇发动和领导的四清运动，从一次又一次真诚检讨”右“，一次又一次真诚地希望跟上毛泽东”，可以看到刘不是向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投降，仍然是“卷旗不缴枪”的坚定政治信仰。他说这样才能理解为甚么刘“从来不反对毛泽东”，为甚么党内对毛的家长作风一再迁就、姑息直到酿成文革。

“卷旗不缴枪”之说，刘源称乃王小强“对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解”。他认为毛从反右到文革，继续革命，最后还是要“起用邓小平、欢迎尼克松”；而刘少奇搞了 “三自一包”，“经济刚刚恢复，马上发动四清运动。”他说，毛“出於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才得出判断，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根子在党内走资派，必须发动群众造反。”

总之，刘源认为毛刘都有“绝不投降的坚定信仰”，因此，他讚赏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他认为“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后，共产党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不抓强国，单讲富民，注定走不了多远。”中国面对全球化，“组建大企业集团，振兴军工和战略产业，是生死存亡的紧迫任务。”是“卷旗不缴枪的标志性体现。”

刘源提出一个“左右适度的中庸之道”的理想模式，左右开弓，既防“左”又反“右”，为的是防止左如文革，右如苏东解体的“大灾难”！

毛刘对大饥荒态度的分歧

可以相信，这种构思，有相当的代表性，由刘源这样坦白而通俗地表达出来，也很难得。但仍掩饰不了当局者迷的侷限与贫乏。

首先，他把这种构思的来源，建立在毛刘治国的等量齐观的评价上，已违背历史真实。他指出刘少奇也有左的一面，不断紧跟毛的一面。诚然不错。犹记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中共高层人物在批斗彭德怀时的表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陶铸等“正派”角色，丑态毕露，令人吃惊。（尤以刘宣称他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那段话令李锐感慨万分）。这显示，中共早已不是甚么奉行民主集中制、为真理而奋斗的政党，而是一个高度封建性质的专制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毛刘是一丘之貉未尝不可。但是，历史是可以具体分析的，历史人物的功过也是可以具体考证的。不必援引史家们大量的资料，仅以刘源此书所指刘少奇两大左倾为例，一是附合大跃进超英赶美之说词，二是四清运动。

前者可以归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类（虽然，非洲落后国家的执政党也不会如此胡搞乱来）。姑且，也可以谅解始作俑者毛的狂热。但是当大跃进引致大饥荒、饿殍遍野时，还在维护错误的决策，甚至把党内高干的反省进言，打为反党，进而置於死地，这就是不可原谅的罪行。毛就是这样的罪人。刘却不是。刘源的这部影片是证明。当刘发现大跃进政策确实错了，他有痛苦的反省，而且有七千人大会的公开检讨。而毛至死，对“三面红旗”不仅不认错，而且以此为划定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据之一，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

四清运动并非刘少奇之罪

说到“四清”。有人说是文革预演，有人说是矛头对下不对上。刘源也承认，那时搞干部的“多吃多占”，比之今天的贪污腐败，恐怕是“小巫见大魔”。刘少奇夫妇搞四清，何以那样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以为是值得推敲的。他要“跟上毛泽东”——这应是合理的推测。据高华教授的研究，四清运动源起於毛对大饥荒原因的解释——阶级斗争。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下去调查，回到北京只敢在妻子面前痛哭，不敢直报中央。毛对信阳事件的批示是：出乱子（死人）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要开展阶级斗争夺权。从一九六○年起，毛对农村的饥荒一直以“坏人破坏”作盾牌，六二年九月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六三年的“前十条”号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正式提出“四清”，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怎么能说“四清”是刘少奇发动的呢？

在毛已经和林彪结盟，准备推行军事独裁专政的大趋势下，高层已纷纷从大跃进失败的让步政策中转向，周恩来最滑头，在饥荒最严重时，代中央下文称饥荒原因是 “封建势力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的破坏性的报复”。刘却直到六四年十二月还坚持把四清的阶级斗争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因而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在政治局会上，毛拿宪法党章和刘闹场。因此，在六五年“四清”后期刘才加大左倾力度，这诚然为了自保，却明显因毛的压力所致。

一九九八年，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刘源曾有文章披露毛刘分歧真相，包括刘见毛，力陈“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样重要的事实。

为甚么七年之后，刘源制作电视片又出书，对刘少奇的评述，竟倒退到和一个流氓皇帝平分秋色的地步？一部中国当代史还有何公平可言？刘对捧毛上神台诚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自古到今，中国人不是崇尚大节、晚节吗？刘从大跃进失败，千百万人因中共政策而饿毙的血的教训中醒悟，摆脱极左教条，救民於水火之中，而终为独夫所害。这是大节，也是晚节。他从六一年到六九年，这最后的八年是值得国人和史家怀念的。他的功绩不在赵紫阳六四反对镇压之下。

杀父之仇：过时的观念？

最后，我想到一个传统观念，似乎可以一议。中国的章回小说常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描写，不知道现代伦理学家们作何评论，但确实知道共产党是很在乎这一条的，至少以前他们有规定：父被镇压者，不得入党入团。中共鼓励“大义灭亲”也尽人皆知，在毛时代可能每个家庭都有这类故事，至少划清界限，那是在所难免。亲人反目，同室操戈的血与泪，记忆犹新。今天，人们厌恶、痛心那段历史，是人性的复归。

刘源在刘少奇纪念碑揭幕上，打着伞流泪的镜头，一家人在海上抛撒刘少奇骨灰时的悲恸场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感到这些王族的遗属们，也有一份常人的感情，而不是像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的铁石心肠，他们看着妻子被关押，兄弟被处决，而在斯大林面前不动声色。

刘源和他母亲王光美毕竟知道许多高层内幕，他在书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初，父亲大病初愈，对我们讲了很多话。其中两次提到，”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我一直在猜度他那时的心境。”（第二○一页）那时刘源十五岁，未必成熟，可其父是对家人讲话，这些“很多话”是甚么？有没有记下来？“让刘少奇的那些真知卓见，从尘封的档案中走出来。”没有。刘的心境为何，也没有交待。“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这句话却成为这本书的包装句子。

令人费解。六六年初，毛林已经磨刀霍霍开始下手了。罗瑞卿已两次跳楼自杀。刘少奇还不知道国运日危风暴将临吗？哪里还有他十年机会？从刘源这本书（这套电视片）实在看不出对国之大恶的独裁者有一点“嫉恶如仇”的影子，即使按中共规格评论历史，也“放水”太多。读读邓小平一九八○年论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吧，至少可以大大方方批点一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吧。没有。究竟是迂迥战术呢？还是外人的要求过高？

“太子党”是人们多年的话题。五十五岁的刘源是正宗的前太子爷。他可能没有许多太子党那样跋扈与贪婪，他也没有理由成为一个“修养”到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的惨死，实在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奇冤，其涵义，远超越一个家庭的悲剧，那是一位“共和国”的元首被蓄意谋杀……刘源理应成为一位当代中国伦理价值的指标性人物。然而，在成千上万被毛整得九死一生的中共干部仍然匍匐在毛已贬值的淫威之下，在物欲横流、道义沦丧的国情中，刘源恐怕也只能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庸指标。